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原名应皋、应高，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领导人之一。遵义会议前夕，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作为中共党史上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已经广为人知。然而遵义会议后他在党内负责期间，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民抗战所做的重大贡献，至今却鲜为人知。
遵义会议诚然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的路线的转变还只是限于军事方面，而事实上政治路线的转变则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今日看来，如若没有后来政治路线的转变，恐怕就连前面的军事成果都难以巩固，更难谈得上后来政治上打开新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闻天后面的贡献就更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历史表明，从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至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三年，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和发动全民抗战关键的三年，也是中共为后来夺取整个抗战胜利奠定基础的三年。然而不应忘记这三年也正是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的三年。
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为党的新政治路线描绘最初蓝图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10月22日在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到达陕北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讲了话，而张闻天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战略转变问题。他说，长途行军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这段话值得注意的至少有这样几点：第一，从世界形势来说，这里作出了一个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见，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事件就发生在1935年10月，而张闻天随军长征刚刚落足陕北的当月，就抓住这个事件，作出了对世界形势发展的准确推断，可见这位领导人思想的敏锐和眼光的远大；第二，从世界看中国，联系这个事件他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一是日本加剧侵华的必然趋势，二是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在对华方针上将会发生变化；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向红军官兵提出一项重大任务，要从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且是把它看成一项标志新时期开始的任务。这就实际上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战略转变问题，为新的政治路线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但是，陕北根据地当时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还是国民党的“围剿”。打破“围剿”，保卫苏区，红军方能立足。为此11月3日中央在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军南下去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博古等则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直到前方战事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央的第四天，制定新的政治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才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内召开。过去说到这段政治路线的转变，人们只知道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议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却不知道会议的由来。
事实上还在前方毛泽东紧张策划直罗镇战役的时刻，张闻天已经在后方沿着他本人所提出的战略转变的思路，着力思考如何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问题。他在11月17日，也就是进驻瓦窑堡的第七天写的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的文章中，首先分析了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形势，指出：现在，“在全中国民众中间，不但在工人、农民与士兵中间，而且在中等社会甚至一部分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中间，存在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蒋介石的极大不满。”面对这种形势，文章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文章还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反日的教训，认为那时“由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以至结果被日本帝国主义“各个击破”。从以上这几段话可以看出这位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不仅当时已经看到了华北事变以来国内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而且在正确分析形势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抓住了战略转变的中心环节，并把运用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到了全党中心的地位，从而也就为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描绘了最初的蓝图。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张闻天10月22日讲话和11月17日文章的论述，也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领导人谈政治路线转变问题的最早文字记录。这也就说明早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传达到陕北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初步对国内大变动的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从战略转变的高度提出了运用统一战线的问题，而这应该说正是中共走向成熟的表现。
时机的巧合，就在张闻天上述文章写成后的一两天，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张浩，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找到陕北党中央。张闻天在与他彻夜长谈，听取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之后，便立即写信通报前方，并估计到敌人三次“围剿”已经终结，于24日与博古一起致电毛泽东，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接着草拟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口号及纲领”，送毛泽东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12月2日复信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这里所拟的新的策略路线内容，实际在他12月1日撰写的一篇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抗日宣言》的公开文章中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文章特别指出：“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为此，“要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文章再次强调：“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正是根据以上的指导思想，他亲自着手中央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主持中央作出包括改变对富农政策在内的若干纠“左”的重大政策决定。而所有这些都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时，会议已基本准备就绪，15日决议草本便刻印出来，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便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民主气氛比较好，毛泽东12月19日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据会议参加者回忆，会议讨论中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同博古就在对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分析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而主持者张闻天在听取了他们的争论之后，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会议于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在民族危机加深，和以“一二九”为标志的民族救亡运动新高涨时刻召开的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它为党制定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而这次会议的成功应该说是张闻天的一大贡献，所以，毛泽东那时称张闻天为“明君”，虽为戏言，但也并非是凭空而出的。 西安事变后，最先提出和平解决的正确思路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形成，实际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历史表明，其中对蒋介石的争取，既是实现这一方针的难点所在，也是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一方面中共积极推进“逼蒋抗日”方针，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仍在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以至激起全国民众极大不满的情况下，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事变消息传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之初，红都上下一片欢腾。就在事变第二天(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要求“除蒋”、“审蒋”的意见首先占据了上风。持这种意见的领导者们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出于感情因素，因为蒋氏被拘在客观上容易给人们造成印象，似乎蒋已完全孤立。而这时如果在西安成立抗日的政府似乎也就可以得到广泛的支持，从而经过努力可以争取建立起排除蒋介石在外的抗日统一战线。可贵的是张闻天却在这次会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发‘表了独持异议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发言是在听取了会上主流派的意见，特别是最后听了张国焘公然恢复“抗日反蒋”，并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的极左口号之后讲的，故其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这篇发言开始对这次事变的性质及其前途作了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实际就是指明张学良的这次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其方向是“全国性的抗日”。这里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其所估计的发展前途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张闻天这篇发言的核心是谈对策问题时如下的这段话：
