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铎，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留法勤工俭学，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由于他在苏联期间的杰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光辉战绩，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及三枚奖章。1953年回国后，唐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少年梦想 志在飞行
1918年春，刚刚附小毕业的唐铎经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介绍，来到蔡和森组织的青少年学生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1919年春夏之交，蔡和森又把唐铎等几位同学接到北京，经过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介绍，进入北京大学赴法勤工俭学班深造，1920年与赴世炎等青少年赴法留学。1921年10月13日，法国当局以“过激分子”，“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将唐铎等一批人强行遣送回国。
回国之后，唐铎辗转来到了广州。他先去找到了他的同乡谭延闽。谭为了网罗和扩大个人势力，要他去“湘军”当军官。唐铎打定主意，向谭表示了要学习飞行技术的决心，谭将唐铎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杨仙逸见到唐铎后，高兴地鼓励唐铎说：“你从上海奔来广州，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杨仙逸还对唐铎说：“现时，在航空局属下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要学习飞行，可到这个厂里先当实习生。不久，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那时，你再去学习飞行。”唐铎说：“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干！”就这样，唐铎于1923年春天进入飞机制造厂，当了一名实习生。 来到飞机制造厂不久，杨仙逸在大沙头与飞行人员合作，用从国外购买来的部『牛及设备，自行装备配置成了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那天，唐铎亲眼看到孙中山与宋庆龄前来参加试飞仪式。那架飞机有两个座位，起飞之前，孙中山大声问道：“在场的诸君，谁愿登机试飞？”可是全场肃静，无人回应。孙先生环视众人一圈后，突然，站在他身旁的宋庆龄女士，出入意料地向前走了几步，面对着孙中山沉静而又坚定地说：“我愿意。”孙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飞行员黄光锐走上前去，给宋庆龄戴上飞行帽和眼镜。宋庆龄大方地走上飞机。当飞机安全着陆后，大家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热烈鼓掌，庆祝试飞成功。这次试飞的观感，给了唐铎以极大的鼓舞。
1924年3、4月间，在飞机制造厂内，曾有过广泛发展国民党员的活动。唐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有所了解和认识。所以加入了国民党。同年9月，孙中山决定成立一所军事飞机学校，培养军事航空人才。校址就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附近。因为这所学校规模小，存在时间短，只招收过两期学员，所以，很少为世人所知。但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创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摇篮。第一期学员共有 10人，包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刘六、冯旬等，还有王勋（又名王叔铭，后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还包括从飞机制造厂选派来的3名实习生，唐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在这所学校学习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学会了单独驾驶飞机腾空飞行。在此期间，唐铎还亲身经历了东征陈炯明、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沙基惨案以及廖仲恺遇刺等重大历史事件。
1925年夏末，唐铎毕业在即，这时，学校的党代表、中共党员刘云告诉了他一个喜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已决定选派唐铎等几名毕业生去苏联继续深造。8月底，在刘云和苏联顾问李靡的带领下，唐铎等一行6人，从广州乘轮船到了上海，后乘坐俄国商船，越过西伯利亚，奔向莫斯科。
驾机领飞红场阅兵
经过长途旅行，唐铎与刘云、王勋等人到达莫斯科。随后，苏联当局决定，唐铎他们先去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他们本来预计学习半年或一年，就要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但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苏联建设的发展，他们的整个生活、习惯、语言、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唐铎一直在苏联红色空军的院校或部队学习、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而此时则仅仅是这个漫长岁月的开端。
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是一所具有浓重的国际主义色彩的学校，除了苏联青年之外，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印度、阿富汗、波斯的青年学员。由中国派去的学员，除唐铎、刘云、王勋等人外，还有冯玉祥派去的郭允恭、石友信等人。唐铎生活在这些不同肤色的同学、战友之中，逐步学会了驾驶安里奥式、布马式等3、4种飞机的驾驶技术。1 927年春天，唐铎从空军第二飞行学校毕业后，又被派到图拉省的谢尔普霍夫城一所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主要学习驾驶战斗机进行空战的技术。通过学习，唐铎进一步掌握了战斗机的驾驶和空中格斗技术。 唐铎在谢尔普霍夫苏联空军战斗学校学习不久，国内传来了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苏联政府向中国留苏人员宣布：蒋介石政府拍来电报，要中国留苏人员一律限期回国去南京报到。苏联政府还宣布：中国学生愿意回国，绝不挽留；不愿回国，可以继续深造。唐铎反复思虑着，最后决定留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刘云。刘云这时已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他依然关心着唐铎。在听了唐铎的表白之后，他感到非常高兴。就这样，唐铎留在空中战斗学校继续学习，到1928年底，取得了毕业证书，并被授予了苏联空军中尉军衔。
