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严肃穆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一位东北军抗日将领，他就是中共特别党员、东北军中赫赫有名的少壮派、国民革命军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将军。戎马生涯二十余载，常恩多将军为抗日复土，走过了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
一心抗日，“剿共”阳奉阴违
常恩多，字荻三，满族，189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家。他1919年参加奉军，1922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九—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当时任东北军633团团长的常恩多，目睹国破家亡、人民颠沛流漓的惨景，面对全团官兵讲话时，声泪俱下地说：“我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和生命武装起来的队伍，我们要用血和生命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门，这是我们的天职！”表示“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因其壮志始终难酬，于是挥笔写下：“堂堂七尺躯，何颜立于世？枉持手中枪，不得战豺狼！”借以抒发胸中的愤懑。
东北军入关后，常恩多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十分反感，暗中进行抵制。一次，在湖北黄安“围剿”红军时，他巧妙地命令所属部队放弃进攻，使一部分红军安全脱险。他曾说：“东北3000万父老武装起来的队伍，不去拯救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却东南西北到处打内战，替蒋介石干这种无期徒刑差使，真是丧尽天良。”因此，在奉命随东北军“剿共”的日子里，他阳奉阴违，态度消极。
1935年10月，常恩多升任第57军111师中将师长，成为东北军师长中赫赫有名的少壮派，但他仍然没有忘记东北父老。他曾对官兵们说：“我过去管一个团，现在我管一个师，打鬼子，回老家的本钱越来越多了。我要对得起东北父老，就得把这个师带好、练好，用在正道上。”因此他狠抓部队训练，准备随时开赴抗日战场，杀敌报国。
1936年12月，蒋介石亲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常恩多忧心如焚。12月10日，常恩多拜见张学良，倾诉久积心头的抗日夙愿。他流着泪说：“我追随副司令多年，深知副司令的为人，一些心头话不得不说。总司令置民族水火于不顾，实在误国咎深！眼下东北人民、东北军都眼巴巴看着副司令，乞望副司令为国家、为民族，为东北3000万同胞，为几十万东北军将士，开一线生机！”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决不当卖国贼，并安慰他不要过分伤感，以后一定有报国的机会。
两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常恩多积极拥护张学良的抗日爱国主张，并立刻找张学良请战。张学良令其率部开赴渭南县东渭河北岸要地，拱卫西安。12月20日，抢占渭河南岸的国民党中央军桂永清部“讨逆军”向111师发起进攻，常恩多命令623团从正面阻击，其它两个团侧翼支援。战斗中，常恩多亲临前沿指挥退敌，使渭南战局很快稳定下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消息传来，东北军将士无比愤恨，痛骂蒋介石背信弃义。常恩多深忧东北军的前途，便派人与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等秘密取得联系，决定投奔红军。红军领导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劝常恩多暂时先留在东北军中，和红军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并表示红军愿意与他保持联系，永远做他的好朋友。
抗日沙场，被誉“常胜将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常恩多率部开赴华东抗日前线，担任长江下游北岸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几县的戒严司令。他激励将士在一百公里的江岸上严加布防，时刻准备打击来犯之敌。当时111师随57军驻扎在扬州，而57军军长缪澄流把111师各旅团的指挥权独揽自己手中，只将两个营的兵力交给常恩多在正面作战。1937年12月13日凌晨，日军出动数十辆坦克，突破沿江防线，直扑扬州。常恩多临危不惧，站在阵地前沿指挥战斗，并把仅有的两门平射炮布置在师指挥所两侧，待日军坦克靠近时便下令轰击。敌人先头坦克被打得逃下公路，转了个圈缩了回去。几十分钟后，大批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再次涌来，常恩多指挥官兵利用工事，将数倍于己的敌人击毙在阵地前沿。由于常恩多亲临前线指挥，官兵大受鼓舞，战斗一直持续到14日中午。接着，在连接江都、高邮两地的咽喉要塞昭关坝，常恩多再次组织部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昭关坝阻击战，他身先士卒与敌白刃拼杀，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最终，日军在伤亡惨重、兵员无法补充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战斗，绕道进攻高邮。
