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李达反党集团”，是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制造的一起冤案。此案早已平反，但近来有文章涉及此次运动，其中不乏失实之处。为正本清源，笔者曾撰写《“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刘伯承》一文，但限于篇幅，对此案未及其详，今再作专文以还历史真相。
复杂的历史背景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全党全军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
彭德怀同志从朝鲜回国后，于1952年7月19日开始协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于1954年9月29日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那时，尚有许多军队干部不愿学习苏军经验。为此，彭德怀于当年12月，在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报告，提出“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学习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历史相结合，尤其是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相结合”；同时批评了“过去我们没有苏联专家，也打了胜仗，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够用了”和“苏联的军事科学不适合中国的情况”这两种观点。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作出了“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的指示。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总结中，进一步讲解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4条具体要求。
总之，“一边倒”，“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道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后，中苏两党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5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此前后，全国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派”等，一浪高过一浪。
1958年，又开始了“大跃进”，“左”倾的调门越升越高……
这就是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
逐渐加深的分歧
可以说，解放军通过学习苏军经验，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推动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机械搬用苏军某些做法的现象。对此，各总部和部队也正在纠正之中。
从1956年开始，我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针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又进一步在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纠正。如普遍开展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运动，对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等，因而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从总体看，全军的基本制度始终得到了坚持。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而且还有人不恰当地指责“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训练总监部，于1955年4．月成立，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以下简称“训总”），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部长由刘伯承担任，因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副部长是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等6位上将。1957年冬，因叶帅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1958年3月担任该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由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训总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如何学习苏军的经验上，在训练方针的制定上，在是否进行在原子弹条件下的训练，以及训练条令的编写上，都发生了争论。到1958年初，这些争论达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
1957年，彭德怀先后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写给他的，建议军委考虑“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另一封，是曾在训总工作、时任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的蔡铁根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蔡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这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彭德怀11月30日看过信后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可见，彭德怀已经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一问题，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1958年3月至5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总结该部成立以来的工作。当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争论。
萧克、李达等认为，军事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训总领导全军开展了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主要是学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6种不同类型进行训练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因之，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的。
会上，训总大部分干部对原副部长张宗逊的意见较大。因为他前几年对学苏联提出了“不走样地学”、“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恰当的口号；而现在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得越多，中毒越深”……
此前，张已调任副总参谋长。经训总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同意，让他回来，参加会议。张宗逊回来后，大家对他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
就在训总的四级干部会议快结束时，总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中央。”工作组还传达了彭总的话：“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
期间，还有人向林彪提供了材料，因而林彪认定：在训总争论的双方中，以萧克、李达为代表的一方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而另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
可见，在对待教条主义的问题上，在军委成员和有关总部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有，但并非主流，而且正在逐步纠正之中；另一种则认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就这样，一场名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始急骤地酝酿。
不断升温的激烈“斗争”
根据1958年3月9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彭德怀主持下，从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这3个问题。
但会议开始不久，由于林彪向毛泽东建议，中心议题转到了反教条主义上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整了会议安排，翌日发出扩大会议范围的通知，吸收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由369人增至1004人，列席438人。
5月28日，彭德怀召开第二次小型会议，说军队训练中的教条主义是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训练总监部。
毛泽东也于6月21日、23日、29日，先后在大会和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洋奴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不知道军事学院和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说萧克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思想。萧克是要发言检讨的，萧克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萧克回忆：“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的名。
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
斗争愈演愈烈。会上，有人发言说：“8年来在军队建设中存在着一条和中央军委的路线相违背的、教条主义的、军阀主义、违背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的建军路线，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军原则的斗争在军内党内的反映，上述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是以萧克同志为代表的。”
于是，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会上还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会议还批判了萧克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稿子是经彭德怀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萧克随即将毛泽东的批示向彭德怀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德怀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
