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是我党著名“五老”之一。旱在中央苏区时期，谢觉哉就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受命担任政务院内务部（民政部的前身）部长，长达十年之久。谢觉哉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优待抚恤和社会福利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的民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新中国民政事业的奠基人。
“不许饿死一个人”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谢觉哉为内务部部长。11月1日，内务部正式成立，谢觉哉作为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上任。他提出内务部的工作要以“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指导方针。
解放初期，人民生活贫困，加上河堤长年失修，溃决泛滥，灾情遍野，救灾工作便成了内务部工作的首要任务。谢觉哉在内务部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
1950年6、7、8月，钱塘江、长江、淮河流域，先后大水成灾，堤坝坍塌，江河泛滥，冲毁农田，毁坏房屋，溺死人口，1928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028.58亿元（当年价值）。建国伊始，缺钱缺粮，如何救灾？谢觉哉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此事就交给内务部主管吧，你们好好抓一下，生产自救，节约度荒，调剂有无，互相帮助。财政上要拿出点力量来，搞点以工代赈和必要的救济。”毛泽东要求内务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并决定立即抽派干部去灾区查灾，慰问灾民；要打电报给山东、平原、河北、河南几个重灾省民政厅，要厅长们马上来京汇报。随后，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谢觉哉任副主任，具体领导工作则由谢觉哉承担。
谢觉哉在内务部的会议上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这是动员口号，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要把这个口号与要求写在指示上。”不久，内务部先代国务院起草了一个救灾指示。根据谢觉哉的建议，指示明确提出救灾的动员令写为“不许饿死一个人”。在谢觉哉连续担任内务部长的十年间，各地民政部门都一直把“不许饿死一个人”作为奋斗目标，而且确实做到了。
救灾粮款一笔一笔拨下来了，拨往何地，拨多少，谢觉哉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签发。派出去查灾的工作组一个接一个地回京了，谢觉哉都要找他们询问，了解灾情。谢觉哉问：“你们见到灾民了没有？”“见了。村子里几乎是每一家都走到了。”“有浮肿的没有？”“现在还没有，人是都瘦了，但挺有精神。”“有外出逃荒的没有？”“有，少数。大部分没动，因宣传了政府要管，要以工代赈，恢复家园，群众劲头还挺足。”开工了没有？”“开工了，上堤的人不少，发工资，争着去修。”“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医药还差一点，群众有点小病，是挺着。”谢觉哉立即与卫生部门联系，请他们多派巡回医疗队到灾区去，以保障灾民健康。
谢觉哉说：“在旧社会，天灾加入祸，使大量人死亡。如今解放了，人民政府有责任领导人民渡过灾荒，不许饿死一个人，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不久，内务部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谢觉哉在会上作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1951年，广东、湖北、广西、河南等省均发生春荒，谢觉哉指出：筹救济粮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主要应是发展农业及副业生产与社会互助。前者力量有限，后二者力量无穷。他还多次直接写信给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邵式平，要求领导方面应充分认识到：“救灾是关系成百万人民的生死问题，我们必须彻底负责”、“首长要亲自领导此事，以免有发生偏差或疏忽之处。”他在回复邵式平的一封信中说：“救灾粮款，要发到灾民的手里才能算数；要发到灾民手里并要使之恢复生产，而不是坐食，才更能算数。”。
灾害几乎年年都有。谢觉哉在历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对于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都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安排。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指出：“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我国古先哲人的理想，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等五保，是上述理想的具体实现。
在第四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有人怀疑救灾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甚至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值得考虑。谢觉哉在讲话中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认识，他说：“这个口号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难道人民政府能说‘可以饿死人嘛’？”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长十年期间，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曾先后到过21个省、市、自治区，协同当地政府开展安置灾民，建设政权，优抚烈军属等工作。