1938年3月台儿庄大战期间，常恩多所部333旅直扑台儿庄主战场，在争夺台儿庄东面的东、西马甸战斗中，冲杀了15个昼夜，攻克曰军3个据点，杀伤大量日军。常恩多则亲率331旅东进盐城、阜宁等地，与日军激战月余，终于攻克阜宁，将日军丘山旅团一部歼灭，阻止了日军从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为台儿庄大捷付出了巨大牺牲。战役结束后，第五战区指挥部传令嘉奖111师。在随后的徐州战役中，国民党军六七个师面对强敌畏缩不前，只有常恩多亲率111师主动向日军发起冲锋，歼灭大批敌人。111师声威从此大震。
1938年9月，武汉告急，57军奉命策应，常恩多率部绕行途中夜袭合肥日军机场，炸毁敌机9架，炸坏绝大部分飞机跑道，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初，蒋介石命57军到鲁南镇防，常恩多率部辗转迂回，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终于抵达山东莒县大于庄一带。入鲁后，常恩多拒绝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联合反共的要求，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和八路军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日伪，同时在给养、弹药等方面，随时给八路军、游击队以支援。当时，盘踞在诸城县南枳沟镇的张步云伪军臭名昭著，倚仗日军，为虎作伥，危害百姓。常恩多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为民除害。这年春节前，他命331旅662团攻打诸城，在八路军的配合下，一举歼灭张部伪军近千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战后，常恩多命令将战利品全部交给八路军和游击队，以武装抗日力量，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随后，他又指挥部队在孟疃附近歼灭一股外出骚扰的日军，极大地鼓舞了鲁南人民，打开了鲁南抗日的局面。
同年5月，日军集结两个多师团兵力，从陇海路东段向鲁南的临沂、汤头、板泉等地大举进攻，开始了疯狂的麦季大“扫荡”。常恩多在板泉、大店一带率部进行阻击，给日军以重创。随后，他率部转入山区，采取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游击战术，诱袭敌军，取得了上河、石柱山、柳沟、于家山等许多战斗的胜利。仅九里坡一战，就炸毁日军汽车数辆，歼敌100多人。反“扫荡”结束后，111师名扬鲁南。
在鲁南，常恩多率部多次与八路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援，同日伪英勇战斗。1940年初春，常恩多率部配合八路军迂回到莒南县十字路附近的王家庄子一带，将数百敌寇团团围住，仅用几十分钟，就歼灭日军200多人，击毙一名日军中队长，俘获日军十几人，并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多挺，战马数匹及大批枪支弹药。战斗结束后，两军联合召开了庆祝会。2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对这次战斗予以热情赞扬。
由于在苏鲁战区的国民党军队中，111师是一支作战多、歼敌多、英勇善战的部队，因此人送雅号“常胜军”，常恩多则被誉为“常胜将军”。
忠心爱国，发动锄奸行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鲁南地区投降派的活动十分活跃。身为57军军长的缪澄流面对鲁南强大的日伪势力，悲观失望，在汪伪“再战必亡”谬论影响下，终于成为一个崇蒋媚日的顽固派。他控制着112师及军直炮兵营、特务营等优势兵力，却始终没有什么作为。1939年秋，57军副官处长李亚藩投敌后，专做瓦解57军的工作，缪澄流便与他搭上了关系，密议投降。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从伪北平宣抚班来了一名日本女间谍，名叫徐春圃，缪又和她打得火热，不断派她去徐州与日军接头，进行投降活动。此后，他更是到处散步投降言论，专门对付八路军。
1940年9月，缪澄流和57军副军长朴炳珊派亲信665团团长董汉卿、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少校副官于光烈等作为代表，去苏北桃林镇同李亚藩和日本鹫津师团的大尉参谋辛修三等谈判，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防共”协议。不愿当汉奸的于文清在谈判前后，向第333旅旅长、中共特别党员万毅详细通报了缪等叛国投敌的情况。万毅得知这一情况后，火速赶往111师部，向常恩多作了回报。常恩多听后剑眉倒立，说：“抗战好几年了，还想穿黄马褂，投降敌人，咱们一定要除掉他。”于是，两人拟定了锄奸计划，决定9月21日晚趁看戏之机，活捉缪澄流等一伙投降分子。
9月21日晚，人们正看着戏，突然，东盘村升起红、黄、绿3颗信号弹，这是事先约定的第666团解决军部特务营后发出的信号，各锄奸部队迅即行动，将副军长朴炳珊夫妇、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以及知情不举的331旅旅长唐君尧等逮捕。因有人告密，缪澄流在行动前10分钟逃脱。锄奸之夜，常恩多始终守在电话、电报机旁，亲自指挥。次日凌晨，常恩多向蒋介石和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发出急电，请求战区总部派专人来师调查真相，要求以国法军纪严惩通敌卖国者。随后，常恩多召开军官会议，公布缪澄流等人的投降罪行，阐明锄奸的意义和决心。全师官兵欢呼雀跃，军部干余名官兵也热烈拥护锄奸行动并自动归附111师。随即，常恩多草拟致各界电文通告全国，提出“忠心爱国，杀敌锄奸，团结抗战，打回老家”的主张。