然而，在此次会议上有些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蔡铁根看到这些同志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忍无可忍。为了坚持真理，他以极大的勇气发言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
顿时，全场一片哗然。还没等他说完，主席台上就有人喊道：“把他拉下去！”
于是，一些人立刻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扯掉了蔡铁根的肩章、领章和帽徽，把他连推带搡地拉下台，并赶出会场关押起来。
在场的不少同志，见此情景都痛心地流下了眼泪……
7月19日上午，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作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在“左”的影响下，把新中国建立后，在军事训练、建军方针原则和战略方针贯彻等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上纲为“路线斗争“；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说萧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姿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进行“罪恶活动”，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等。并称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月22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指出：“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
无中生有的“萧、李反党集团”
被称为“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是这次运动的重灾区。总政治部专门组成了由一名副主任和组织部部长参加的工作组来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并指定训总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萧克、李达等进行揭发批判。工作组甚至采取了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中的“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
由于萧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不承认“反党”，工作组于是采取高压政策，大会批，小会斗。一连4个多月，萧克被整得身心俱疲，一次批斗会后，他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医生端着吐满血的痰盂给批斗者们看，但没人理会，医生反而被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在这种情况下，萧克只好照工作组的需要写了检讨，违心地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不实之词，才算过了关。
这期间，工作组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萧克、李达的看法大体一致，工作组却偏偏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萧克和李达。在这种情况下，郭只能摆出积极的姿态。但给萧克、李达的结论刚一作完，郭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被打成了“萧、李反党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训总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此次运动中，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位领导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萧克被撤销国防部副部长和训练部部长的职务后，被贬为农垦部副部长。李达被撤销国防部副部长和训练部副部长的职务后，被贬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陈绪英因不顾工作组的威逼利诱，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被说成是“坏分子”，并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遭受歧视，不能安排工作。
训总的其他干部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被送地方安置。其中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是蔡铁根同志。他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到江苏常州机械工业局工作。“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铁根认罪。但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于是，造反派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折磨蔡铁根近4年后，于1970年3月11日，将这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并公开枪决了！萧克老将军闻知后愤怒地说：“造反派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地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由于全军从事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干部中的一批得力骨干受到严重打击，当然也就影响了其他干部的积极性，也就没人敢大胆地抓训练、院校和军事学术研究工作，更不敢谈学习外军的经验。从而使新中国建立后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这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把学习外军经验中的一些偏差和不同意见，无限上纲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在军内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为恶劣的先例。历史证明，这场运动，是曾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政治阴云的前锋。
漫长的平反历程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仅仅一年之后，“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彭德怀元帅，却又成为庐山会议和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磨难。也许是一腔耿耿忠心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1958年的错误有了认识，在被“罢官”后，他嘱托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克道歉。“文革”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萧克，说伯伯要我向您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萧克说：“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我旱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 但是，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却经历了近30个春秋的漫长之路。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萧克、李达等同志就不断给中央写信，请求平反。
1973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收到一位同志的申诉信后，当即批示：“‘反教条主义’是—件历史公案，拖了多年，当年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同志，要求作出正确结论，是合理的。”这一批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反教条主义”的否定。1975年，他对此案又作出批示。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他自己又一次成为批判对象，这桩历史公案又被压了下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萧克等同志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诉。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
这一结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980年秋，在召开全军第十一次院校会议前，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一次，是邓小平同志为这桩历史公案彻底翻了案。然而，为在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的文件，却又经过了7个春秋。
直到胡耀邦同志1986年在刘伯承元帅的追悼大会上宣读的悼词，重申小平同志1980年的讲话之后，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才发出通知：“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为刘伯承同志致的悼词中，党中央已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年11月7日《关于肖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中与党中央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内容，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肖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彻底平反。”
而蔡铁根同志的平反．则一波三折，并不顺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对此案极为关注，胡耀邦同志也为此案作了批示。
经总政治部、军事学院党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不断努力，直至1979年9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法院才作出撤销原判的判决书，说：“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轶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第二天，即9月18日，军事学院党委决定：“恢复蔡铁根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