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大王”王亚樵被暗杀始末

作者:王增勤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8-01 阅读量:0

王亚樵是民国时期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士.他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一生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震动中外的刺杀大案,比较著名的行刺对象就有侵华曰军大将白川义则、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副主席汪精卫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等国内外军政要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王亚樵非常恐瞑,竟然悬赏100万大洋在海内外缉拿他,而当时对很多“共匪要犯”的悬赏额最高才不过10万大洋。就是这样一个可谓古今中外无人出其右的“暗杀大王”,最后也不幸死于别人的“暗杀”……

威震海内外的“民国第一杀手”

王亚樵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就聪颖过人,疾恶如仇。长大后,王亚樵不满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基于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为反清救国而奔走。辛亥革命胜利后来到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继续寻求革命。1915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斗争,这时候他多次上书孙中山,建议成立暗杀组织暗杀反动军阀,孙中山先生则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20世纪20年代初,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革命理念迟迟不被孙中山先生所接受,就再次出走上海,他为人十分仗义,很快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树立起很高威信,随后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他出任该组织首领。然后,他利用帮会收徒弟的方式,继续扩大势力,不久便拥众数百人。他们人手一把斧头,几百把斧头顿时把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上海其他帮会势力甚至包括大亨杜月笙,对他们也莫不忌惮一二。

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势力后,王亚樵终于可以放手实施他的“暗杀”理念了,从此开始了刀口添血的“暗杀大王”生涯。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封建余孽杀,反动党政要人杀,日本鬼子杀,流氓恶霸杀,众多不知名的汉奸特务更不过是下酒小菜。一言以蔽之,天上飞的地下走的,上至国家总统、达官贵人,下到爪牙爬虫,他只要认为该死的,没有不敢杀的,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民国第一杀手”。

“有幸”成为王亚樵刀下第一个“无头鬼”的,是凇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国梁当时手下有七干余名警察,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他召集部下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部下各怀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果然再次乘汽车来到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王亚樵的多名部下抽出手枪纷纷向徐国梁射击,徐国梁随即一命呜呼。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孙中山先生一贯倡导的国共合作三大政策被一扫殆尽,心中十分悲愤,便把暗杀的矛头对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行刺蒋介石和宋子文,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

1931年夏,在王亚樵的组织下,刺客陈成等人潜入“夏都”庐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中,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蒋介石连开两枪,因距离较远没有命中,蒋介石才逃过一劫。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精心谋划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子文,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竟误将同样戴着巴拿马帽的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将唐腴庐乱枪打死,宋子文则侥幸逃脱。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他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暗杀对象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团长。淞沪停战后,日寇准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王亚樵得到消息,立即着手策划爆炸会场事宜。因为庆祝大会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台湾人和朝鲜人参加,于是,王亚樵找到在上海的朝鲜人安昌浩进行密切合作,王亚樵负责提供资金,安昌浩负责寻找人选。4月29日日军祝捷大会这天,安昌浩召集的朝鲜义士尹奉吉、安昌杰等进入会场,伺机引爆了炸弹,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其余十余名日本军政大员也都非死即伤。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国联”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一再请求下,派英国外交官李顿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一行到中国后,竟然不顾摆在眼前的事实,连续发表偏袒日本的谈话,中国人无不愤恨。王亚樵说:“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李顿住在上海时,王亚樵决定给他一个“血的教训”。1932年11月10日,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在李顿一行下榻的宾馆正准备行动时,不慎被中国警察逮捕,杀手随后供出了王亚樵。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这一暗杀未遂事件迅即传遍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连连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王亚樵等凶手。

王亚樵一波接一波的惊天暗杀大案,震动了海南外,让国民党所有显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曾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蒋介石下达“限期捕杀王亚樵”的死命令

王亚樵的“频频出手”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蒋介石自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曾悬赏10万大洋缉拿王亚樵,但是连个影子也没捞着。谋刺“国联”调查团长李顿未遂后,蒋介石更把王亚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令戴笠缉捕王亚樵。 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后来在王亚樵的举荐下报考黄埔军校第6期,从事特工活动后深得蒋介石赏识,从此开始飞黄腾达。戴笠深知王亚樵的厉害,本不愿“趟这浑水”,不料受到蒋介石的“钦点”,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上海军警合作追捕“恩师”王亚樵。

戴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也一直没能在上海捉到王亚樵。一次,由于内部人的出卖,王亚樵在上海.的新住处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军警特务100余人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后,王亚樵的黑紫羊皮袍还在床上,被窝尚有余热,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参与搜捕的人都认为王亚樵有飞檐走壁的本事。其实,王亚樵听到声音后就奔上四楼阳台,顺着隔壁的下水管跳下楼去安全脱险。还有一次,王亚樵和妹妹王亚瑛被特务堵在一条弄堂内,王亚樵迅速跟王亚瑛互换了衣服,戴上围巾,在特务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特务们再次扑了空。戴笠闻听后,不禁悲叹:“没有谁能对付得了王亚樵!”