1929年初，苏联学校领导又通知他，进入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去学习。唐铎在学校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两大类：一类是偏重理论的，如射击原理、射击武器、轰炸武器、瞄准器等设备的构造、原理、使用、维修技术等；二类是偏重实践的，如空中侦察、空中照像、空中通讯、空中射击、空中轰炸等。1929年8月，唐铎从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当了一名中尉飞行员。
唐铎所在大队的大队长是一位空军英雄，不仅精通飞行、作战技术，还很有理论头脑。有一天，空战训练后，这位大队长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喂，唐铎同志，你到空军部队之后，首先应当做什么？”唐铎满有信心地说：“首先是积极参加训练，熟悉飞机性能。”大队长直率地说：“不对。首先应当理解我们这支部队担负的任务是什么，了解上级领导的意图。”接着，他找唐铎和其他几个新到的飞行员，进行专门谈话，交待任务，说明空六旅属于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指挥。这对唐铎来说，当然感觉是很新鲜的事了。唐铎在苏联空军部队进行了更加艰巨、复杂的飞行训练，如：空中射击、投弹、测量、跳伞等等；夜间，则借助跑道两侧点燃的火堆光亮，进行起飞和降落。难度更大的是进行穿云下降，看仪表着陆的训练。做这种训练须全神贯注，观察各种航空仪表的指示器，通过仪表数据计算来判断飞机的航迹和姿态，操纵飞机降落。
唐铎在空六旅第十八航空大队服务了三年后，领导上又派他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去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了无线电通讯原理，飞机上的无线电接收机的装置和操纵，无线电领航技术等课程。经过半年学习，唐铎回到了第十八航空大队。在领导的支持下，他采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了空中通讯联系，还使用无线电领航技术。这些技术唐铎运用娴熟，受到了旅首长的表扬。不久，他就被授予苏联空军上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空军上尉通讯主任。
1933年8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红色空军诞生15周年，规定这一天为苏联红色空军节。唐铎同战友们在这一天举行了首次庆祝会，在会上旅首长传达了一项振奋人心的消息：空六旅将派出部分飞机，在十月革命节16周年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由于唐铎飞行技术熟练，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过硬，旅首长命令他担任长机驾驶员，作为100多架飞机的排头兵，飞在最前面。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临到十月革命节前夕，唐铎随同旅长、大队长和战友们从斯摩棱斯克飞到莫斯科机场，进行编队。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第16个十月革命节终于来到了。那一天清晨，唐铎迎着朝阳，驾驶着P-5型飞机，带领100架银燕轰鸣着飞上了湛蓝的天空。当他们飞越红场上空时，清晰地看到了红旗的海洋、雄伟的克里姆林宫、还有那玉带般缓缓流淌的莫斯科河。唐铎还仿佛感觉到了斯大林微笑着，向着空中的银燕挥手致意。那天午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设宴招待了全体飞行人员和一些重要来宾。唐铎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站着举杯向在座的飞行员和客人们致意，表示节日的祝贺。这次接见，给唐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空中斩敌九死一生
苏德战争开始不久，担任强击机部队中队长职务的唐铎，接受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攻击敌人的野战机场。他带领4架强击机超低空出航，在大约16公里的距离上最先看到敌野战机场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的远方。4架飞机加大油门增速，突然冲进敌机场。空中搏斗中，几十架敌机被炸毁，唐铎中队一战成名。
苏联红军转入反攻以后，唐铎升任飞行大队长，在支援地面部队向第聂伯河地区进军的作战中，又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这年冬天，唐铎带领8架飞机，在顺利完成轰炸任务后的返航途中，看到一队敌军正在过浮桥。敌人一发现飞机，连棉军服都顾不得脱下，都跳进水里去了。不巧的是，机群刚刚飞过渡口，唐铎看到自己的发动机上突然闪了两下火光，他并没有察觉发动机的工作不正常，就向前推驾驶杆使飞机下降，直到快要接近水面时，才感到操纵系统不灵，他费了好大劲才把飞机改成平飞状态。唐铎全神贯注保持飞机别失速坠地，同时细心地搜索着一块林间空地，找一块可以迫降的地方。经过一阵紧张的搜索，唐铎发现了山丘那边有一块盆地。正要迫降，突然发现那盆地上，德军坦克和载着步兵的汽车正在行驶着。怎么办？看来只有让飞机掉在长满树木的山丘上，反而安全些。飞机对正山丘下滑，落在一棵大树上，被飞机撞断的大树，发出一阵咔嚓的巨响。唐铎被猛甩了一阵子，当即失去了知觉……
苏醒过来后，遍体鳞伤的唐铎想宁死不当俘虏，他忍着伤痛往回走，每前进一步都要耗尽全身之力，走不动了就爬……经过三天的奋斗，也得助于农民的无私帮助，唐铎终于回到自己的机场。飞行团里的人都以为他牺牲了。团司令部的“作战日志”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大队长唐铎失踪”。全大队的战友们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人间了，按照习惯把他的遗物全分光了，留作永久的纪念。唐铎奇迹般的活着回来了，没过多久，又驾驶战鹰翱翔在蓝天上。
1944年7月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协同作战，解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战斗打响了。唐铎所在的强击机团接受了突击阻碍己方主攻部队前进方向上的敌坦克集群，以保障地面部队顺利向前推进的任务。身为副团长的唐铎率领三个大队24架伊尔-10强击机，以大队纵队跟进的团编队队形，大机群超低空出航。当机群抵达第聂伯河上空时，遭遇德空军8架“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的阻击，唐铎指挥机群紧缩队形，严密组织对空火力，且战且进，使敌人的企图不但未能得逞，还被击落了两架飞机。