“九二二”锄奸行动扭转了鲁苏边内战和伪化的局面，沉重打击了鲁苏两省的投降派，被誉为“东北军第二次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得知“九二二”锄奸行动后，立即给山东分局发来电报，表示支持。鲁苏各界民众也纷纷表示拥护。而日伪军则恼羞成怒，派出飞机狂轰滥炸111师防区，同时派出大批间谍进入该师主地，造谣污蔑，大搞破坏活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随即请求蒋介石讨伐111师。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由于不了解事实真相，非但不嘉奖锄奸运动，反而对常恩多进行责难。蒋介石来电称：“该师长不识大体，义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但已难辞误国犯上之咎。”面对复杂的形势，常恩多采取“加强本身团结，奋勇抗击日伪”的对策，用更加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向国人证明111师的爱国诚心。紧接着，他率部连续向大店、碑廓、多水店子的日伪军展开猛攻，3次战斗共歼敌600余名，并武力争取一个伪军中队弃暗投明。
坚撑铁骨，率部走向光明
早在驻防陕西期间，常恩多就与中共和红军有过接触。当时在西安负责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叶剑英，一天夜里会见了常恩多，二入畅谈到深夜。常恩多埋藏在心底的爱国主义火种升腾成一团熊熊火焰，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后来的抗战实践，使常恩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坚决抗日到底、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党，于是在思想上愈发积极向中共靠拢。1939年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指派郭子化为介绍人，接受了常恩多的入党要求。常恩多由此成为一名中共特别党员，受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但不过组织生活，单线联系。
“九二二”锄奸行动不久，常恩多即被病魔所困。1941年1月，正满情激情地向官兵们讲话的常恩多，突然脸色煞白，口吐鲜血。无情的肺结核把这位钢铁将军扳倒了。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111师内的顽固派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副师长夏宗彦等人闻风而动，向进步力量发起疯狂反扑。1942年2月7日，他们以“保持本师生命的延续，清除左倾分子”为借口，乘常恩多患病之机发动事变，首先逮捕了中共特别党员万毅，接着监禁了中共111师地下工委负责人以及一些进步官兵。白色恐怖霎时笼罩了111师。
当时，因常恩多病重，111师部的电信由陶景奎代拆代行，这就给了他们一伙人下手的机会。病中的常恩多看到形势险恶，自己又重病缠身，忧心如焚。他在与鲁苏战区总部政务处长、中共地下党员郭维城谈心时多次表示：“我们东北军军人必须高举民族统一抗战大旗，才能复土还乡，”“只要我的病好了，哪怕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拄着小棍儿走向光明！”在精神好些时，常恩多常把跟随他多年的部下找到床前，谆谆告诫他们不要打八路，自相残杀，流自己的血。他对他们说：我们是东北父母养大的，枪是东北父母血汗钱买的，为什么不收复东北，反掉过枪口打中国人？我们有万把人，又有万把条枪，我们怕谁？
形势逼人，病情逼人！在生命垂危的关头，常恩多要作最后一搏，用生命的余火，重新点燃广大爱国官兵的心灵之火，唤起他们朝着光明、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18月2日夜，常恩多打起精神，命人拿来纸笔，写下了对全师官兵的手令：“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
8月3日下午，常恩多和郭维城等周密部署，下令逮捕了陶景奎等顽固分子，率部队举行起义，宣布《八三起义宣言》。8月8日，生命垂危的常恩多坚撑铁骨，率部开赴莒南王家坊前，把111师广大爱国官兵胜利地带到抗日根据地，投入到党的怀抱。
8月9日，常恩多在抗日根据地王家坊前溘然长逝，年仅47岁。当时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暂时密不发丧。1943年1月27日，为了纪念常恩多同志，中共山东分局举行了隆重的发丧仪式，并召开追悼大会。中共山东分局朱瑞、罗荣桓、肖华、谷牧等党政领导出席追悼会并送挽联。罗荣桓等在挽联上写道：“杀敌锄奸，功在国家”，“还乡复土，义尽东北。”
111师官兵到根据地后，受到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曾一度改称“东北抗日挺进军”，后经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批准，仍称第111师，为新111师，推举万毅为师长，郭维城为副师长，于文清为参谋长。新111师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根据地军民的支援配合下，经过短期整训，重新投入抗日战场。1944年10月，新111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日本投降后，滨海支队奉朱德命令，改编为东北挺进纵队，进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终于实现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