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烈士纪念馆从建馆之曰起，就开始陈列赵尚志的事迹，但60多年来，却始终没找到一张赵尚志生前的照片。唯一的照片是从历史档案中查到的，那是赵尚志被杀害后，敌人为邀功而拍的一张烈士半身裸体照片。因此作为烈士事迹陈列中的英雄形象，展馆只能用画像替代。
2004年初，张甲洲烈士的长子张佳田先生来到烈士馆，查找一张上世纪60年代其家属送到馆里的照片。据他讲：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他的弟弟与工作组一起到巴彦开展工作，在本家的十爷家里看到一张老照片，是一张巴彦游击队创建时期的集体照，大约有20人。当时全家认为照片很珍贵，就派他姑姑送到烈士馆收藏。他分析说，这张照片中除张甲洲外还会有赵尚志。但我翻遍馆里所有照片档案，也没有查找到那张照片。
这年11月，烈士馆准备更新陈列，在翻洗烈士照片小样时，从张甲洲的底片袋里提出一张6时大的底片。原照片小样说明写的是，这是张甲洲在富锦中学与毕业生的合影。但底片洗出来后令我眼前一亮，这是我多次搞展览还从未见过的一张集体照，并不是我要的那张照片。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不会正是烈士家属要寻找的巴彦游击队的照片吧？！于是，我首先想到请张佳田认证。
此时，恰巧李龙（赵尚志的外甥）和赵俊清（《赵尚志传》的作者）来馆买书。我趁机请赵尚志的家属和这位研究赵尚志的专家来认证一下，这张照片中到底有没有赵尚志。听我讲了张甲洲家属寻找照片的经过和此片的出现后，赵俊清兴奋地说，照片中立者是当时任巴彦游击队队长的张甲洲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推测中坐者，那个个儿头小、手持马鞭的，从体貌特征和个性特点及国人排座次的习惯看，应该是时任参谋长的赵尚志；从时间上判断，可能是1932年8月打下巴彦县城时在照相馆拍的，从服装和背景看也相符。但这毕竟还是推测和判断。于是我让李龙拿着照片，请赵尚志的胞妹赵尚文辨认，得到了认可，后又得到赵尚志的战友李敏、李在德的首肯。
此时，正值赵尚志头骨在长春护国般若寺被发现，经过省内各方面专家的几次鉴定后，准备最后送北京国家公安部做颅像重合鉴定，因必须用本人照片与颅骨做颅像重合，正苦于没有赵尚志生前照片。于是，这张照片便和赵尚志被害后的照片与颅骨一起，被送到北京作鉴定。
2004年12月17日，国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运用“颅像重合”技术，对在长春般若寺发现的颅骨和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发现的照片及赵尚志被害后的照片进行了鉴定。鉴定书上这样写道： 经重合检验发现，送检颅骨可检验部分上的标志点和赵尚志烈士两张照片上的标志点、标志线均能重合在标准范围内，颅骨与照片的形态轮廓曲线一致，曲线间的距离（软组织厚度）在正常范围内，符合颅骨与照片出自同一人的条件。
赵尚志颅骨的发现和确认，为确认新发现的赵尚志照片提供了互证条件。有史学家的合理推测、亲属战友的认证和现代科学的鉴定，可以使这张乞今为止所见到的赵尚志生前唯一照片，毫无疑问地进行展示、陈列和宣传了。
然而，这张照片并没有得到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有人认为，这张照片是张甲洲学生时代的，并且是在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时与同学合影；也有人推测是同学们在演出一个戏剧后的合影。虽然说法不一，但共识是一个：照片里根本没有赵尚志。因为，赵尚志不会是这个形象，简直是个中学生，太不成熟了。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原来，2004年11月中旬，我给在北京的张佳田打电话请他认证照片。张佳田让我把照片交给他在哈尔滨的女儿张红妹转交给他。随后，张家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辨认、考证工作。
张佳田首先确认，这张照片是他们家捐给东北烈士纪念馆的照片之一，并且指出照片是1932年巴彦游击队时期的照片，照片中不仅有张甲洲、赵尚志，还有他的姑父陈模。
与此同时，张家又将照片交巴彦县党史研究室已退休的老主任梁宗仁考证，梁也认为这张照片中有赵尚志。随后，他们又找过李敏、王明贵、阎继哲等赵尚志生前战友辨认，这些人对照片上有赵尚志一致认同。可是，当署名姜国以《赵尚志照片70年后惊现》为题在《退休生活》上首先发表这张照片时，照片中所有人都被对号入座写上了名字，还在照片上面加了一行字：“巴彦抗日游击队攻占巴彦县城胜利后留影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以后又在各报刊媒体不断炒作。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让人们对这张照片产生了质疑：明显的电脑操作和出现公元纪年字样、以至有的抗联后代不承认错安的先辈名字。