到达明斯克城郊，唐铎看到敌人的坦克群正向己方前沿部队发起猛烈的反击。他立即指挥第2大队在城门以南，第3大队在城门以北，以马路为界，分区域正面展开，自选目标，狠狠地攻击敌坦克。他自己带领第1大队8架飞机冲向敌人的预备队，用单机跟进圆圈队形，对敌坦克群轮番进行突击。第一圈单机跟进俯冲轰炸，颗颗反坦克弹在敌坦克群中爆炸，数十辆坦克顿变废铁。第二圈鱼贯进入打火箭，敌坦克车、汽车多辆爆炸开花，成一片火海。接着又多次进入，用机关枪“点射”，哪里有敌人，强击机就追到哪里。突然唐铎发现敌指挥官带领大批敌人仓惶逃跑。这时，他的机枪已经没有子弹了，他把飞机的高度飞得低低的，用螺旋桨把敌人的脑袋杀掉了一大片…．
有几个僚机飞行员也仿照唐铎的样子，用螺旋桨砍敌人的脑袋……这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消灭敌人数十辆坦克，仅唐铎自己就干掉10多辆，有力地配合第三方面军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由于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该团荣获“苏联近卫军”荣誉称号，唐铎荣获一枚列宁勋章。
报国拳拳赤子归乡
唐铎在苏联服役25年，为苏联空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荣获了许多的荣誉和奖赏。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唐铎提升为苏联空军的中校主任教官，无论从政治待遇到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说，条件都是优越的。但是，优越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待遇，依然抑制不住唐铎渴望回归祖国的强烈心愿。
早在赴苏学习之初，唐铎即打算经过一年半载学成就要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39年初，他曾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提出回国的要求，任弼时表示要唐铎坚持学习下去，先完成学业。任弼时说，现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你现在先把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空中战斗等项科学知识技术学到手，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极大的用武之地。
后来，直到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负责人刘亚楼、王弼等人，提出要求与唐铎见面。苏联国防部当即命令唐铎到莫斯科与他们会见。唐铎在与刘亚楼、王弼会面时，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也在座。刘亚楼对唐铎说：中国现在就快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组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了。中国已在苏联聘请大批专家，到时候，你唐铎同志要带这批苏联专家一同回国工作。唐铎满心高兴地答应说：“好！”这次会见之后，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令唐铎回原部队工作，并说，回国一事，等候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唐铎的一些同学、同事，被派往中国担任各种顾问，而唯独没有他。唐铎坐立不安，焦急万分。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多次请求回国。苏联国防部于1949年至1952年期间，曾三次召唤唐铎到莫斯科谈及回国问题，每次都答应他的要求，但令他先回原单位工作，等候通知。同时，他也写信给中国的常乾坤、王弼，请他们代他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要求调他回国。1953年3月，当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时，唐铎才终于被批准回中国工作。
当时，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李富春、蔡畅等，邀请唐铎到莫斯科苏维埃旅社会面，共进午餐。他们都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分别已经30多年了，在莫科相会，倍感亲切。他们向唐铎介绍了祖国情况和形势，对他回国表示热烈祝贺。1953年4月9日，唐铎怀着对苏联人民和他在空军的战友们依依惜别的心情，携同他的妻子唐瓦柳和两个儿子，告别了送行的领导和战友，开始了返回祖国的长途行程。
唐铎一家四口人动身时，苏联外交部曾以莫洛托夫外长的名义，电告中国政府，说唐铎同志已被派遣回国。同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将他们动身日期电告北京。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满洲里车站时，中共中央军委已派人前来接待，并一直护送他们到了北京，住进了军委总参招待所。这是1953年4月18日，唐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故乡。
唐铎一到北京，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要求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赖传珠、徐立清等接见了唐铎。他们给唐铎提出了两项工作，请他选择：一是到中央军委报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工作；一是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唐铎当即回答说：“听从组织决定。”因为哈军工正筹备创建急需懂得教学的专业人才，在陈赓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派唐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唐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4月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陈赓，带着唐铎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去中南海拜见了朱德总司令。陈赓把唐铎等人一一介绍给朱总司令后，就开始汇报建院工作。朱德听后非常满意，并勉励唐铎等人努力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也要发挥广大干部和学员的积极性，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把学院办成中国培养军事工程技术人才的熔炉。
