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斗争，不见战火硝烟，却见刀光剑影。不见肉搏厮杀，却见生死命悬。一片波谲云诡、扑朔迷离背后，是不见血的较量，是斗智斗勇、坚贞不屈的生死考验。
1947年秋，在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保定、兰州乃至上海等地的秘密电台相继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我党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又给中共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1947年3月，中央机关为了作战需要撤出延安，在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在此期间，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源源不断地向中央传递信息，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了如指掌，从而在周旋中占得先机，安全无恙。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都已出现反攻势头。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挥师南下，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摆开一个倒过来的“品”字阵势，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同时，西北野战军趁国民党刘戡、董钊等部南撤之机，乘胜追击，相继收复葭县、吴堡、靖边、子洲、横山、吴旗、安塞、志丹等地。华东野战军也在此时发动了胶东保卫战，先后歼敌六万余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一举攻占17座城市。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北段连战连捷，既全歼河北保安第六纵队，又将冀东重镇沧县、青县、永清以及兴济、马厂、唐官屯、陈官屯等车站、据点一并拿下，直接威胁天津防务。随后，晋察冀野战军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又一举解放石家庄，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敌人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先例。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也从朱官寨移师葭县西南15华里的神泉堡。
一封非常密电预示隐忧
时间到了9月，在陕北的一个秋夜，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被一份来自古都北平的密电搅得睡意全消。这封密电来自中共北平秘密电台，电文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刚由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靖公署主任的“封疆大吏”——孙连仲。而电报则出自时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这封密电所传递的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却并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的欣喜，反倒大为震惊，因为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建立于1946年，隶属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作用重要的地下党组织，其情报网络十分广泛，甚至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正因为能够接触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他们提供的情报不仅准确、及时、而且机密性极高，参考价值非常大，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的作用，曾多次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
此次密电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而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少将就是通过他，认识了叶剑英，后来由叶剑英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谢士炎加入党组织后，积极为党工作，先后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但是，即便北平小组有这样高端的情报来源，但与孙连仲这样人物接触却属于统战工作的工作范畴，并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的斗争最忌节外生枝，如果盲目地建立横向关系，会增加不必要的危险。所以，北平秘电台发出这样一份密电，势必会把其情报系统完全暴露在危险当中，极有可能陷入敌人一网打尽的圈套里。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自然深晓其中利害关系。所以，当他看到这封密电时立即意识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于是，周恩来派人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说：“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告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北平秘密电台上。
情报工作疏漏埋下祸根
屡建奇功的中共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先不论国民党情报机构的监听、搜寻力度，其实，当时北平秘台本身的工作疏漏就已经给自己埋下了诸多隐患。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极为迫切，中央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大量的情报信息迫使北平电台不得不每天发报，有时每天发报时间达7个小时，这样连续不断，而且持续时间长的电波很容易被监听到。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平密电台还越界工作，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连仲起义。但是，当时孙连仲的态度并不十分明确，他所属兵力也不多，华北国军的主力部队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果孙连仲贸然起义，一旦有失，必会被第34集团军围歼。所以，中央判断孙连仲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故对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积极回应。但出于良好的愿望的余心清却十分“积极”，他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在招待会上，他当众传达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孙连仲将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这一举动造成了巨大的反响，美联社随即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巧的是，此时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同时查出孙接触的中共情工人员。蒋介石亲自命令调查，加大了国民党当局的调查力度，从而拉开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惨遭灭顶之灾的序幕。
当年负责侦测北平密台任务的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容德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严格训练。接受任务后，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的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所在位置，其采用的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而身处危险之中的北平秘密电台全然不知，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的同时，也日益清晰地暴露着自己的位置。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500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从早上6点钟开始发报。
未防“飞贼”监视电台暴露
国民党保密局圈定的这一范围当时有近百户住家，电台究竟在哪一家？况且侦测车还不能精确地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大张旗鼓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造成将电台转移、失去线索的结果，那岂不是竹篮打水？面对繁复和两难的局面，保密局颇感棘手。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算是大功率的电器了。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所在。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当场抓获。没有直接证据，保密局很难给被捕获者定罪。