1955年6月，谢觉哉冒着酷热来到山东视察灾情。他沿着黄河南堤了解灾情，慰问灾民。在路途上，每遇到群众整修河堤的地方，他总要停下来，同群众热情交谈，询问他们的受灾情况和生产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在一处黄河堤坝出现险情的地方，数百名群众正在抢险固堤，谢觉哉健步走到劳动现场。他亲切地握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手，问道：“你多大年纪了，也来修堤防灾？”老人热泪盈眶抚摸着谢觉哉的胡须说：“咱俩的年纪不相上下吧？你能亲自来看我们真不容易呀！”他们肩傍着肩，交谈灾情，直到太阳已快落山了，谢觉哉才恋恋不舍地返回。
一天午餐时分，谢觉哉没要当地干部陪同，也没带警卫员，仅由一位秘书跟随，闯进了一户七口人家。当时，主人家正在吃饭，见来人不是当地干部，赶快将饭藏起来。谢觉哉抓住主人的手风趣地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哩，让我们在你家吃一顿饭吧。”主人有点难为情，推托说，饭不多，要另做。谢觉哉执意要吃他们刚刚收藏的饭，主妇只得端来。谢觉哉吃了几口，感到难于吞下。经过询问，原是棉花籽饭。老大娘见谢觉哉吞吃困难，情不自禁地哭了，两个小女孩也跟随奶奶哭了。谢老安慰说，困难是暂时的。要挺起腰杆，发展生产，战胜困难。告别时，还包了一点“棉花籽饭”带回机关，教育干部。
接着，谢觉哉赶到利津县黄河决口处视察。这里是黄河人海的地方，灾害连年，周围三个县近三十万人民群众常遭受威胁。这天，细雨绵绵，荒沙茫茫。谢觉哉站在凌风黄河决口处，查看决口的情景，询问灾情。原来，自从黄河改道以后，这一带的黄河堤坝已经决口21次之多，周围几百里田地冲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解放前，这里有一次决口，国民党政府三年都没有堵住。这次又在原处决口，可是只用了六天就堵住了。谢觉哉赞扬了群众的艰苦奋斗精神，给他们批拨了粮款，扶持群众恢复生产，安排生活。
1957年，谢觉哉视察了河北。在保定，谢觉哉访问了收容教养所、儿童教养院，参观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和自办的糖厂。他看见了收容教养的150多名儿童中，有的戴上了红领巾，谢觉哉兴奋地走到他们跟前，一个一个替他们整饬红领巾。谢觉哉查看了孩子们的教室、食堂和宿舍，表扬了这里的领导干部和全体人员，工作做得很好。这里还有90多位残老人员，谢觉哉坐在他们中间，亲切询问他们的年龄、家庭情况和来到这里后的生活情形，并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保重身体，以养为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谢觉哉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的作风，是发扬我党优良传统的榜样，他要求内务部的同志“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而他自己就是这一口号的身体力行者。
优抚工作也是谢觉哉工作的重点。做好优抚烈军属，救助残疾人员，扶助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建国初期，大量的优抚工作都在老根据地。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各革命老根据地，谢觉哉为总团长，下设九个分团，共有8400多人，内有63个文工团、剧团，44个电影队，5个幻灯队，2个摄影队，8个曲艺队，50个医疗队。谢觉哉随中央苏区分团赴江西、福建，访问了瑞金、长汀、宁都、兴国等老根据地。在南昌，谢觉哉特意代表中央政府拜访了方志敏烈士的母亲。在瑞金，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拨开人群，挤到谢觉哉面前，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咽说：“谢老，我们早盼星，晚盼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终于回来了。”谢觉哉拉住他握过梭镖的手，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根据地的父老乡亲来啦。党中央和毛主席很想念你们。你们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勋。”欢迎的人群沸腾了，“欢迎访问团亲人到来”的呼声，震撼着山岳。中央访问团给各根据地人民送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赠送了慰问牌匾、荣誉勋章和救济、抚恤物资。
重视信访工作 谢觉哉为人谦逊和蔼，受到大家的爱戴。建国以后，谢觉哉住在内务部办公楼的后面，进出都要经过各司、局的门口。每逢外出工作回来，谢觉哉下了汽车，都要步行路过国各司、局，有时就坐下与干部聊聊。外出上车前，他也要顺便坐一坐。如果全天在家，他就更要抽时间下司、局。他关心同志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热情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谢觉哉非常注意增强干部的群众观念，诱导大家认识到关心群众是一个革命者的根本问题。
内务部机关设在清朝一个王府内，房子十分陈旧，有同志主张改建或者大修。谢觉哉没有同意，他说：“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维修一下就可以了。”有人提出要盖办公大楼，谢觉哉坚决反对。他说：“只要我在内务部，你们就别想盖大楼，现在又不是没有地方办公。”当时内务部的宿舍很挤，司局长、干部、司机、公务员通通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有人发牢骚说：“谁跟着谢老当干部，谁倒霉。”
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谢觉哉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并明确指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在内务部建立了来信来访领导接待制度，要求所有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都要亲自接待来访，每星期至少接待一次，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谢觉哉的左耳基本失聪，他参加接待工作，往往要比别的同志花费更大的精力，但他总是非常注意尊重和关心对方，从不轻易打断对方的话。一次，一位老年人来访，讲着讲着，突然伤心地哭了。谢觉哉一边劝慰，一边让通讯员给倒上一杯茶，请他歇一歇再讲。老人非常感动，拉着谢觉哉的手说：“您这个老同志真好呀！即使这次问题不能解决，我心里也舒服呀！”