这种不严肃、不慎重的历史研究态度，固然是公众对赵尚志照片产生质疑的重要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多年来我们对赵尚志的宣传和认识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使之成为一个历史符号。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赵尚志被描写成一个带有一定野性和匪气的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电视屏幕上的赵尚志更是满脸黑胡茬，戴着狗皮帽子，威风凛凛的草莽式英雄形象。其实，赵尚志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赵尚志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从赵俊清的《赵尚志传》中寻找出答案。赵尚志出生在农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父亲赵振铎前清中过秀才，一直从教。赵尚志6岁就开始跟父亲读书识字，接着上了官学堂，后因父亲组织清乡会背井离乡而失学。到哈尔滨后他干过杂役、信差等，但只要一有机会还是去求学。当他从《晨光》报上看到许公学校招生的消息后，立即复习并报考；在许公学校因组织学生会、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后，他又马上投考了黄埔军校。可以想见，赵尚志是个求知欲极强且身单力薄、矮小瘦弱的书生。他在投考黄埔军校时，因身高和体重都不够标准险些被拒之门外，是他的智慧、雄辩和执着感动了教官，才被破格录取的。由此再来看一下赵尚志在巴彦游击队时期的形象。1932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赵尚志刚刚23岁，到巴彦游击队时，他化名“李育才”，因年少个矮，但文武双全，因而被称为“小李先生”。在这支由北平返乡大学生组织的抗日队伍里，赵尚志任参谋长。
巴彦游击队的创建人张甲洲，巴彦县人，原为北大、清华的高材生。1932年4月，他同夏尚志（原籍大来，法学院学生）、张清林（原籍林甸，中国大学学生）、张文藻（原籍汤原，师范大学学生）、于天放（原籍呼兰，清华大学学生）、郑炳文（原籍拜泉，东京工业大学学生）等几名在北平的东北籍大学生回乡组织反日武装。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支持下，他们在张甲洲的家乡巴彦利用社会关系，联合民团、士绅、知识分子，于同年5月16日组成一支一二百人的反日队伍，名为巴彦抗日义勇军，张甲洲任总指挥。这支反日武装因领导层均为知识分子，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大学生队”。
在这支大学生抗日队伍中，赵尚志因懂军事很受张甲洲的倚重，也颇受战士的尊敬。8月30日，巴彦游击队联合其他反日武装攻占了巴彦县成，这是“九一八”后，由主要力量为中共领导的反日部队首次攻占县城的重要战例。攻城战斗后在照相馆里拍下这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瞬间。因此，照片的中坐者无论从像貌特征还是环境背景看，无疑就是赵尚志。
也许，人们从那单薄的双肩，无法看出他能担当起北满抗联总司令的重任！从那稚嫩的面孔，难以看到他号令北满，统帅三军的威严！
但时势造就英雄，苦难磨砺英雄，血火锻铸英雄！
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赵尚志设法打入当时哈东一带较大的一支抗日义勇军——孙朝阳领导的“仁义军”中。刚到孙朝阳部队时，队头嫌他个小，不要他。他说我什么都能干，这才被收留当了马夫。在这个以绿林好汉为主体的队伍里，赵尚志的形象开始改变，不再是那个白面书生的“小李先生”了。1932年10月的东兴战斗中，赵尚志左眼眶下负伤，致左眼丧失视力，并留下3个月牙形伤疤，成了一个标志。从此，赵尚志的形象变得强悍起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赵尚志曾错杀祁致中，因此被一些研究者描写成杀人狂。好在时代进步了，历史研究也在进步。赵尚志照片的发现和认证，从某种意义上是对赵尚志的重新审视、更进一步了解的过程，使赵尚志从历史符号中走出，还原了他本真的面目，人物形象更加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