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内号称“活阎王”的特务头子。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争。经谷正文之手．20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1955年4月11日，他还策划、实施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段云鹏这个名字在国共两党的情报部门可是赫赫有名。在“军调”期间，他曾参与密谋刺杀叶剑英，未能得逞。此后，他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市长，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
谷正文给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五点钟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6点钟开灯起床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段云鹏就有了重要发现，他发现交道口京兆东公街的24号院，每天大约在6点10分左右都会开灯，一个男子在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便会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子，将箱子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样子十分像发报。不过因为屋中的男子背对着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7点钟，男子又会把箱子放回床底下。段云鹏的这一发现，实际上就是北平秘密电台的工作规律，一个苦心隐藏、工作出色的地下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遭遇预谋抓捕叛徒变节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人们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其实，在专业的情报人员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收报的一方警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捕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的时候突然进入抓捕，这样才不会惊动其它电台，整个的情报系统也不会产生怀疑。而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做文章的价值，甚至可以将它反利用，扰乱对方的情报系统，造成情报混乱、真假难辨的局面，成为情报战中的一颗好棋。而且，刚刚发完报的报务员会短时放松戒备，没能第一时间销毁电报稿，所以情报的内容也可一并查获。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抓捕“活电台”。
那天清晨，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发完电报后，他像往常一样正收拾设备时，屋顶上的段云鹏给特务们发出了信号，一伙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获。
当时，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秘密电台共有4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政宣的妻子）和李毓萍（孟良玉的妻子）。4个人当场被抓。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底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
当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却有了交集。大量电报底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迅速扩展蔓延，成为整个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李政宣被捕后很快叛变，他供出了组长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又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特务抓捕了余心清等人。特务们随后又对董剑平等人进行了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也相继叛变，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中共5位重要情报人员，他们分别是时任国民党司令部一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参谋处少校参谋、代理作战科科长朱建国、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石淳和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交际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保密局的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小觑，负责人当即密电南京，将案情详尽上报。南京方面获知后极为震惊，郑介民先是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处理案件，不久，自己也赶到北平，亲自指挥。
随着国民党方面调查的深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的阴霾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不仅覆盖了北平地区，甚至我党整个北方情报系统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一场更大规模的抓捕和杀戮即将开始。
叛徒瘟疫蔓延血雨腥风
北平秘电台被破获后，设在西安、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庞大的北方情报网渐渐被勾勒出来。9月29日，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市被秘密逮捕。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有5天的时间。这宝贵的时间足以让王石坚组织人员撤退，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撤退呢？这要回到前面说的那颗“好棋”了。原来，叛变后的报务员李政宣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联系，这就造成了北平电台安全无恙的假象，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有任何的察觉。从而造成了整个北方地区情报系统的大灾难。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有的重大损失。更令人气愤的是，被捕后王石坚也没能像早年一样经受住考验，他很快就叛变了。王石坚的叛变宣告了整个北方情报网的彻底完结。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前后不过10天时间。国民党保密局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破坏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功劳”最大的是那些可耻的叛徒。因为特务们掌握的线索大部分来自李政宣等叛徒的口供。不仅如此，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要想将一个情报系统的彻底破坏，还需要一个人的“配合”，那就是这个系统的直接负责人——王石坚。从抓捕过程中保密局特务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的情况来看，王石坚的叛变也是十分彻底的。
北平秘密电台一案牵连甚广，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先后有一百多人被捕入狱。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逼供，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有人坚贞不屈，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最后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北平五烈士”。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每一场战役的背后，都浸透着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者的鲜血甚至是生命。我党的情报工作正是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这其中有教训、有经验，它们是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