1933年8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装成码头工人,随船偷渡到香港,随行的有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20多名骨干成员。到香港不久,王亚樵很快又与“西南派”首领人物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他们这回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周密计划,精心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必刺蒋成功。经过策划,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新闻机构都派实力记者前去采访。上午,与会人员参加完开幕式后,在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因久等蒋介石未到,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全体中委拍照。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本想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干掉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临时不知动了哪根筋,不参加集体照相了,孙凤鸣只好退而求其次,对准汪精卫举枪便射,“砰——砰一砰一”三声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孙凤鸣随后被警卫人员射杀。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要他给全国一个明确的交代,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蒋介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召来戴笠,限他三天内破案。

戴笠开始分析这次枪杀案:很显然,这次枪杀的目标是冲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那么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技术、谋略、手段?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于是,戴笠一开始就把破案的重心放在了王亚樵身上。

戴笠调查后得知,晨光通讯社所有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京中保证人及经费来源,每日发稿内容都要报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审核,平时还要接受中央通讯社的管理。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很快查出两个至关重要的嫌疑人:一个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李怀诚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之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戴笠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具体负责这次刺杀行动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巳不知所踪……

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先是喜,接着又暴跳如雷,喜的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主谋刺汪的嫌疑,怒的是戴笠多年久捉王亚樵不获,使他又在皇城根儿作乱,还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接着,蒋介石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戴笠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心说:“很多‘共匪要犯’的身价最高才不过10万大洋,看样子,老头子这回是真急了!他王亚樵的头拿不来,我戴笠的头就会被老头子拿去啊!”如果说他前几年对捉拿王亚樵还有少许应付或者幻想为己所用的话,那么眼前则被逼到了死角,他决定亲自出马,这一次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取他王亚樵的性命。

一代枭雄因内部人出卖遭暗杀

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发现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密赴香港捕杀王亚樵。

戴笠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领袖胡汉民紧急与香港总督葛洪亮协商,请香港当局按国际准则,保护政治犯王亚樵的安全,王亚樵还出面请香港警务处长亨利·勃郎共进晚餐,向他透露了戴笠到港捕人的消息。因此,戴笠一伙刚到香港,就被早有防备的香港警方拘捕。

戴笠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到香港就落了个“阶下囚”,气急败坏,只好亮明身份,费了很大周折才恢复了自由。随后,戴笠要求香港警方将王亚樵等人抓捕归案,香港警方以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国际惯例为由,拒绝了戴笠。戴笠正气恼间,手下人献计说:“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指出王亚樵等人专干暗杀、绑票等罪恶勾当,刺杀汪精卫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是刑事凶杀大案。” 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犯而损害本国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协助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伙。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正当王亚樵走投无路之时,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心想,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二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在广西应该是安全的,遂于1936年2月,偕20余名部属及家眷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第。

王亚樵再次神秘失踪后,蒋介石整日惶恐不安,总感到黑暗角落里会突然冒出王亚樵举枪对着他的脑袋,搅得他食之无味,疲惫不堪,只好拿戴笠出气。戴笠挨一顿臭骂之后,又气又羞,但又苦无良策“挖”到王亚樵的新藏身之地,整天急得团团转。忽然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

原来,王亚樵的重要部下余立奎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汪被李怀诚出卖而被捕,余立奎是个硬汉子,任特务们酷刑用尽,始终不肯吐露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戴笠听说余立奎在香港有一个小妾叫婉君,二人共同生活多年,都对王亚樵及其他重要部下十分熟悉,戴笠决定从婉君人手,哄骗她找到王亚樵的藏身之处。

于是,特务们在香港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婉君,哄骗她说:“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委任他一个省主席。而且,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余立奎,说不定也给他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千千。”婉君一听,动了心,她过去和余立奎追随王亚樵游荡江湖,整天提心吊胆,从来没过一天安稳日子,要是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大好事么?因此,涉世未深的她稍加犹豫之后,就答应帮助特务们寻找王亚樵的最新落脚之处。

戴笠听到特务们的汇报后大喜,为稳住婉君,以防她中途变卦,他再次亲自赴香港同婉君相见,一出手就赠送她10万元巨款,并承诺事成之后赠送她的巨款数目更为可观。婉君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钱,双眼笑成了一条缝:“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那还有假,”戴笠信誓旦旦地说:“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他做了高官,我也能跟着沾沾光啊!”于是,婉君对戴笠一伙深信不疑,说用不了几天就会打听到王亚樵的下落。这时的婉君只顾高兴了,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角中射出的那一丝凶光。

圈外人找圈外人困难,而圈内人找圈内人则容易多了。果然,三天没过,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兴奋地心都快从胸膛中蹦出来了,马上策划了一个捕杀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1936年9月中旬,婉君由香港来到梧州,找到王亚樵说,她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也来梧州居住。9月20日,她说有重要事请王亚樵去她的住处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早已埋伏在她的房中。王亚樵不知是计,按约定时间去婉君的住所,刚一进门,特务们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眼睛被迷,仍顽强地同特务展开激烈搏斗。最后,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然后,特务们按照预先方案,又一刀结果了婉君的性命。

上世纪末,王亚樵的后人从广西将他的遗骸运回家乡安葬,王亚樵墓现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政府西约1公里的小山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书:“王亚樵之墓。”

王亚樵一生暗杀了许多人,却从来不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还曾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据王亚樵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人物的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遇到困难,王亚樵及时为他们筹款1万元,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据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评价王亚樵时,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也算是对他有了一个“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