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四川懋功县（今小金县）东南达维镇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经过八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三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朱德传》）
反对党中央“北上”方针，张国焘悍然“南下”遭受重挫
6月26日，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北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就是党中央的“北进”方针。然而，此时张国焘自侍所部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始则向党伸手要权-7月中旬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红军总政委之职，继则率领左路军（下辖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红五、红九军团）于8月中旬北上到阿坝后按兵不动多日，最终于9月上旬密令右路军（下辖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红一、红三军团）主要指挥员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公开提出了与党中央“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获知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切实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军团（时称红1军）、红三军团（时称红3军）先行北上。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分别由阿坝、班佑等地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
从10月中旬起，南下红军连续发起两次进攻战役，十几天里连克天全、芦山等近十个县城，击溃川军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部22个旅以上，毙伤俘敌1.3万余人，一度控制了懋功以南、青衣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四）川（西）康边广大地区。一时间，“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就要变成现实，张国焘有点飘飘然，极力吹嘘自己“南下”方针的“英明”。
由于南下作战初时比较顺利，张国焘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战略意图估计不足。11月16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重镇百丈后，南下红军遇到优势川军80多个团的反扑，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7天7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带。这一仗，虽然毙伤国民党军1.5万多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此后，川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等部，从东面3路步步压来。但张国焘死守“南下”方针，命令红军以巩固天全、芦山、丹巴等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军重兵相持。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
到1936年2月上旬，经过近3个月的苦战，南下红军损失严重，红四方面军由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张国焘被迫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同意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主动撤离天全、芦山等地区，主力迅速向西北转移，攻取康定、道孚、炉霍等地。“南下”方针遂告完全失败！ 党中央建议北上陕甘是“上策”，张国焘却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七省活动
“南下”方针受挫，张国焘与党中央争“正统”的活动也不断受挫。
1935年12月22日，抵达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致电彷徨无计的张国焘，商讨解决张另立“中央”问题：
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代管。
言下之意，活动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可以组织西南局，“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有很大震憾力。1936年1月27日，张国焘答复林育英、张闻天，被迫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表态“急谋党内统一”：“此处对兄处十二月二十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还虚伪地说，“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主席名义。”
但同时，他又坚持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庚）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派路上推。……（癸）……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亦可见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应如何？尚祈深思。
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断然提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同日，张闻天致电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又郑重表示：“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
虽然张国焘不肯取消第二“中央”，党中央仍然坚持争取他。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就红四方面军战略方针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3条建议：一是“北上”方针，“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注：指红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而其他两策，一是让红四方面军在现地巩固、发展，“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二是让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由于百丈之役损失惨重，“北上”遂成为唯一选择，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方案，“张国焘在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赞同北上方案。”3月15日、4月1日，张国焘在道孚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讲话中继续对党中央进行攻击，吹嘘“南下”方针的正确性，但又不得不公开表示红军要向北发展——实质上是“北上”：“会合二、六军来顺利的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客观形势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接受“北上”方针，但他嘴上却不肯服输：“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此外，党中央要求南下红军北上陕甘，张国焘却提出“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7省中建立根据地，又埋下了与党中央争权的种子……
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并终于表态要“北上”
根据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南下红军很快攻占道孚、炉霍等地，至4月上旬即控制了（西）康北大部地区——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北达草地。这时，“鉴于二、六军团已转战到滇西北地区，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朱总司令提议，四方面军暂在现地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于是，南下红军在“迎接二、六军团”、“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开展了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工作。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张浩（注：即林育英）来电，反对这个计划，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并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事实上，林育英一反常态，致电反对红二、六军团北上，要求张国焘“切勿失去南下机会”，表明党中央担心红二、六军团被张操控，担心张得到生力军后“北上”可能危害党中央。而朱德力主红二、六军团北上，自有他的考虑：“过江（注：指金沙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这期间，张国焘仍然坚持“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朱德建议党中央：与张国焘采协商态度，红四方面军直属国际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张国焘、朱德等，诚恳指出：
