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国务院监察部成立，钱瑛任首任监察部部长。这样，钱瑛成为继史良之后第二位女部长。她不仅是位妇女干部，而且在党内威望极高，熟悉她的人都尊称她为“钱大姐”。钱瑛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被誉为党内“女包公”。
莫斯科见证了钱瑛的爱情
钱瑛1903年5月14日生于湖北成宁县马桥镇肖桥村。钱瑛出生时，钱家人财兴旺，在当地是有名望的人家。钱瑛幼年随哥哥读过四书五经和不少唐诗宋词，她写的诗词在家乡广为传颂，博得当地“才女”钱六姐之称。
1923年，钱瑛说服母亲同意她报考湖北女师。在武昌，她找到了时任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武昌中华大学博物教员的堂叔钱亦石。钱亦石对才华横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钱瑛非常喜爱和器重，他热情鼓励钱瑛报考这所学校，并为钱瑛提供了食宿、补习条件。在钱亦石的帮助下，钱瑛通过了考试，但校方以身体素质为由将她拒之门外。不公正的结果，使钱瑛既失望又焦急，她一时处于极度的困苦之中。钱亦石三番五次与校方进行交涉，多方奔走，最终钱瑛如愿以偿跨进了湖北女师的大门。湖北女子学校是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汉俊等人曾在该校任教。同时，在进步思想引导下，尤其是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半月刊流传到女子师范学校后，钱瑛如饥似渴每期必读。除此之外，钱瑛还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文章，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27年3月，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钱瑛接受党的派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兼交通。在工作中，她结识了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谭寿林，两人产生了感情。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人，1896年出生，长钱瑛7岁。他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上大学期间，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创办进步刊物《桂光》。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1926年，谭寿林被反动军阀逮捕。出狱后，他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不久，谭寿林再次离乡，前往广东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他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由于敌人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谭寿林在1928年获释，辗转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28年10月，谭寿林、钱瑛在上海结婚。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被党组织安排前往苏联学习。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惊喜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与谭寿林爱情的结晶。孩子生下来以后，钱瑛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为抚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女儿。1931年春，在苏联留学结束后，钱瑛就要回国工作了。此时，国内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谭寿林整日为革命奔波，没有时间照顾幼小的女儿。想到回国后等待着自己的大量工作，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当她临行前最后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儿时，抱着女儿久久舍不得放下。
1931年春，钱瑛从苏联回国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时，上海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谭寿林主动留下来做善后工作，钱瑛先去洪湖。不料，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1931年4月22日，因叛徒出卖，谭寿林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谭寿林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5月23日，他被作为“要犯”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特务再度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仍一无所获。他那“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气势让敌人胆寒。5月30曰，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听到丈夫被害的噩耗，钱瑛悲痛欲绝，她决心不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从此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洪湖苏区的女英雄
1931年，钱瑛奉命来到洪湖苏区，担任潜江县委书记，组建游击大队。她很快拉起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打击了当地的地主武装白极会，配合红军作战。钱瑛和洪湖游击队远近闻名，人们纷纷传说她是贺龙的妹妹，传诵着这位女英雄的故事。解放后，根据钱瑛的事迹拍摄了电影《洪湖赤卫队》。