从朱总司令办公室出来，陈赓又领唐铎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办公室，轻轻地敲开总理的房门。“这位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唐铎同志，今天来向总理报到，请总理指示！”陈赓恭恭敬敬地向周恩来同志作介绍。周恩来热情地拉着唐铎的手说：“欢迎你回来，唐铎同志。我们多次向苏联政府交涉，才把你要回来，希望你能把在苏联学到的航空知识和技术很好地传授给我们的年轻人，为建设人民空军做出贡献。”这次接见，对唐铎来说，无异于祖国对自己的欢迎、期待和鼓励。唐铎也正是带着祖国母亲的这种欢迎、期待和鼓励，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洪流的。
1953年5月11日，唐铎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献身精神，投入了学院，特别是空军工程系的创建工作。在唐铎主持下，空军工程系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包括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试验的教学大楼；组织建立了27个教研室和一支高质量的教学队伍；同空军、飞机制造厂建立了联系，打通了关系；引导全系成员开展了正规化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空军工程系在唐铎领导下，为我国空军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等6个专业。此外还为我国空军开办机务干部培训班，将各军、师、团的军械主任抽调到学院，由系里派优秀教员上课．加以培训，对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筹建设置了七科，即导弹原子弹专科，先由唐铎兼任科主任，到1959年，这个第七科就独立出去成立了七系即电机系。
这一时期，唐铎还运用他在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专业知识和长期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带领广大的干部师生，经10年艰苦奋斗，建起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空军工程系，使它成为军事工程学院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为祖国航空事业输送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今天，许多同志早已成为国防科技战线的骨干。唐铎为党的、人民的空军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革”蒙难雄鹰折翼
1964年4月，唐铎调任辽宁大学工作，担任了党委常委、副校长。正当唐铎热情满怀地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辽宁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事业的时刻，“文革”开始了。不久，他就遭到了林彪、康生的陷害。1 968年初，康生在接见辽宁大学两派“红卫兵”上访代表时，煽动说：你们要回学校闹革命，学校不是没有事做。唐铎是什么人那？康生暗示唐铎是“苏修特务”。这个消息传回沈阳，唐铎即被逮捕起来。从此，他被关押长达7年之久。
对林彪、康生的诬陷及种种倒行逆施，唐铎深恶痛绝，并进行了坚决的耳争。“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他的座右铭，他坚信事实真相一定会弄清楚，所以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无论采取怎样的“诱导”，怎样的逼供，他始终表示：“接受组织的审查，但我绝不是什么苏修特务。”他每天晚上都平卧在木板床上睡觉，早晚都用放风的20分钟跑步，然后用冷水擦洗全身，平时就在囚室中自己作甩手运动。他准备出狱之后，好以更加健康的体魄，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他对专案组工作人员及看守从不责怪，还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战斗故事给他们听，而把对他的批斗、打骂置之度外。他用他的一身革命正气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尊严和品德。
唐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向所有与唐铎接触过的人作了仔细的调查，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唐铎是什么“苏修特务”，反而证明，唐铎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工作从来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兢兢业业。1974年11月，唐铎被释放。1978年，党组织为唐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任命他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并当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5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唐铎激动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强健的身体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耍注意身体，要运动。运动就是生命。我75岁，每天早晨跑步，晚上跑步。我们的老同志更要注意身体，至少要看到社会主义强国，看到四化实现。”
1988年8月6日，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的政治评论员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的文章中，以“唐铎——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叶小舟”为标题，写道：“……在我随苏联国家记者协会代表团参观中国的辽宁大学时，我们有幸得知了这样一位中国人一已故辽宁大学副校长唐铎同志（1983年，唐铎因脑溢血不幸逝世）。”文章在介绍了唐铎同志的生平之后，继续写道：“我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不准备孤立地评论这位中国人的非凡命运和坎坷经历。但就广义来说，我生平还从未听说和看见过这样一个人的命运能与苏中关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如此鲜明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唐铎同志的生平业绩可说是苏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