……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
诚如史书所言，“中央为谋求党内一致、共同对敌的诚意和采取的正确措施，对促进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国焘有了台阶下，反应也是积极的。5月30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正式同意与红一方面军采取协商关系：“我们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注：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把在陕北的党中央视为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张国焘保住面子后，也不得不准备向北行动了——这时他仍然讳言“北上”二字。
6月3日，南下红军第32军（即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在云南理化县甲洼寺与红六军团先头部队会师；6月6日，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第二个可庆贺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穷途’了。……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在陕北的党中央取消中央的名义设北方局，自然是张国焘的一厢情愿，不过他取消张氏第二“中央”并决定成立西北局，确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6月10日，张国焘、朱德等联名致电党中央，郑重表态：“我们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二方面军（注：指红二、六军团）大约六月二十号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进。”张国焘终于表态要“北上”了！
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两方面军团结巩固，士气高涨”
然而，张国焘的“北上”方向，与党中央要求的不同——张希望向夏、洮西北行动，党中央则要求他向甘南。张国焘曾提出“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7省中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向夏河、洮河流域进军，自然是进军青海，红二、六军团“跟进”，也自然是“跟进”到青海。这是党中央不能容忍的。1936年6月1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等，指出红四方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
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第一，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之马。过去回、汉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第二，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马步芳不会向甘南。若出夏洮则将王、毛、鲁、马各部集于一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较困难。第三，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第四，甘南利于补充。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反复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党中央又打又拉，张国焘不得不决定北上甘南。6月28日，张国焘、陈昌浩等发出《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宣布：“二、四方面军会合后数量大增，经验结合，士气猛旺，党内统一，指挥齐心，军政物质有．备，困难可以克服；骑师、红大工兵有备，可以勇往前进。”“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
7月1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红二、六军团及红32军组织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
两个方面军会师，北上行动马上开始。7月2日，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中纵队从炉霍出发，进军甘南。接着，红四方面军的左、右两个纵队和红二方面军亦陆续开拔。7月21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西北局，统一领导两支部队。7月22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文中难掩激动之情：
（乙）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丙）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不过，党中央对张国焘仍是放心不下，于7月28日又致电张国焘等：“成都通报说，你们还在大金川。青海通报说，你们两路出青；一路出甘，前锋至阿坝。但有说你们抵芦花者。我们甚为至念，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这时，红二、四方面军正挺进在红一方面军北上甘南经过的地方——巴西、阿西、包座。8月1日，张国焘等回电党中央：
（甲）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巴西、阿西、包座前进颇称便利。两方面军团结巩固，士气高涨。（乙）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州）、岷（州）、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丁）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基本上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使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两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望以此转告一方面军作战会合我们。
张国焘态度积极，党中央非常满意，于8月3日复电：
（甲）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乙）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党中央决定首攻宁夏次攻甘西，张国焘却要首攻甘西策应“夺取宁夏”
此时，甘南守敌王均、毛炳文等部得悉红军北上的消息，慌忙排兵布阵，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出甘南。8月5日，朱德、张国焘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要求红四、二方面军以迅雷手段，先机夺取洮州、岷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根据计划，徐向前、陈昌浩从包座率领红四方面军先行，一路势如破竹：9日，攻占腊子口；10日，占大草滩、哈达铺，逼近岷州；20日，克洮州、旧城；26日，克渭源。敌人的封锁线开始打破，为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面对如此形势，毛泽东也极为兴奋，于8月11日单独致电彭德怀、林彪等，要求他们准备庆祝三个大会合：“……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争取胜利，巩固苏区，……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等，要求红二、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带，控制洮河两岸之一段，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根据党中央电示，陈昌浩指挥红9军、5军加紧围攻岷州县城，但因城坚难摧，连攻多日未下，在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困难重重。8月23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等，询问：“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原来，这时党中央想占领甘肃西部打通苏联，“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张国焘在电话中问徐向前：“把把如何？”徐向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接着，徐向前即令参谋人员收集河西的敌情、地形资料，准备适时挥军西渡黄河，独力进据甘西，接通新疆。
9月11日，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电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也就是说，所谓苏联“援助”不能到甘西取得，只能通过宁夏从外蒙取得。于是，觉中央的战略方向又转变为优先夺取宁夏。
但无论出击宁夏还是甘西，整个红军迫在眉捷的问题是：如何应付活动在西（宁）兰（州）大道上的胡宗南部？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
9月13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磋商后，共同向党中央（并徐向前）提出如下作战方案：红一、四方面军乘胡宗南部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党中央同日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但是在没有给宁夏敌人“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宜南下作战，对胡宗南部作战宜以红二、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之。