1932年5月，正当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为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击退敌人，保卫苏区，钱瑛临危授命，率领一支游击队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停止了前进。钱瑛的行动阻滞了敌人进攻，为我军赢得了时间，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钱瑛在洪湖苏区领导农民闹革命，打得敌人胆战心惊，敌人悬赏数干银元耍买她的人头。
1932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的强大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后大部失守。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和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星夜赶到该区时，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起撤退和转移。途中，穿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终被白军抓住。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钱瑛以上厕所为由，悄悄将谭寿林送给她的那块怀表扔进草丛里。
在审讯中，钱瑛坚持说自己是由汉口来此地投亲，遇上打仗，与亲戚走散了。敌人死死追问，钱瑛便自称陈秀英，姐姐在汉口居住，姐失是一家药店老板，其它一概不知。敌人没有得到一点口供和实据，最后只好把钱瑛放了。钱瑛脱险后，化装成一个跛足的中年妇女，一路乞讨到汉口，找到了二姐钱碹家。在姐姐家休息几天后，一心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工作的钱瑛又风尘仆仆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秘书。
“文革”前，钱瑛曾在观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后写下这样一首诗，回顾那段时期的革命经历：“回首滨湖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狂飙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1933年初，由于叛徒出卖，钱瑛不幸被捕入狱，关进了南京国民党模范监狱，和帅孟奇、夏之栩、何宝珍等人一起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钱瑛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牢狱生活。以后，钱瑛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局、南京局、上海局组织部长，主管四川、湖南、湖北和云南、贵州的地下党工作。敢于查处黄永胜的亲戚
1949年夏武汉解放后，钱瑛担任中共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事部部长等职。武汉解放时，人民政府取缔娼妓、大烟馆、赌场等毒瘤。钱瑛的侄子钱念之当时在中南军政大学总校学习。一次，钱念之听人说在查封烟馆时遇到了阻力，烟馆女老板公开宣称，她的烟土馆是接管武汉市的解放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开的，许多群众对此感到义愤填膺。钱念之把此事告诉了钱瑛。铁面无私的钱瑛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尽管黄永胜是一位高级将领，且与钱瑛是湖北老乡，两人很熟悉，钱瑛还是对钱念之说：“你写份材料向中南局举报。”钱念之有些担心地说：“我是他招收的新战士，他是一个老司令，能不报复我吗？”钱瑛说：“你反映的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它涉及我党高级干部进入大城市的表现，涉及党在新区的威望问题，应当查明真相，迅速予以澄清，挽回在新区群众中的不良影响。至于你们怕什么报复，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说完，她叫侄女钱辉和钱念之一起脱下军服，穿上便服，给他们一些钱去大烟馆购回一块大烟土为证据。事后，她连同钱念之写的材料一起交给了中南局。
此案后经中南局组织部查明属实，烟馆确系黄永胜老家的亲戚开的，是假借他的名义开的，黄永胜本人并不知情。结案后．中南局组织部给黄永胜以口头批评处分。钱瑛铁面无私，但坚持实事求是，并不“乱咬”，她强调搞运动一定要做到稳、准，按党的政策办事。在“三反”运动中，一位干部汇报案件时说他们单位抓出了一只“大老虎”，是个贪污犯，贪污了一船盐。钱瑛马上问道：“他把盐存放在什么地方？”汇报者答不出。结果，这个案子被钱瑛否定了。对敌人、对自己队伍的败类刻骨仇恨，对同志、对人民深怀真挚的热爱，并且襟怀坦白，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这就是钱瑛。她以崇高的人格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
1953年初，钱瑛调北京工作，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兼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中纪委书记朱德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人民监察委员会撤销，成立监察部，钱瑛担任部长、党组书记，刘景范、潘震亚、王翰、李景膺、李世璋为副部长。在钱瑛的率领下，监察部坚持同破坏党的纪律的不良倾向进行斗争。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撤销监察部的议案。国务院的议案认为：监察部自设立以来，在维护国家纪律、监察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几年来的经验，这项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国家机关负责，并且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做，因此，监察部亦无单独设立之必要，建议撤销监察部。监察部撤销后，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工作，改为一律由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进行。钱瑛则调任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钱瑛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被定为“铁案”的原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省委常委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钱瑛坚持原议，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
