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赵占魁就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树为模范工人，当时他在农具厂做化铁工作。之后，他任翻砂股股长并多次受奖。1942年，边区总工会开展“赵占魁运动”，号召全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当时，他在农具厂亲自领导这一运动，任“赵占魁运动委员会”主任，取得很大成绩。1943年他又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后在边区工艺实习场任翻砂股副股长。他以新英雄的姿态，始终站在建设边区的最前线，成为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1947年3月间，我军暂时撤离延安，赵占魁在保卫边区的战斗中，老当益壮，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工人想办法自烧焦灰，赶造出大批手榴弹供应前方。在他的影响下，工人们工作热情高涨，无人计较每天多少小时的工作制度，只要一有任务就昼夜不停工作。
前半辈子过着牛马生活
赵占魁1896年出生在山西定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弟兄4人，他排行老三，从12岁起给人当雇工，父亲在外做泥水匠，老娘同样离家给人家洗衣做饭，两个哥哥给地主当长工，弟弟因家里无法养活，自小就送了人。
赵占魁17岁那年，父亲被坍塌的窑洞压死了。他二哥听到消息，连夜赶去料理后事，不幸途中过河遇险，被水淹死了。两起不幸深深地刺激了赵占魁，他心里暗暗挣扎着，决心冲破这穷困的牢笼。于是，就在这年他离开家，去给一个铁匠当学徒，终年伴着风箱铁锤，漂流在山西的天镇、阳高一带。那时学徒生活十分辛苦，晚上要等别人都睡了，学徒才能睡，而早晨天不亮就得先起床。一年下来，挣的钱刚够买五六斗高梁。这样干了3年，他只是给师傅拉风箱抡铁锤，没学到一点手艺活。1916年，山西闹瘟疫，铁匠铺散伙了，赵占魁只得流浪回到家里，这时他已20岁了。后来，他去太原铜元厂提炼部学徒，一干8年。29岁那年又到兵工厂学翻砂，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病了也不敢请假，怕罚钱。这样干了六七年，因工厂裁员，他又失业了。整整一年后，已经38岁的他好不容易才在同浦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当了名铁匠。
赵占魁30岁上结了婚，妻子也得给人当雇工，或到车站上拾煤渣，勉强维持生活。1938年春，日军占领了同浦路，他和妻子在日寇的铁蹄下失散，随后便跟着铁路工人一起流亡到了西安。就在这时，他听说延安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是工人们的天堂，便于这年5月由一位铁路工人介绍，进了安吴堡青训班，不久就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找到了梦想中的家
来到延安，赵占魁就进了抗大，在工人队学习。他发现，这里果然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地方。他做梦也没想到，活了40多岁，当了半辈子牛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认不会写，而今竟一个钱不花，管吃管住，进学校学本领！所以他积极学习，进步很快，在讨论会上发言时，他常拿过去遭受的苦难和在延安的幸福生活比较，说：“过去我的血快要被人挤干了，而今42岁，才找到自己梦想的家！”特别让他感动的，是部队首长的关心和同志间亲如兄弟的友爱。部队首长经常找他谈话，虚寒问暖，发现他身体不适，还请来医生检查。这一切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他常同人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人待咱们这样亲热过？共产党的首长，真像咱的亲娘一样！”因此，他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处处积极苦干，一心一意干革命。组织上派人找他谈话，问他入党的意见。他一听心情十分激动，说：“党还要我这样的老汉吗？我又大字不识一个，只有一双骨瘦如柴的手啊！”部队首长安慰他：“老赵，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靠一双手来创造光明的新世界的！”听了这话，赵占魁非常兴奋，坚定自己的信心。1938年12月20日，赵占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抗大缺少工具，赵占魁马上提出，自己开炉灶打。他召集了几个工人，垒起3个炉子，仅半月的工夫，就打出了200把镢头、300把锄头。他和一起干活的一位同志找到领导，要求说：“我是工厂党员，我想多为党出点力。我会打铁，我就去打铁，为党号召的大生产运动解决生产工具吧！”抗大领导张浩同志耐心地劝导他，叫他再好好学习。到了这年6月，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创办了农具工厂，调他去当翻砂工人，他高兴地说：“我这可有了为党出力的时候啦！”在他跟另外3个同学即将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张浩同志又把他们叫去，亲切地叮嘱他们说：“工厂是公家办的，但它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也就是工农大众自己的工厂。你们都是主人，要好好干，好好爱护工厂！”赵占魁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牢记在心里，并且变为了自己的实际行动。