9月14、15、16、17日，党中央接连致电张国焘等，说明敌情，反复要红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德）静（宁）大道。在9月15日电中，中革军委明确指出：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丁）……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屯驻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己）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壬）……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但是，“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党中央决定首攻宁夏次攻甘西，张国焘却要首攻甘西策应“夺取宁夏”，双方分歧又产生了，这就是《徐向前传》中所记述的“甘南风波”。
张国焘动摇“北上”方针，党中央极力设法挽救
9月18日晚，经过朱德、陈昌浩力争，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议决北上，张国焘被迫和朱德、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最终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9月20日，朱德兴奋地单独致电党中央：“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丁、请大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
正当徐向前等紧张调动队伍准备北进之际，张国焘星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就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徐向前、李先念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请张国焘坐下慢慢说。张国焘满腹怨气，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的争论，并重提西渡黄河、抢占红城子等地作立足点的方案。“徐向前等比较了两个军事行动方案，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已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每个战士的子弹多则20来发，少则几发。如果开进西兰通道那种便于敌人运动的地区，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决战，显然无取胜把握；弄得不好，部队会被压到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的地带，利于敌人全力北向，对付一、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徐向前等对着地图反复磋商，当场确定了西渡黄河的行动方案。徐向前回忆说：“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21日晚，张国焘把这个方案电告朱德：“甲、向（前）、张（国焘）、李（先念）三同志均照，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乙、请你负责本夜令军委纵队电告停止待命。……丁、请你即来漳县面商。”而所谓“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这个主却是张国焘做的。当时，徐向前、李先念是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张国焘却在电报中把他们表述为自己的坚定支持者，试图把徐、李拖下水。9月22日22时，张国焘又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电告党中央上述情况，说西渡黄河有利于援助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并表白“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
面对变局，朱德震怒，他同意在漳县再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9月22日，他致电党中央，斩钉截铁地表态：“（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一．（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朱德还发出电报，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天一亮，他立刻骑马奔往漳县，一天内赶了120里路。
得到消息，毛泽东既震怒不已，又无可奈何。9月24日，他致电彭德怀：“接朱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对外守密）。”9月25日，又致电彭德怀说：“四方面军决心向西，……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 接到毛泽东两电后，彭德怀复电建议加强对红二、四方面军的工作：“甲、国焘动摇北上方针，其主要原因对时局认识不清，怕胡宗南侧击，如果与我们会合了，他的政治、军事领导破产。你们前次电告组织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张也（未）必愿意，张请国际直接指挥……。乙、以中国代表团王明领导打电（报）给张国焘，（讲）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重要意义。丙、党中央派得力同志，经过王以哲协助，掩护去二方面军传达中央路线，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周围，适当时机与我们靠拢，建立单独通讯关系，此着很重要。”
9月26日，党中央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要求他们向张国焘施压：“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切妨碍宁夏计划。”
党中央一日三次致电张国焘“明令停止西渡”，“甘南风波”终于水波不兴
9月26日12时，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毛、周：绝对秘密）揭露张国焘“小算盘”，并建议“设法”争取原红五军团（红5军）、九军团（红32军）重归红一方面军：
甲、看到张国焘二十二日二十二时致毛、周、彭电，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其反说是完全同意国际指示。
乙、……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这完全是鬼话，事实上很少可能，因须渡河器材、黄河既无桥梁又无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要二方面军吸引胡敌任务完毕后，走略阳、郡县打通一方面军，这是自欺，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回岷县就张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证明其军阀主义思想更进了一步。
丁、五、九军团是否可设法自由归队。
也就在9月26日12时，张国焘等致电党中央，陈述西渡黄河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一部队已经调动“不便于更改”，并破天荒地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岐。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注：张闻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这是张国焘第一次表示他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领导，他试图以党内组织问题上的让步，得到党中央首肯他西渡黄河，可说是退中有进之计。不过，张国焘也患得患失，不敢把事做绝。当晚2()时他又致电党中央，极力解释：
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时机急迫，万祈留意，至祈至祷。
一小时后，他再致电党中央，一方面表示“已照西渡计划行动”，一方面又请示：“请参看二十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
又过一小时后，他又致电党中央，假惺惺地表示：”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9月27日，党中央一日三次致电张国焘等，“明令停止西渡”：“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
这一下，张国焘再也没有拒绝北上的借口了。
巧的是，“徐向前在洮州以北向老乡调查的结果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他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这时才看到了中央的来电。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按中央的命令北上。”9月27日，张国焘和朱德、徐向前联名电告党中央：
（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时须较长，有可能失去……先机之利。
（乙）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27日20时，张国焘与朱德致电王宏坤、陈再道，正式把北上付诸行动：
（甲）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进与一方面军会合。
（乙）如你们尚未变更原阵地时，仍固守原线；如已撤收时，宏坤部队火速星夜开回渭源，再道仍火速开回去相机复原阵地。
曲折反复的“甘南风波”，终于水波不兴！
9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为执行北上战略方针而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并从9月30日起分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静宁、会宁方向进军。与此同时，党中央指派红一方面军两个师南下策应。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终于得以成功实现，创造了中国革命的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