为民解忧的内务部长
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她下到基层，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直接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
钱瑛担任内务部长后，对业务、思想、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都抓得很紧，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干，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推动了全国民政工作的发展。
钱瑛过去长期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对民政业务还是初次接触。但她在接受任务之后，就根据党的总任务和民政工作的实际，抓住关键，接连召开了两个会议，全面推动民政工作。钱瑛刚上任两个月，即召开了全国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复员军队、退伍军人、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两个月后，钱瑛又主持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民政会议。她在会上重提了陈毅所讲的“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指导思想。
民政工作比较复杂，工作对象是有光荣历史的人，有实际困难的人。当时有近2亿人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钱瑛在任期内，有不少时间下到基层，看望他们。1958年“大跃进”中，有些干部曾产生了“救灾工作已经完成历史任务”的思想，以为可以放松救灾工作。钱瑛认为，由于建国十年来的建设，灾害的确发生少了，但是防范气候变化引发的天灾还是长期任务。钱瑛几次到灾区视察，特别深入到因救灾工作没有跟上而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地区调查、督导。她多次听取重灾区民政厅（局）长的汇报并派出工作组下去协助工作，她总是告诫他们说，下去视察或者民政干部来部汇报，都要如实反映情况，这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表现。她要求把汇报材料和综合调研及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在一份关于《春荒情况有好转》的灾情简报上报中央后，曾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此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对这个问题，务必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孤老残疾也是全国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他们最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钱瑛每到一个地方视察，总要去看看优抚事业单位和城市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和五保老人，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对于聋哑学校的学习情况和将来的就业问题，钱瑛都详细询问。她也到假肢厂视察，看看各部件的假肢使用情况，鼓励假肢工作者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效果，开展科研，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
钱瑛在内务部工作时期，内务部归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罗瑞卿负责，对罗瑞卿印象深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系统的几个单位的领导经常找罗瑞卿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其中最多的是内务部的几位副部长。此事很棘手，经过再三考虑，罗瑞卿亲自约这几位副部长和内务部钱瑛部长一起在中南海“一办”开了两次谈心会。在会上，罗瑞卿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要因个人小事纠缠不休，要多作自我批评，要互相尊重，要在钱大姐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搞好内务部的工作。1960年国家经济最困难时，中央派出工作组到甘肃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钱瑛任组长。闲暇时，钱瑛对原罗瑞卿秘书、时任工作组成员的修环说：“罗总长（罗瑞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好领导，很有才干。过去他在处理内务部领导之间团结问题时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我很佩服。他为人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体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他对我当时任内务部长的领导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我很感谢，不能忘记。”纪检监察干部的楷模
作为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干部，钱瑛处处责己严、待人宽。她常说：“正人必先正己，己不正，怎能正人？共产党人就是要‘责己严’。”
钱瑛从来不搞特殊化。组织上要给她派两个警卫员、两个秘书，而她却只要一个警卫员、一个秘书。按规定，她可以开小灶，但她用自己的钱请一个婆婆做饭并照顾母亲。这个婆婆叫杜嫂，是北方人。组织上要把钱瑛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的侄儿钱定中调到北京，以便照顾钱瑛的母亲，钱瑛却不同意，说不能搞特殊化。
