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六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届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这标志着腐朽的清王朝的落幕，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了。1932年2月末，退位后的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举行的所谓“全满洲会议”，宣告东北独立。3月8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出任日本傀儡政权—一“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溥仪被苏军俘获，押往苏联。在苏联期间，溥仪先后被囚禁在苏联赤塔、伯力监狱。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国皇帝”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
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最后一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向溥仪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伪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威胁溥仪说：“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的杀害！”经溥仪的再三要求，关东军总算给了他三天时间准备。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为了躲避空袭，他们绕道吉林至梅河口线路，走了两天两夜．于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凄凄惶惶投宿在粟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家中。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伪满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13年又5个月的“伪满洲国”结束了。据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清皇朝灭亡了。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医生王子正和随侍李国雄。临行时溥仪对哭哭啼啼的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和命运将是怎样的呢。慌乱中，溥仪一行乘火车到通化县转乘飞机去沈阳。16日上午11时，溥仪、溥杰和吉冈等所坐的飞机先抵沈阳机场。就在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其他人所坐的另一架飞机到来的时候，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飞机声。但是这次着陆的却是苏联飞机。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等待换乘大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
1945年至1946年曾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前苏联少将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关于俘虏溥仪的经过：
“我们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沈阳竟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他准备飞往日本。不管怎样，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时，一位身材端庄，还十分年轻，身穿军服的人向该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过详细追问才搞清，这正是皇上，我决定捉住他，刚好我们的飞机正在起动。通过翻译，我开始与溥仪谈话，不露声色地将他挤向我们的飞机。当他走向我们的‘利-2’号飞机时，我们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枪，让他坐上飞机，把他护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溥仪的警卫和机场工作人员在我们飞机升空后，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傀儡的活动就此结束了。”
《溥杰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
在通辽机场，一群前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皇帝”，都围拢过来看，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模样的打趣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溥仪的被俘，对前苏联来说是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的一个最大、最具象征意义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无疑是可以在尔后的对日交涉中以至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起到他们所希冀的重要作用。然而，对溥仪来说，被苏军俘虏是他意外的生路。如果逃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的日本将会把他立即引渡回中国，落入国民政府手中。溥仪很可能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
东京出庭作证
1945年8月17日晚9时许，飞机到达赤塔机场，溥仪等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向溥仪宣布了“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的命令。溥仪听了虽觉刺耳，但仍为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而感到高兴。经过初审交待问题，一个月后被迁往伯力第45收容所。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丰盛可口，还可以吃到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溥仪还配有专门的医生、护士为他定期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在苏联，溥仪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伺候。在异国他乡，溥仪也未放下“皇上”的架子，天天接受随行人的请安。苏联人的宽待让溥仪萌生出永远留在苏联，从而逃避祖国人民惩罚的幻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曾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然而，溥仪的“请愿书”久久没有得到回音。1949年7月29日，急不可耐的溥仪直接向斯大林“申请”。溥仪的这两份亲笔上书，可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其实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在先后收到申请书后，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给斯大林作书面报告。
1946年8月，前苏联当局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皇帝”出庭，这一空前之举，引起世界各国瞩目，一度成为世界上一些报纸的头条消息。溥仪先后8次出庭，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溥仪还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前苏联等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为了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也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他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给日本当局死心塌地投靠的亲笔信。
1946年8且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对于这个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日报》发了一篇题为《我交涉引渡溥仪》的报道：（本报南京二十七日急电）伪满洲皇帝于东京作证后是否解归我国，抑仍由苏押回？司法行政部谢部长今告本报记者，已令派驻东京国际法庭检察官向哲浚，就近交涉引渡。前苏联方面考虑到自身利益，未置可否。
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没有实际意义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前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前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对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上述在押中国人的情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国当局是否感兴趣；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之后，按所附名单将58名在押中国人连同属于他们的财宝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
1950年3月9日，前苏联外交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联名给斯大林书面报告，对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7月6日，内务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在联名向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移交溥仪是适时的，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对此，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它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交接地点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时间为8月1日。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
“皇帝”到公民的蜕变
对于苏联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这一决定，在伪满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大多数伪满战俘感到高兴，这是他们所企盼的，他们希望早点结束异国他乡的囚徒生活，回到祖国家乡。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36名大臣和将军，曾于1949年5月4日联名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达了要求回国的迫切愿望。
但是，引渡回国这一消息对溥仪来说却如赴刑场。得知将被引渡的消息后，他一直惶恐不安，每日占卜算卦卜问吉凶。1959年10月，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会上的发言中详述了这一心态，他说：“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吉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宝座后，张勋复辟被利用过，日寇统治东北14年中，又当上了伪执政和伪皇帝，共产党还能不严厉处置我？在报纸上，看到土改运动中，人民是怎样对待地主、恶霸的，尤其听到第一批从苏联被送回国的汉奸中，有几名伪省长级的人，被处死刑的风传，我就信以为真，更难入眠了。就这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中，离开了苏联，被送回祖国。”
1950年7月30日，溥仪一行从伯力出发登上了归国的列车。苏方把溥仪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苏联军官的车厢里，还为他准备了啤酒、糖果等食物。一位苏军大尉还好心开导溥仪说：“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可是溥仪总觉得这些话是骗他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路上溥仪不吃不喝，坐卧不安。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他始终难以抹去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那一幕，一个美国律师对着他大声呼喝：“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同行的溥杰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踏上引渡回国的列车的。他在《溥杰自传》中记载了当时心情：“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
中方对这次接收战犯的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一处执行科田羽，率石平、李季和杨永祝等人被选中配合接收工作，并负责解送战犯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外，从这些战犯的健康方面考虑，中方还从中国医大附属医院选派医生、护士各一名，负责战犯们的身体健康。
1950年8月1日清晨，载着伪满战俘的专列到达绥芬河市对面的伏罗希洛夫城。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为保证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决定由双方各出数名武装战士，在中苏双方专列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对面列队，中间形成通道。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叫名，从苏方车上下来，复诵自己姓名后，经通道走过，登上中方车厢。
这次接收的伪满战俘有溥仪及其亲属8名，前伪大臣13名，伪将官23名，伪校官1名，伪外交部职员13名。此外，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也在双方代表监视下，由苏方保管该财物的两名军官移交，中方由田羽、石平接收。按清单点交完毕，编成号码，用火漆加封，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保管。交接完毕，中苏双方签署了移交书。
被引渡回国后，溥仪担心的结果并没有发生。相反，他们的回国，恰恰是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他们最大的幸运。在党和政府的感召下，他们的思想逐步转变，通过劳动、学习，接受改造和思想教育，认清了自己的罪恶，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溥仪也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赦通知，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皇帝”、罪犯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转变，溥仪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人’，这是我在开蒙课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