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是民国时期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士．他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一生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震动中外的刺杀大案，比较著名的行刺对象就有侵华曰军大将白川义则、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副主席汪精卫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等国内外军政要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王亚樵非常恐瞑，竟然悬赏100万大洋在海内外缉拿他，而当时对很多“共匪要犯”的悬赏额最高才不过10万大洋。就是这样一个可谓古今中外无人出其右的“暗杀大王”，最后也不幸死于别人的“暗杀”……
威震海内外的“民国第一杀手”
王亚樵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就聪颖过人，疾恶如仇。长大后，王亚樵不满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基于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为反清救国而奔走。辛亥革命胜利后来到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继续寻求革命。1915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斗争，这时候他多次上书孙中山，建议成立暗杀组织暗杀反动军阀，孙中山先生则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20世纪20年代初，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革命理念迟迟不被孙中山先生所接受，就再次出走上海，他为人十分仗义，很快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树立起很高威信，随后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他出任该组织首领。然后，他利用帮会收徒弟的方式，继续扩大势力，不久便拥众数百人。他们人手一把斧头，几百把斧头顿时把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上海其他帮会势力甚至包括大亨杜月笙，对他们也莫不忌惮一二。
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势力后，王亚樵终于可以放手实施他的“暗杀”理念了，从此开始了刀口添血的“暗杀大王”生涯。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封建余孽杀，反动党政要人杀，日本鬼子杀，流氓恶霸杀，众多不知名的汉奸特务更不过是下酒小菜。一言以蔽之，天上飞的地下走的，上至国家总统、达官贵人，下到爪牙爬虫，他只要认为该死的，没有不敢杀的，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民国第一杀手”。
“有幸”成为王亚樵刀下第一个“无头鬼”的，是凇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国梁当时手下有七干余名警察，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他召集部下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部下各怀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果然再次乘汽车来到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王亚樵的多名部下抽出手枪纷纷向徐国梁射击，徐国梁随即一命呜呼。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孙中山先生一贯倡导的国共合作三大政策被一扫殆尽，心中十分悲愤，便把暗杀的矛头对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行刺蒋介石和宋子文，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
1931年夏，在王亚樵的组织下，刺客陈成等人潜入“夏都”庐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中，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蒋介石连开两枪，因距离较远没有命中，蒋介石才逃过一劫。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精心谋划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子文，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竟误将同样戴着巴拿马帽的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将唐腴庐乱枪打死，宋子文则侥幸逃脱。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他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暗杀对象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团长。淞沪停战后，日寇准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王亚樵得到消息，立即着手策划爆炸会场事宜。因为庆祝大会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台湾人和朝鲜人参加，于是，王亚樵找到在上海的朝鲜人安昌浩进行密切合作，王亚樵负责提供资金，安昌浩负责寻找人选。4月29日日军祝捷大会这天，安昌浩召集的朝鲜义士尹奉吉、安昌杰等进入会场，伺机引爆了炸弹，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其余十余名日本军政大员也都非死即伤。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国联”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一再请求下，派英国外交官李顿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一行到中国后，竟然不顾摆在眼前的事实，连续发表偏袒日本的谈话，中国人无不愤恨。王亚樵说：“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李顿住在上海时，王亚樵决定给他一个“血的教训”。1932年11月10日，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在李顿一行下榻的宾馆正准备行动时，不慎被中国警察逮捕，杀手随后供出了王亚樵。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这一暗杀未遂事件迅即传遍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连连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王亚樵等凶手。
王亚樵一波接一波的惊天暗杀大案，震动了海南外，让国民党所有显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曾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蒋介石下达“限期捕杀王亚樵”的死命令
王亚樵的“频频出手”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蒋介石自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曾悬赏10万大洋缉拿王亚樵，但是连个影子也没捞着。谋刺“国联”调查团长李顿未遂后，蒋介石更把王亚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令戴笠缉捕王亚樵。 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后来在王亚樵的举荐下报考黄埔军校第6期，从事特工活动后深得蒋介石赏识，从此开始飞黄腾达。戴笠深知王亚樵的厉害，本不愿“趟这浑水”，不料受到蒋介石的“钦点”，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上海军警合作追捕“恩师”王亚樵。
戴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也一直没能在上海捉到王亚樵。一次，由于内部人的出卖，王亚樵在上海．的新住处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军警特务100余人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后，王亚樵的黑紫羊皮袍还在床上，被窝尚有余热，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参与搜捕的人都认为王亚樵有飞檐走壁的本事。其实，王亚樵听到声音后就奔上四楼阳台，顺着隔壁的下水管跳下楼去安全脱险。还有一次，王亚樵和妹妹王亚瑛被特务堵在一条弄堂内，王亚樵迅速跟王亚瑛互换了衣服，戴上围巾，在特务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特务们再次扑了空。戴笠闻听后，不禁悲叹：“没有谁能对付得了王亚樵！”
