同情托派，险被整肃
1925年l1月，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批学生的蒋经国，来到了莫斯科，这一年他仅仅15岁。
来到莫斯科学习前，蒋经国在国内曾断断续续上过两年中学，为何到了莫斯科就一下子成了大学生？说起来，蒋经国能够取得这个资格几乎是再简单不过了的事了。当然这里面必须刨除他那个在广州身居高位的父亲——蒋介石。苏联方面只凭一纸报表和蒋经国在上海和北京上学时的光荣历史，就足以让他上这个大学了。据说，蒋经国在上海读中学时，因为参加反帝游行被学校开除；后又转到北京读书，又因为参加反对北京政府的游行而被逮捕仅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蒋经国的“革命经历”还真是丰富。只不过，在莫斯科这所大学里，蒋经国要学的已经不是中学的基础知识，而是莫测高深的革命理论和让不少人望而生畏的俄文。
与蒋经国同年级的许多人物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人物。比如第一任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后来做了国民党理论家的任卓宣，第一任中国共青团书记、中共中央指定做指导员带队来中lJI大学学习的俞秀松，曾经做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邓小平也曾是蒋经国同窗。其他如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当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都曾在这所大学学习过。
从档案记载上来看，在中山大学的两年里，蒋经国也算得上是学校里最活跃的分丁之一了。据不完全统计，蒋经国这两年里在学校里担任的各种课内课外职务，至少有10个之多。仅从1926年11月的一个登记表来看，蒋经国当时一下子就兼了7个职务，包括俱乐部书记兼副主席、俱乐部政治委员会主席、搜集中国情报委员会委员、活报组副组长、少共委员、第十一班俄文书记等。但是蒋经国的活跃，与中山大学里面那些国民党学生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时国共两党正在亲密合作之中，中山大学也不例外，从学校名称到学生成分，都是服从于国共合作的实际需要的。所以，学生当中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学生，国共两党在学校中也设有专门的合作机构。即便如此，国共两党学生中间还是存在着矛盾，相互之间并不十分融洽，各有各的圈子。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照理应当与国民党学生的联系最多、关系最好。可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蒋经国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凡事总站在共产党学生这一边。他的朋友也多是共产党或共青团里的人，如与他关系密切的俞秀松、卢贻松等人。这利青况突出地反映出他这时在思想上受革命影响之深。
像当时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由于思想上极端活跃，对革命运动又充满热情，蒋经国在学校中表现得相当激进。蒋介石1927年公然发动“四·一二”事变，公然捕杀共产党人，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蒋经国的不满。他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和学校里宣布，坚决断绝同蒋介石的父子关系。不仅如此，当前苏联党内围绕着中国革命等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激进反对派之后，蒋经国竟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这种争论之中，同情起反对派的观点来了。好在当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反对派还没有成为被整肃的正式对象，学校中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中国学生也还没有被前苏联专政机关列入黑名单。后来，蒋经国多次参与过同情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的集会和活动。幸亏俞秀松警觉到蒋经国的这种倾向性，及时地阻止了他。而且，当校方拟定毕业深造名单时，参加推荐人员的俞秀松又极力举荐了蒋经国。这样，当前苏联党内的反对派开始成为被整肃对象时，蒋经国已经从中山大学转往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深造去了。
乱开玩笑．惹祸上身
虽然，蒋经国没有被当成托派分子或者托派同情分子被整肃，却没有能够逃脱“江浙同乡会”事件。追根溯源，“江浙同乡会”事件是1927年暑假，他在炮兵学校野营军训结束时的几句玩笑话引起的。当时，中山大学这一届学生已经毕业，也都已知道了自己的去向，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由于中国学生的乡土观念一向较重，对俄国饭又总是不很适应，因此，每逢节假日，这些江浙来的老乡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热闹热闹。这回军训结束，大家要分开了，难免有些恋恋不舍，因此又聚在一起聊天叙旧。
谈话当中，不知谁提到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生活费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费较少，三校的同学于是都抱怨说：“中国饭吃不上了！”卢贻松心直口快，当场拍胸脯说：“只要我们领的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国饭是有希望的。”蒋经国和屈武也很仗义地主动附议说：“假若这两校发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这对三校的同学当然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了。当即，一位炮校的同学就提议：“好罢，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出来，我们去吃饭好了。”就这样，“储金互助会”的这个玩笑，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以致大家分手后也还不断地提到它。9月初，炮校同学刚入校不久，就由黄仲美等人写信给卢贻松，要后者“交会费”。卢贻松把信拿给蒋经国看，在复信中也开玩笑称：“‘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的通过正要去莫斯科的李翔梧将钱带了过去。这边步校的同学得知后，也毫不客气地马上写信给炮校同学，嚷嚷着要吃中国饭，信上说的也是玩笑话：“你们的名誉会员已经缴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但现在究竟怎样，还未得分文，实在焦灼得很。” 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谁想到它很快就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山大学的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不引起一些非议。碰上有些人组织观念和阶级斗争的弦儿又绷得特别紧，事情就渐渐有些麻烦了。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除了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以外，怎么还能有什么自行组织的小组织。何况这个小组织中有一个人还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蒋介石的儿子。 事情在11月底发生了急转直下的改变。当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到前苏联，并负责解决早就盛传的中大学生中存在的派别问题。在对学生中间的派别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了解之后，向忠发又通过共产国际找到了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伯乌）中负责收集中国方面情报的郑家康，想了解些更尖端的情况。想不到，一下子竟弄出了一个大案子。