“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这里不仅没有任何“除蒋”、“审蒋”的含义，而且提出在两“不”（不与南京对立，不成立对立政权）、两“争取”（争取妥协派、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上进攻”，这是同事变前党中央早已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相一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言指出“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点。很清楚，当时能代表南京政府正统的，显然非蒋介石莫属。这就不仅表明张闻天不同意“除蒋”，而且表明他把蒋不是看成孤立的个人，而是同代表着南京政府“正统”这一复杂问题相联系的。首先是要保住蒋这个“正统”，然后才是“联合非蒋系队伍”。这是一条与“除蒋”、“审蒋”相反的处理事变的思路。
发言还不无隐忧地劝告大家：“不要急燥，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要“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最后指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张闻天以上对事变性质的估计和“争取正统”方针的思路，不久就得到事实证明它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的当晚，张周一开始会晤时，张学良就当周的面讲了他发动事变的本意是争取蒋抗日，而且认为现在最有可能。另外从全国的反应来看，本来我们一些同志估计各地国民党实力派会支持或响应西安事变，然而他们当中却出现了一股相反的“拥蒋潮流”，同时南京政府内出现了微妙的斗争，即亲日派叫嚷要轰炸西安，讨伐张杨，而英美派则渴望和平解决。局势的发展明显表现出对蒋处置问题成了“和”、“战”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有酿成一场更大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态度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此周恩来17日当场赞成张学良主张的谈话成了开始扭转局势的起点。如今世人皆知17日周恩来见张学良时的这次重要谈话，却很少有人知道张闻天在此之前作为中共党内总负责在党中央会上的主张，以及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再起内战危机时刻，张闻天又为克服危机亲赴西安与周恩来共商大计的事。
主持洛川会议，为持久战方针奠定基础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在中华民族开始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这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后一次确定抗战路线方针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当时张闻天不仅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也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发言，这也是过去人们很少提及的。
张闻天报告的主题是形势与方针问题，而发言则是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讲的。贯穿整个报告和发言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了持久战的问题，现在仅从会议记录来看，他说到持久战的问题就不下七处。他明确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傲，也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与退守”，要看到日本的弱点却正在于“他不能实行持久战”，而中国，“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
他之所以强调持久战，是充分估计到中国的国情，包括国共两方面的实际状况，而把胜利的根本立足点放在全民的发动，把胜利前途的争取放在中共的领导作用上。当时有些人对于正在进行的上海国民党的抗战寄予很大希望，而张闻天则估计“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他认为国民党抗战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来抗战，“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也“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
由于他把握住了持久战这个大的战略思路，因而在他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报告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作了有力的论证：正是因为“抗战是持久战”，“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所以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针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我们可以宣言全部出动，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我们也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而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才能最后提高信仰！”
需要说明的是，从会议的记录来看，张闻天8月24日报告关于持久战的强调和论述，当即引起了会议的热烈讨论，在他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意见。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正是集中了大家讨论的意见，确立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略思想。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张闻天对中共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张闻天之所以能在这次会上如此提出并强调抗日持久战的问题，看来也不是偶然的，早在此一年多之前，即1936年4月20日他在所写的《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迄今所见，这是陕北时期党中央领导人提出关于抗战是持久战这一明确命题文字的最早文献之一。
排除王明干扰，同毛泽东一起坚持党的独立性
1937年11月至12月，国民党的抗战正如张闻天所预料的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山河破碎，中华民族正在遭受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在这个严重关头，作为中共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向广大党员发出号召：“共产党员要在一些人们开始为失败与困难所动摇而悲观失望的时候，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中流砥柱’。”也就是这篇文章，公开提出了中共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这就是在国民党军溃退华北，太原失守，山西国民党抗战的正规战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则要“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应该说这是贯彻洛川会议精神的一个不失时机的重大战略举措。然而就在此时，久在国外的王明回到了中央，洛川会议的贯彻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干扰。
王明11月29日回到延安中央，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会上首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形势，讲了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这些成绩“证明我们上次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报告还特别指出：“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张闻天报告之后，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发言许多地方明显是针对报告的，发言实际指责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王明回国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又声称他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造成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会上惟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而张闻天最后所做的总结性发言，虽然对王明所指责的所谓“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缺点”作了些检讨，但在原则问题上同样没有动摇，而是同毛泽东站在一起。他认定说：“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还说：“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抵制，这次会议没有对抗战方针、路线重作新的决议。
然而要看到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并没有完全排除，而其危险是很可能造成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有利时机的丧失，那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可贵的是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发现的档案材料来看，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之后，明确表示反对王明干扰独立自主方针错误的讲话最少有如下两次。
一次是“十二月会议”后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总的结论”。他说：“我们虽然目前主要的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然而今天不是在于这样说说，而是如何实际去做。”这里不是一般地说到扩大，而且提出了具体目标；不仅提出了目标，而且强调了实际去做。另一次是在1938年2月28日有王明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许多观点都是针对王明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指出：“在党的力量的使用方面，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不要平均使用党的力量。”“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且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这里不仅强调了党的力量的使用重点，而且在总结前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如何使用力量的具体办法。事实上后来大部分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发展和扩大起来的。
王明错误的干扰还给中央造成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中央正确的指令不能以统一的名义发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闻天坚决同毛泽东站在一起，许多发往敌后的重要指令，包括1938年4月连续发出的《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和《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都是用他们两人联署的方式发布的。正是在这些重要指示的指引和指导下，从1938年至1940年，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大批的敌后抗日武装终于在中共的领导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真正成了打击日寇、坚持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对于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在“文革”中也都还没有忘记，他在九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张闻天时还说：王明回国后他（指张闻天）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众所周知，张闻天30年代初期确实犯过路线错误，然而应当看到那时他所犯的错误毕竟是在共产国际错误路线能够直接控制中共，而中共就全党来说又尚处于一个不成熟时期所犯的错误。可贵的是，张闻天不仅后来能够通过实践自觉地转变到正确轨道上来，而且能在总结过去错误的基础上，为新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因此全面客观地来看张闻天30年代功过，应当说他功大于过，而且不愧是中共历史上一位推动战略转变的历史伟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路线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