1933年8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装成码头工人，随船偷渡到香港，随行的有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20多名骨干成员。到香港不久，王亚樵很快又与“西南派”首领人物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他们这回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周密计划，精心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必刺蒋成功。经过策划，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新闻机构都派实力记者前去采访。上午，与会人员参加完开幕式后，在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因久等蒋介石未到，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全体中委拍照。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本想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干掉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临时不知动了哪根筋，不参加集体照相了，孙凤鸣只好退而求其次，对准汪精卫举枪便射，“砰——砰一砰一”三声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孙凤鸣随后被警卫人员射杀。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要他给全国一个明确的交代，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蒋介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召来戴笠，限他三天内破案。
戴笠开始分析这次枪杀案：很显然，这次枪杀的目标是冲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那么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技术、谋略、手段？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于是，戴笠一开始就把破案的重心放在了王亚樵身上。
戴笠调查后得知，晨光通讯社所有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京中保证人及经费来源，每日发稿内容都要报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审核，平时还要接受中央通讯社的管理。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很快查出两个至关重要的嫌疑人：一个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李怀诚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之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戴笠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具体负责这次刺杀行动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巳不知所踪……
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先是喜，接着又暴跳如雷，喜的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主谋刺汪的嫌疑，怒的是戴笠多年久捉王亚樵不获，使他又在皇城根儿作乱，还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接着，蒋介石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戴笠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心说：“很多‘共匪要犯’的身价最高才不过10万大洋，看样子，老头子这回是真急了！他王亚樵的头拿不来，我戴笠的头就会被老头子拿去啊！”如果说他前几年对捉拿王亚樵还有少许应付或者幻想为己所用的话，那么眼前则被逼到了死角，他决定亲自出马，这一次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取他王亚樵的性命。
一代枭雄因内部人出卖遭暗杀
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发现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密赴香港捕杀王亚樵。
戴笠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领袖胡汉民紧急与香港总督葛洪亮协商，请香港当局按国际准则，保护政治犯王亚樵的安全，王亚樵还出面请香港警务处长亨利·勃郎共进晚餐，向他透露了戴笠到港捕人的消息。因此，戴笠一伙刚到香港，就被早有防备的香港警方拘捕。
戴笠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到香港就落了个“阶下囚”，气急败坏，只好亮明身份，费了很大周折才恢复了自由。随后，戴笠要求香港警方将王亚樵等人抓捕归案，香港警方以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国际惯例为由，拒绝了戴笠。戴笠正气恼间，手下人献计说：“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指出王亚樵等人专干暗杀、绑票等罪恶勾当，刺杀汪精卫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是刑事凶杀大案。” 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犯而损害本国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协助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伙。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正当王亚樵走投无路之时，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心想，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二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在广西应该是安全的，遂于1936年2月，偕20余名部属及家眷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第。
王亚樵再次神秘失踪后，蒋介石整日惶恐不安，总感到黑暗角落里会突然冒出王亚樵举枪对着他的脑袋，搅得他食之无味，疲惫不堪，只好拿戴笠出气。戴笠挨一顿臭骂之后，又气又羞，但又苦无良策“挖”到王亚樵的新藏身之地，整天急得团团转。忽然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
原来，王亚樵的重要部下余立奎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汪被李怀诚出卖而被捕，余立奎是个硬汉子，任特务们酷刑用尽，始终不肯吐露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戴笠听说余立奎在香港有一个小妾叫婉君，二人共同生活多年，都对王亚樵及其他重要部下十分熟悉，戴笠决定从婉君人手，哄骗她找到王亚樵的藏身之处。
于是，特务们在香港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婉君，哄骗她说：“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委任他一个省主席。而且，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余立奎，说不定也给他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千千。”婉君一听，动了心，她过去和余立奎追随王亚樵游荡江湖，整天提心吊胆，从来没过一天安稳日子，要是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大好事么？因此，涉世未深的她稍加犹豫之后，就答应帮助特务们寻找王亚樵的最新落脚之处。
戴笠听到特务们的汇报后大喜，为稳住婉君，以防她中途变卦，他再次亲自赴香港同婉君相见，一出手就赠送她10万元巨款，并承诺事成之后赠送她的巨款数目更为可观。婉君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钱，双眼笑成了一条缝：“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那还有假，”戴笠信誓旦旦地说：“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他做了高官，我也能跟着沾沾光啊！”于是，婉君对戴笠一伙深信不疑，说用不了几天就会打听到王亚樵的下落。这时的婉君只顾高兴了，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角中射出的那一丝凶光。
圈外人找圈外人困难，而圈内人找圈内人则容易多了。果然，三天没过，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兴奋地心都快从胸膛中蹦出来了，马上策划了一个捕杀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1936年9月中旬，婉君由香港来到梧州，找到王亚樵说，她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也来梧州居住。9月20日，她说有重要事请王亚樵去她的住处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早已埋伏在她的房中。王亚樵不知是计，按约定时间去婉君的住所，刚一进门，特务们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眼睛被迷，仍顽强地同特务展开激烈搏斗。最后，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然后，特务们按照预先方案，又一刀结果了婉君的性命。
上世纪末，王亚樵的后人从广西将他的遗骸运回家乡安葬，王亚樵墓现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政府西约1公里的小山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书：“王亚樵之墓。”
王亚樵一生暗杀了许多人，却从来不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还曾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据王亚樵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人物的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遇到困难，王亚樵及时为他们筹款1万元，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据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评价王亚樵时，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也算是对他有了一个“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