在内务部，谢觉哉对信访接待工作制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应该做到“既要解决个人问题，又要看到整个问题”。他常常选一些性质重大的问题或久拖不决的问题，亲自处理，亲笔复信，并将他的复信抄送各业务单位和信访室工作人员，以资借鉴。他经常谆谆教育信访工作人员，“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的重要桥梁，是我们为民解忧的重要渠道，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
谢觉哉的工作原则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他反对公事来了，层层往下批：“办好了”，又层层往上送，这个“长”签个“阅”，那个“长”署个名。他指出：“长”字号的人，万万不能懒，虽然不能也不应件件亲自动手，但必须择要的，亲自动手。谢觉哉多次讲到中国是一个“官国”，并且一向深恶痛绝。他对“官国”的弊病，洞若观火，时时口诛笔伐，动员大家起来扫除。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纯洁心灵。
1959年春，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觉哉进一步发挥说：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共产党的官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
谢觉哉一向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旧社会的人重地位，地位爬得高，有剥削人的机会，能大吃剥削饭。新社会的人重工作，工作做得多，做得好，够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为人民所称赞”。
访问两个故乡
延安是谢觉哉的第二故乡，他在延安整整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他和延安人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就连延安的一草一木，河边的石头沙子，他都那么熟悉亲切。全国解放后，他虽然身处北京，但还是非常怀念延安。
1956年5月14日，谢觉哉从北京到延安访问。到达延安后，他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顶上的窑洞里。这是谢觉哉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和林伯渠共同居住过的地方，虽然自撤离延安后又近十年了，但仍清晰地记得当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情景。在延安访问期间，谢觉哉不辞辛劳地访问老同志、老部下、老邻居和周围群众，他访问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岭，核对了当年斗争历史的陈列展览史料和实物，调查了李家渠、柳林两个乡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刚到延安几天后，谢觉哉的秘书因病住了医院。他到医院看望时，发现住院病人的家属都在病房门口自设炉火做饭，整个医院烟雾腾腾。他便叮嘱秘书要边住院治病边了解群众看病的困难，并要他出院时写个调查报告。秘书遵照他的意见，以住院病人的身份，随时和其他病人、家属以及医护人员交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出院时写就一个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以大量具体事实说明，由于住院费、医药费和生活费过高，群众没有钱治病，更没钱吃医院的饭，只好个人开灶做饭。根据调查的情况，谢觉哉向延安地委和专署负责人谈了如何改进和整顿医疗工作的意见。回到西安后，他又向陕西省委谈了这些情况。回到北京后，正值一届二次全国人大召开。谢觉哉将他在延安视察所见到的新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向大会作了汇报。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委书记立即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尽快派人去延安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据延安群众来信说，一般群众住院费大大减少，病房门口再没有炉灶冒烟了，他们感谢党和政府对陕北人民的关怀。
谢觉哉还将他在延安视察的所见，特别是陕北老区人民的负担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央解决陕北人民的负担问题。毛泽东亲自给谢觉哉回信，称赞他重访延安做了一件好事。谢觉哉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老区的生产、生活是否恢复到战前（1946年）水平，一些同志表示怀疑。谢觉哉认为：有些方面是没有恢复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和地区还很贫穷。他指出，领导问题和干部问题，是今天陕北老区的根本问题。而主要是领导水平跟不上现实的要求和工作作风不够深入。其次是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况，对新事务和工作作风不太注意。因此表现在，对群众的生活和疾苦关心不够，对情况不很了解，不能掌握，对问题的处理和指导不切合实际，对民主制度的健全和运用不够重视，等等。根据这些情况，谢觉哉建议，要使陕北老区有休养生息的时间，要大力改善和加强领导。谢觉哉的报告引起了中央方面的重视，并且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
1957年3月，谢觉哉回到家乡湖南访问。这是他阔别家乡30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谢觉哉是1927年“马日事变”后不久离开长沙的。3月26日，谢觉哉来到家乡宁乡县。县上为了保证安全，每次去学校、农村视察访问，都派了公安人员，随同保卫。谢觉哉发现后再三劝说，说这样会使群众不敢接近，要求撤去公安人员。群众纷纷说，谢胡子哪里像个大官，除了多一副眼镜和多一根拐杖外，和乡里人不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