郑家康的老婆安娥正好也在中山大学上学，中大里面的事情，自然全都在郑的视线之内。他早就得知了这个“储金互助会”的消息，并一直在怀疑着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证据。既然向忠发代表组织来了解情况，郑家康自然认为应当把他的怀疑让向忠发知道。因此，他很神秘地告诉向忠发说，中国学生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派别倾向，而且还存在着秘密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叫“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一个秘密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者，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 在共产党里搞秘密组织，这还得了！向忠发听说之后深感问题重大。他当即严肃地提醒郑：“不要告诉别人，每个忠实的党员都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交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急忙赶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说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多大重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他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相帮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何况这些学生已经毕业，有各自的军事院校负责管理，用不着共产国际东方部来操心。东方部本身的事还忙不过来呢，没有谁考虑过要为向忠发的要求而改变一下东方部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向忠发随后又率团去了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件事自然拖了下来。 蒋经国等人此时当然对此还一无所知，照1日开他们的玩笑，发他们的牢骚，对一些事情照样毫无顾忌地评头品足，其胆子之大，有时也真让人吃惊。像1928年1月，东方大学中国（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迫使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学的问题。这次的事情，本来与蒋经国他们无关，因为他们或者远在列宁格勒，或者在莫斯科郊外的军校里，并没有人直接参与其中，但就是因为他们早对俄国学校的教学方式不满，再加上无所顾忌，因此，事情一发生，他们就同声附和，并聚在一起饮酒“祝胜”。在步校的朱茂榛甚至还认为事情闹得不够大，他直截了当地写信给蒋经国，对事情很快收场表示不解气，说：“东大风潮扩大，大家都到共产国际去示威，共产国际因恐慌都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在此运动中，军事班只有曾肇时一人指导，政治班内指导人以后都软化动摇了！当着中央委员会告诉他们不要再闹，他们真正就不作声。真是笑话！”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举动早就被一些人盯在眼里了。 事态严重蒋经国成了“中央总书记”
东大学潮是外国学生在莫斯科集体闹事的头一遭。为平息这次事件，共产国际东方部颇费了一些脑筋，最后还是请刚刚回到莫斯科的向忠发出面，才将事情暂时平息下来了。这件事不能不引起东方部领导人对中国学生的不满和警惕。向忠发一个月前的要求，自然引起了重视。再加上向忠发很快得知蒋经国等人在列宁格勒的举动，找到米夫，强烈要求调查中国学生中间的小组织问题，米夫再没有理由拒绝和敷衍。事情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既然认为这个“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是个秘密小组织，那么自然要找格伯乌帮助。格伯乌一上来就开始秘密检查蒋经国等人的来往信件。这一检查不要紧，真找出了不少证据。20天之后，格伯乌第五部负责调查此事的米利斯通知米夫说，这个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还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证据就是蒋经国等人关于出钱吃饭问题的那几封信。尽管信中关于“章程”、“会费”、“名誉会员”之类的说法颇让人费解，但联共（布）党也搞过多年地下斗争和秘密工作，谁还不知道秘密通讯需要用暗语？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米夫有点儿沉不住气了。
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动员中大里的党员干部协助查清此一组织的情况，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这种事是保不了密的，校园里一下子就像开了锅似的，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即王明）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由于学校里与蒋经国等上届江浙同学关系好的同学还不少，许多与此有些关联的学生对陈绍禹的说法立即表示出强烈不满，学生间原有的矛盾和积怨迅速白热化起来。眼看中大乱成了一锅粥，向忠发亲自赶到学校来，声色俱厉地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个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党以及联共（布）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对于这件事今后再不许有什么怀疑，“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事情已经到了要枪毙人的地步，谁还敢出来理论呢？形势一下子对蒋经国等人，以及与他们多少有些牵连的中大学生，变得极端不利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格伯乌就这件事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3月24日，格伯乌的米利斯就对“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书面报告。报告称，经查实：“江浙同乡会”至少有成员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等。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等，并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等。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十分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这22个人予以逮捕。一周之后，米利斯的调查报告又有新的进展。据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他们进一步调查所得出的结果，至少可以认为，有111-130名中国学生参与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他们已经收到了130份各种揭发检举的材料。当然，他们认为，这多数中国学生还是教育问题，关键是8名首要分子必须严惩。他们是：蒋经国（中央总书记）、朱务善、朱代杰、卢贻松、刘仁寿、黄仲美、周策、陈启科。
