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抱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他一段时间来深思熟虑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新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批“四人帮”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内容之一是集中批“四人帮”，而且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来批“四人帮”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经信任江青、张春桥等人。1970年庐山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出于扩大本集团利益的考虑，曾与林彪集团进行过斗争。“九一三”事件后，江青等在批判林彪集团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积极，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仍很信任。但是，江青等人的小集团活动日益发展，他们的一些做法越发暴露出他们别有用心，他们的活动也与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干部发生了冲突。所以，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四人帮”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现、认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对他们提出批评。从1972年起，他就没有间断过对“四人帮”进行告诫、抑制、批评（在当时来说，毛泽东也只能用这些方式对待“四人帮”）。这些告诫、抑制、批评实际上是他同“四人帮”之间产生根本矛盾的体现。在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没有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态度就不能仅局限于批评、告诫、抑制了，而是将他们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心在党内高层点明“四人帮”问题，并且进行严重的批评。同往常一样，毛泽东在作出这个重大政治决策之前，也离开北京到外地住了很长时间。他反复思考了如何挑明“四人帮”的问题，对挑明此问题的时间和方式酝酿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批“四人帮”，顺次采取了打招呼和集中批两种方式。打招呼，就是要全党特别是中央的同志都知道，现在要集中批“四人帮”了，并且把批“四人帮”的核心问题点出来。毛泽东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1975年4月20日，姚文元把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提出要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感觉到了“四人帮”违背了他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初衷，是别有用心，在另搞一套。于是，他于4月23日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实际上就是向全党打招呼。这段批语下发给中央的同志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们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而毛泽东批“四人帮”所要指出的核心问题，是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大家心中有数了，开始集中思考批“四人帮”的问题了。
集中批，就是集中在一次会议上批，而在这次会议上，也只能由毛泽东来集中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揭露其实质。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活还很不正常，也只有毛泽东自己亲自发表谈话，才能批得了“四人帮”，别人率先去批“四人帮”，是批不成的，那样反而会引起党内矛盾扩大。对此，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清楚，毛泽东本人也十分清楚。于是，1975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就酝酿由他出面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一下“四人帮”。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他的住所。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由毛泽东指定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海容、谢敬宜、唐闻生等人。大家到齐后，毛泽东开始发表长篇谈话。这是几年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谈话。与会者心里都清楚，毛泽东能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发表这样长时间的讲话，其份量是很重的。会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批“四人帮”的方式也是郑重的。
首先，毛泽东指出，只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开口，就做自我批评。他说，我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指出：姚文元的文章要批经验主义，江青、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搞的十条经验，也是批经验主义，这是错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批教条主义，因此，这样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为什么只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党达四年之久。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凡是不赞成他们主张的，就要挨整，给我们党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历史上，表现为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政时，我是挨整的，周恩来是挨整的，朱德是挨整的，邓小平也是挨整的。“邓毛谢古”四人中，“邓”就是邓小平。他还说，在现实中，“左”倾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影响很大。教条主义还愚蠢到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程度。对此，毛泽东举例说：原来，教条主义者说吃鸡蛋不利于身体健康，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光指出了只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而且揭露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面目，矛头直指“四人帮”。
第二，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搞批林批孔，又批经验主义，还批“走后门”。对于这“三枝箭”，毛泽东只同意放第一枝“箭”——批林批孔。因为批林批孔是他提出的，他当然同意。对于批经验主义，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就进行了批评。因此，他接下来专门讲的一段话，就是否定“四人帮”的批“走后门”。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他们当了五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敬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毛泽东的这些话的更深层内涵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批“走后门”，是有他们的目的的。这些目的，一是借此攻击老干部，二是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批经验主义，整老干部。总之，他们的矛头，就是指向老干部。毛泽东首先把自己列在老干部的队伍里，站在“四人帮”的对立面。他说：我也是“走后门”的。你们批“走后门”，“我也是一个”。
第三，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毛泽东提出“三要三不要”原则，原本是在发生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专门提出来的。现在，毛泽东把它用到了“四人帮”身上，认为“四人帮”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毛泽东针对“四人帮”说：九大、十大都讲过这三条，但是，有的同志就不信这三条，就是不听我的，把这三条都忘记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点明：江青、张春桥等人搞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活动，是背后搞鬼，是在搞分裂，搞阴谋，搞修正主义。
第四，毛泽东尖锐指出：党内存在“四人帮”，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他在谈话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的这些话，明确指向江青等人。他不仅指出了我们党内存在“四人帮”这一集团，而且指出“四人帮”是与全党格格不入的，是与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不团结”的。