监察部行政科长拿来一箩筐碗筷等炊具，通讯员李清荣代替钱瑛收下了。钱瑛回来后批评她：“哪个叫你收的？谁叫你要的？你赶快送去！”李清荣不敢吱声，行政科长也不敢吱声，他只好把这些炊具拿走了。公家给钱瑛配备的专车，她从不私用。她的亲姐姐从湖北省天门县来京探望她，临走时钱瑛买了些东西送给她。在去火车站的时候，司机刘志汉和当时在她身边工作的其他同志都说用专车送一趟，而钱瑛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还是把她姐姐送上了公共汽车。钱瑛在中南局时，姨外甥童定一每个星期到她那里去一次。有一次已经是下午，钱瑛的母亲对童定一说：“你就坐四舅母的车走。”钱瑛连忙拿出3角钱给童定一，说：“这车是公家的，是给我办公事用的，你不能坐，你去坐客车。”有一次，钱定中在钱瑛那里看祖母，遇到下雨，直到晚上十点多，雨还不停。公务员赵万金考虑到他路不熟，又下着雨，乘公共汽车不方便，就派小车把他送回去了。钱瑛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赵万金：“车是给我工作用的，怎么可以随便让家属享用呢？”
钱瑛从来不许亲属利用她的关系得点“照顾”，她常教诲亲属：“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你们对外不要谈我和你们的关系，只能在表上填我是你们的亲戚。”她还叮嘱秘书：“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瞒着我去帮忙。”在监察部，钱瑛要求通讯员李清荣不能打她的牌子在外面办事。李清荣回咸宁前，钱瑛对她说：“你在北京，大领导见得多，回去后，一定要尊重基层领导，不能满不在乎。”李清荣觉得这句话说得对，便一直记在心里，并且照着做。
钱瑛有个亲戚因工作路过北京，每次总是去看望她。钱瑛对亲戚说：“顺便来看看我可以，但不要以看我为由，占用工作时间，耽误了工作。”以后，这位亲戚每次来京总是利用晚上或星期日去看望她。一位亲戚在钱瑛那里住了一个月后要求回家，钱瑛在送行时说：“大家都在搞生产，你在这里也住得不安心。回去后，抓紧搞生产吧！”钱瑛从武汉调到北京后，有个亲戚到北京请她安排工作和解决一点钱。钱瑛不在家，李清荣找办公室的人安排他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并请办公室买火车票让其回家。钱瑛回来后严肃地批评：“他这么年轻怎么不安心农业生产？别人做得，他也应该做得！要老老实实在农村劳动。”她还批评李清荣不该用公款接待这个亲戚。
钱瑛看见给自己治病的医生装针灸的盒子生锈了，怕消毒不严而影响其他病人，就自己出钱买一个送给医院。她从不浪费一点东西，生活上过得很紧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炊事员为她买了一只鸭，钱瑛批评她不该买。
一次，广州一位老朋友给钱瑛寄来一篓荔枝，监察部收发员送到钱瑛家单。因钱瑛外出了，李清荣不敢打开。钱瑛回来后，看见有些已经开始霉烂，便问李清荣：“收到后你怎么不吃呢？”李清荣说：“您没回来，我怎么会吃呢？烂了，也有个数。”钱瑛就把没烂的拿去分给警卫员、秘书、通讯员等身边的工作人员吃。 钱瑛原则性很强。原国民党咸宁县县长李慧溪和钱瑛的嫂子李会溪是一个村子的人，钱瑛母亲的娘家也在这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要枪毙李慧溪，他的亲属托钱瑛的母亲说情。母亲知道钱瑛原则性强，一直不好开口。当刚刚谈到这个话题时，钱瑛打断母亲的话：“您说么事？说么事？”结果，大家都不敢开口。钱瑛严肃而和蔼地对母亲说：“请您要分清敌我，不能只知道亲戚。不要替坏人说情。”后来，李慧溪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钱瑛的一位亲戚是地主，乡村干部群众开会斗他，他去找钱瑛。钱瑛问他：“你来搞么事？”他说：“有人开会斗争我。”钱瑛说：“你要回去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的教育改造，把地主帽子摘了就来见我，否则，请不要来了。”
有一次，李清荣与警卫员王志明一起陪钱瑛到青岛疗养，原订的是卧铺车票。由于床位没有退出来，钱瑛就用皮包垫着坐在车厢的过道上。
钱瑛宿舍摆设很简单：一张桌，一把椅，一张床，一口木箱，一个壁柜。壁柜放的都是书。钱瑛解放前搞地下工作，经常要化妆。解放后，她还把两套不同颜色的蓝布衣长期保存下来。李清荣看见木箱存的这两套蓝布衣，便问钱瑛：“这衣还留着做么事？”她说：“将来需要时再穿。”钱瑛对李清荣讲，她小时候很苦，曾搬到潜江周家矶，家里没有饭吃，就去卖蚕豆，把布平展地往地下一摊，放上蚕豆，用小杯子量着卖。
据李清荣等人回忆，1951年有位外国医生给钱瑛检查身体后，说她的“寿命只有几年了，不能再工作。”但钱瑛毫不介意。在她的日程表上，只有学习、办公开会。她说：“我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包干制。”
钱瑛参加革命早，资历老，在监察部具有很高的威信，副部长和处长们都很尊敬她。她总是起早睡晚，天未亮就起床，每晚工作到12点多。在她的影响下，监察部机关都是按时上下班，没有人迟到早退。每逢开会的头天晚上，钱瑛坐在藤椅上一边抽烟，一边与秘书谈她第二天报告的内容，秘书就记下来，整理好后就送给她过目。她将整理后的稿子进一步修改好，然后去发言。钱瑛思考问题时，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边吸，一边在房中踱步，思索问题的症结。
钱瑛有胃病，不能吃有刺激的食物，有时呕吐。有一次，她累病了，医生上门给她输液，扎针灸。有位同志曾给钱瑛提意见说：“钱部长，我跟您提个意见，请您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按时吃饭。”
钱瑛对违法乱纪的人总是狠狠批评，对原则问题一抓到底，同时指出错误的根源和危害性，使人心服口服。
在“文革”中，钱瑛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受到“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日坛医院副院长、钱瑛的老上级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借查房之名，避开看守人员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对她的问候。钱瑛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造反派却不准她继续治疗，1972年{1月，钱瑛被“监护”出院，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5月2日，钱瑛第二次住进了日坛医院。李冰再次来看望她，问她：“你还有什么要求？”并劝她把病治好，将来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为党无私奋斗了一生的钱瑛艰难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不需要治疗了。”1973年7月26日，钱瑛病逝，终年70岁。1978年3月23日，经过党中央批准，为钱瑛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