埋头苦干业绩突出
赵占魁来到农具工厂，开始在翻砂股当化铁工人。由于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不久即被任命为翻砂股股长。化铁是一项即艰苦又重要的工作，经常都是他亲自操作看炉。特别是在夏天，站在一千多度高温的熔炉旁，头顶上是炎热的太阳，还得穿着棉衣（代替石棉衣），汗水不停地往下滴。而且，化铁过程中吃饭时也不能停。别人是一面吃饭一面看炉，可赵占魁却连饭也顾不得吃，他说怕误事。常常这样一千就是12小时以上。他虽已40多岁了，可干起活来就像一个青年人，总是那样充满激情，愉快而沉稳。他那瓜子脸上，常带着笑纹，看到炉里通红的铁水，一会儿就变成了犁、铧、车圈，他就忘记了疲倦，从来没叫过一声苦。平时，他总是起床钟响起前就起床了，上工比别人早半小时，下工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则到工厂巡视一周，看看有没有人把工具乱丢乱放，发现了就一件一件地放好。他爱护工厂就像爱自己的家一样。他常对工人们说：“工厂是公家（边区政府）办的，同时也是咱们自己的，与过去在外面干活不同。”每遇下雨下雪，不论是白天黑夜，他一定把大家叫起来，领着头把院里的工具、成品都搬进屋子里，搬不动的就用油布盖好，不让公家的财物受一点损失。他也从来不计较工资。本来按规定，加工另加工资，可他不要，说：“过去在外边工作，费死了劲出的是牛马力，还时常饿肚子，现在为革命工作，有吃有穿，生活这么好，还要那么多钱干啥呢？”他平时很少请假，有了病也不休息。一次，他病得厉害，高烧头晕一个星期不能起床。一天工厂要开炉，只好让他的学徒工李荣贵看炉，可李荣贵加铁加得过多，炉里化成了一个三四百斤重的铁疙瘩。赵占魁一听，马上从床上挣扎着起来，拄着一根棍子来到镕铁炉旁。站立不住，他就坐在地上，整整看了一天炉子，终于把那天的任务完成了。1940年4月，他帮助别人试验弹花机，不小心把一个指头轧坏了，而且轧出了两块碎骨头。大家劝他休息，他却不肯，自己把手包上，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起来。后来那个手指头伸不直，留下了残疾。同年5月，有一次他熔炉时，因为坩埚坏了，十几斤的一锅铜水（热度在干度以上）一下倒在地上，一部分溅在了他的右脚上，脚面立刻烧成焦黑一片，疼痛可想而知。可赵占魁一声不吭，也不要别人扶，硬是自己走到医务所去包扎了。后来工厂把他送到中央医院去治疗，听到消息，延安许多机关、学校和工厂都派人去慰问他。中央领导同志邓发也亲自去看望他，劝他好好休养。他收到的慰问品摆满了两桌子，另外还有1.5万元钱，可他把这些钱全部捐献给了前方将士。他说：“前方有许多同志在流血，比我更痛苦的同志多着呢，我这些伤不算啥！”到了六七月份，时局紧张，可他的脚还没好，但他马上要求出院。为了保卫边区，他带着伤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这时，组织上号召慰劳前方将士，赵占魁又把自己积存的5干元钱和两双鞋子、两条毛巾、10条肥皂，全捐献出来。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工具加工厂的劳军捐献多达16万元。
为了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赵占魁时时处处细心钻研，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就拿化铁来说，开始时1斤焦炭只能化1斤铁，后来慢慢改进，可以化到2斤半了；在成品的损耗比率上，也由过去60%减少到25%，又比如翻砂，开始时用十分之三的焦炭面，可翻出的犁铧没有光泽；后来改用十分之三的石炭面，既省钱了，又使铧面光滑好用了。再如化铜的罐子，是用坩土自造的，最初一个罐子只能化两到三次铜，后来经过几次改进，可化到6次，提高了一倍以上。
“老赵是个好同志！”
出于对革命工作的忠诚，赵占魁心里总这样想：“多教会一个学徒生，就为革命工作多增添一分力量！”他常对学徒们说：“我一定认真地教，而你们必须认真地学，边区跟外面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天。”每次开炉，他总是一面操作，一方面指点着叫学徒实际练习。什么时候加铁加炭，分量是多少，风力大小……一遍一遍地给学徒们讲解。在翻砂过程中，发现学徒们有不对的地方，他就把学徒们集合在一起，探讨问题发生的原因，告诉他们该怎样改进。在生活上，赵占魁更是处处关心学徒们的衣食冷暖，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一次，工厂来了一批新学徒，厂子没能及时发下衣服和日用品，赵占魁就号召老工人发扬友爱精神，大家互相帮助。他自己首先捐出一件棉衣、一双新鞋和两条裤子。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捐助，解决了新学徒的困难。厂里的同志都这样称赞赵占魁：“老赵是个忠厚老实人，自己生活俭朴，帮助别人可热心，跟谁也能合得来。”的确，赵占魁平时帮助人的事太多了。马夫忙了，他帮马夫铡草喂马；伙房里忙了，他帮炊事员去烧火做饭……他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非常好，尽可能地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一次，当地一位老百姓为发展生产，想买一头牛，但手头钱不够，就去找老赵。赵占魁说：“发展生产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好事，好事。”当即借给这位老百姓200元钱。1942年赵占魁当选为劳动英雄，附近几个村庄的老百姓集合在一起到工厂给他贺喜，并给他送了一面旗帜，唱了一台戏。那次化铜烧脚住院治疗时，许多老百姓都拿了鸡蛋、挂面到医院看望他。老百姓都说：“老赵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