第五，毛泽东专门批评江青搞“送材料”那一套不正当的做法。他针对江青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经政治局通过后印成文件发下去，不要个人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这段话，明确否定了江青到处送材料的做法。毛泽东还尖锐地对江青说：你江青批经验主义，我看你江青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回顾历史说，在我们党的一大半工作中，江青都没有参加，因此，你江青还够不上大经验主义，只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第六，毛泽东指出，“四人帮”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针对江青等人说：你们在上海机床厂搞的十条经验，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这些人的马列主义不多，又不做自我批评，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次谈话的最后再次重申了“三要三不要”，强调“要马列不要修正”。这些话都是指向“四人帮”的。．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当时“四人帮”的政治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谈话揭露了“四人帮”问题的实质。他强调“三要三不要”，强调“要马列不要修正”，实际上就是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搞分裂的问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显然不是枝节问题，而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这一问题，无疑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客观地说，毛泽东对“四人帮”的认识还不是十分彻底。
期望党内团结
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他在批“四人帮”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党内团结。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清楚地表示，希望安定团结。他在批“四人帮”的最后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时，三要三不要中的“要团结，不要分裂”，是他这次讲话本意中十分重要的内涵。从这一本意出发，他在集中批“四人帮”之后，才又说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等话。
毛泽东知道“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矛盾特别深，因此他在会上还特别对邓小平提到了中央苏区时的“邓、毛、谢、古”事件，说：我只见过你一次，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对邓小平抱着很大的希望。他说这些话，一方面是肯定邓小平，另一方面，他讲这些话，也明显带有希望邓小平和“四人帮”团结的意思。
毛泽东在会上讲起三国故事，也是期望党内团结。在谈三国故事时，毛泽东谈到了孙权。三国时的孙权在从兄长孙策手中接过江东政权后，善于团结人，善于用人，特别是对后起之秀能够重用，因此当时的江南孙吴政权能够得以生存。毛泽东心中清楚，自己已经到了垂暮之年。此时，他更加认识到党内团结的重要。他通过孙策和孙权交接班时的历史启示大家，希望大家要团结。
形成了交班的基本考虑
毛泽东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虽然对“四人帮”的认识有历史局限而不可能根本解决“四人帮”问题，但他在这次会议上集中批“四人帮”已经明确：不能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不能让“四人帮”接班。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不能交班给“四人帮”，那么交给谁？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明确确定下来的人选，但他已经形成了交班的基本考虑。这个基本考虑就是：在周恩来已经病重的情况下，倚重叶剑英、邓小平，让他们把工作抓起来，然后，由他们扶持毛泽东所瞩目的接班人。当时毛泽东已经对华国锋十分瞩目，但当时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之一，毛泽东显然还没有确定华为接班人。毛泽东要选哪一人为接班人，此时还没有确定。但他此时已经形成了要让叶剑英和邓小平等老同志扶持今后他选定的接班人的思路。
毛泽东依然用他常用的以古喻今的办法，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众让叶剑英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咏怀》。叶剑英背诵完这首词后，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此人（指叶剑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吴法宪。就是吴法宪不行。”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有意识地把辛弃疾原词中最后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改为“当今惜无孙仲谋”。这一改，意味深长，明确表示了他对当下还没有成熟的接班人很是失望的心情。“生子当如孙仲谋”，实际上是三国时曹操说的话，意思是说，自己的儿子就应该像孙权一样有雄才大略，是曹操对孙权十分赞赏的话，也是曹操对自己接班人的期望值。辛弃疾的词中最后一句也是重复了曹操的话。毛泽东在肯定这句话时，改这句话为“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是以特别忧伤的心情说出了这样的意思：可惜呀，我们现在还没有孙权那样的人物。
但是，毛泽东不是悲观主义者。虽然当今还没有孙权那样的人物，但是我们党内可以产生孙权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那么，当这样的人物产生后，由谁来扶持呢？毛泽东提到了叶剑英。他接下来说的直接赞扬叶剑英的话，就是一个明确的表示。在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这个话，毛泽东是向政治局的同志明确交代了叶剑英今后在培养和扶持接班人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当时考虑的和叶剑桥英一起扶持今后产生的接班人的人选，还包括邓小平。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曾经让王洪文拜邓小平为师。王洪文后来的表现使毛泽东失望。王后来又搞“四人帮”，毛泽东自然已经不把他当作接班人的人选了。王洪文也不可能真正向邓小平学习。所以毛泽东才有“当今惜无孙仲谋”之语。在这次毛泽东最后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30年代中央苏区的“邓、毛、谢、古”事件，并且对邓小平说了当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的话，他对邓小平的信任溢于言表。
正是根据毛泽东最后主持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专门批“四人帮”。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在5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先由邓小平发言。邓小平在发言中，除了就毛泽东在5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指出的“四人帮”的问题进行批评外，特别强调：“四人帮”的问题，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邓小平实际上就是指出，“四人帮”问题的本质，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问题。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安定团结，要实行“三要三不要”。邓小平还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宗派主义，要联系实际讲“宗派主义”问题。接着，叶剑英、李先念也在这次会议上发了言，向“四人帮”提出了质问和批评。6月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批“四人帮”。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打了头炮。他在发言中指出了这样一点：“四人帮”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搞什么批经验主义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读马列的书不多，还要把他们背诵的马列的个别词句当作私有财产，用来整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说：“四人帮”是在搞小集团，搞小集团，有害团结，党就会分裂。他说：“四人帮”搞了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搞了所谓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这样的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不提交政治局讨论，实际上是在“干扰主席。”会上，王洪文、江青假意作了所谓的“自我批评”。会后，江青又专门写了一个书面的“自我批评”材料。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了，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表示：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还肯定邓小平关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要把话讲完的做法是对的，他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当年7月1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同意。”自此之后，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而且，当时毛泽东还是十分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当时对邓小平说：“你耍把工作干起来。”他还说，你邓小平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可见，毛泽东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期望邓小平扶持将来产生的接班人。
应该提到的是，也正是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一个时期内端正了中央的政治方向，抑制了“四人帮”的活动，并且带动中央内部发生组织变动，党中央的领导权向不属于“四人帮”的一部分领导干部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党后来的历史发展。虽然后来有批邓及邓小平被解职的情况发生，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共中央形成了被当时西方人称为“华叶邓体制”的中央领导格局，应该说，是经过曲折之后，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形成的交班基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