与一周前的结论相比，米利斯关于“江浙同乡会”首要分子的名单里引入注目地少了俞秀松和周达明两人。在这些江浙同学当中，俞秀松和周达明是最年长、党龄最长也是历史上担任党内职务最高者，照理说，如果有这么一个秘密组织，再怎么轮，也轮不到这时年仅17岁的蒋经国来做领袖。可是，米利斯反复核对各种材料，始终找不到关于俞秀松等参与“江浙同乡会”的直接证据。相反，他们能够找到、并且真正可以作为证据的那些信件，大部分不是蒋经国写的，就是写给蒋经国的。
“如何蒋经国做首领呢？”向忠发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对这一颇令人生疑的现象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上由其母亲名义上供给了七次之多。”尽管蒋经国已经公开宣布与蒋介石断绝了父子关系，但是，向忠发并不相信这一点，况且许多揭发材料都坚持认为，蒋经国实际上仍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既然继续从母亲那里取得经济上的资助，不就等于从父亲蒋介石那里取得资助一样吗？向忠发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由其母亲名义”的语意含混的措辞，其潜台词是很明显的。
是枪毙还是除名？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听取格伯乌说明调查取证的情况。格伯乌代表明确提出了一个12人的名单，包括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土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断定这12名军校学生都是“江浙同乡会”的骨干。在紧接着举行的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
(1)开除蒋经国等12人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4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2)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中共代表团联名写信给列宁学院党部，请其对俞秀松、周达明等中国学生进行审查。
有关“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很快反映到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那里。在一次会议的休息期间，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特别就格伯乌所说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一事问米夫说：“你相信吗？”
没有人知道布哈林在这里做了哪些工作，可以肯定的只是，四方会议决定的开除12个中国军校学生的决议，在执行时走了样。尽管蒋经国发现他的行动已经受到某种限制，请假外出都要经过特殊的批准，事实上已被软禁，但在他的朋友多半都被迫离开了军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发出除名通知。并且，米夫很快就停止了对“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工作。等到两个多月后的6月26日，眼看中大内部围绕着这一事件掀起的风波总也平息不下来，米夫干脆亲自宣布说，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处理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小组织已经不存在了，本校也没有他们的会员，同学们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了，应当着手改善过于紧张的同志关系。
1928年5、6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紧接着又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实在无力顾及”江浙同乡会”问题。’但中共六大一结束，刚刚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团作了一个报告，宣布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这个消息在代表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几乎所有人都主张要“严重调查确实”，然后将这些小组织分子“一个一个地铲除出去”。有人更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唯一的领袖——枪决；二等领袖——坐格伯乌；三等分子——放逐；四等分子——用教育的方法训练他。
这里所谓“唯一的领袖”，很显然指的就是蒋经国。根据会议记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与会者对于如伺处理蒋经国没有布哈林那么多的顾虑。会上有人公开喊：“这样的人（指蒋经国）顾惜什么？”而中共代表团在与中山大学党部领导人进一步核实情况时，党部陈道原、李甜如的反应同样激烈。他们坚持说：“中共代表团不将江浙同乡会根本解决了，则对党的前途非常危险。首领应当抢决，活动分子应开除。”
主张严惩“江浙同乡会”成员，枪毙蒋经国的意见，在中共方面几乎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甚至不在意共产国际的看法有了怎么样的转变。即使在向忠发等中共领导人回国之后，继续留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仍旧坚持这样的意见。仅仅是因为联共（布）中央的干预，蒋经国等人的命运才开始出现了一线转机。6月29日，已经遭到开除的中国学生陈启科、左权、胡世杰、尤赤、郭景纯等联名写信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冤情。7月间，这些学生又几度前往克里姆林宫，直接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他们没有能够见到斯大林，但见到了联共（布）中央监委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鉴于布哈林对前此格伯乌的调查已经提出了疑问，联共（布）监委迅速组织共产国际、格伯乌、苏联军委和中共代表团四方开会，并调集了所有材料，重新审查这一事件。在经过几周的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联共（布）监委推翻了格伯乌前此的调查结论，并否定了中共代表团所坚持的意见。中共代表团几经争辩没有结果之后，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原先的处理意见。
9月初，中共代表团同意不再利用此前一切有关材料在中国学生中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并不再考虑对有关人员进行严厉处罚。但是，中共代表团坚持：第一、不能否认“江浙同乡会”存在过的事实；第二、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这种组织的发展前途有不只限于互助同乡的性质，而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第三、对其成员，在教育办法不足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从此，再没有人去讨论要不要枪毙蒋经国的问题了。这一次的危险如果不是蒋经国一生中经历的最危险的一件事，至少也是他旅苏生活中最危险的经历。也许是蒋经国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在他所写的旅苏生活的种种日记和回忆中，他对自己在“江浙同乡会”事件中险些丢了性命的情况只字未提。不妨猜测一下，他可能又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幸运地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