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先后组织了三届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中朝将士。其中，第二、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情况的记录都颇为详细，但许多文献对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的情况记录不是比较简单，就是根本没有提及。如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三卷本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六卷《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都没有记述第一届慰问团的活动情况。为了解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的情况，笔者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归纳整理。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先后发动了三次战役并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粉碎了“联合国军”的攻势，突破了“三八线”附近的敌军防御阵线，占领了汉城，把敌人打回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在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组建过程中以及慰问过程中，又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然而，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在冰天雪地中英勇作战的广大志愿军将士和朝鲜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从精神上鼓励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同时了解并向国内人民宣传前方将士的英勇事迹，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组织慰问团赴朝慰问。195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组织赴朝慰问团的决定》，要求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名义发起组织赴朝慰问团，“以便回来后向各方面广泛地宣传我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美帝外强中干及美帝罪行情形，以提高人民反帝的决心和胜利信心，进一步扫除落后群众中的恐美和崇美心理。”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0月26日，它由“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两个机构合并而成。前者于1949年10月3日在北京成立，集合了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这个常设机构最初是统一领导全国争取民主和平工作的机构。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于1950年7月10日在北京成立。这两大会的主席都是郭沫若。1950年8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各民主党派推派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郭沫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及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他同时在会上建议，将两个机构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并通过了该委员会全国委员名单及负责人名单。该委员会全国委员由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组成，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司徒美堂等31人为常务委员，丁玲等158人为委员。全国委员会成立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内蒙相继成立了总分会，各省、市则成立分会，具体领导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决定将会名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4月26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为了统一总会及各地分会名称，特规定该会正式名称仍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事实上，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的组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赴朝慰问团的决定》前就开始了。如宁夏地区1951年初就选派出了4名参加慰问团的代表，即马腾霭（宁夏回族宗教界代表、宁夏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后未成行）、雷启霖（民革宁夏省分部筹委会常务委员、宁夏省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吴瑞旺（宁夏省工会主席，后未成行）和汤铭鉴（宁夏军区政治部协理员，作为解放军代表，由宁夏军区派遣）。4位代表于1951年1月10日即由银川动身前往西安，准备与西北地区的其他代表汇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赴朝慰问团的决定》发出后，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直接领导下，举国上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迅速组成了包括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 赴朝慰问团的组织机构与人员
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成员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从全国各地动员并选派的代表组成。其基本组建方式是先以各省、市为单位组成各个慰问小组，然后再以各大行政区划为单位组成各个分团。1951年1月，宁夏选派的4个代表就组成西北人民赴朝慰问团宁夏慰问组，后归人中国人民赴朝尉问团西北区团（后改名为分团）。各地区分团代表成员数量并不一致，如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和绥远等地代表组成的第五分团有代表50人，内蒙古代表只有几人。另外，有的地区慰问团在组建时成员就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正式的慰问代表，二是所属的文艺工作队。除了华北地区的第五分团外，华东、中南、西南各分团也各自组配了所属的文艺工作队。由于路途远近不一，各地区组成分团的时间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各省、市的赴朝慰问组或各大行政区的赴朝慰问分团组成后是分头出发的。如华北地区的第五分团就是3月12日从北京出发的，出发前在鲜鱼口华乐戏院举行了欢送会。
除东北地区的慰问分团外，初步组建起来的总团、曲艺大队和各地分团都先到天津集中。在天津，除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外，廖承志和田汉还抓紧组织创作工作。天津的管桦写了《慰问志愿军小唱》，“由张鲁作曲后，孟于和张鲁在朝鲜演唱了这首歌，它一直传唱到全国各地，受到人们欧迎。”3月20日，集中后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从天津出发前往沈阳，与东北地区的慰问团汇合。在沈阳，慰问团又做了编制的调整。其主要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了按地区组成慰问团的编制，进行了人员调配；二是为没有文艺工作者的分团配备了文艺工作队。此前，文艺工作者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简称曲艺服务大队），组建于1951年3月，主要由京、津两市的曲艺、杂技演员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组成。到沈阳后，刚从苏联返国的中华杂技团全队也参加进来，被编入总团文工队；二是华东、中南、西南各分团本身就配备了所属的文艺工作队，调整后除总团和直属分团外，其他各分团也都配备了文艺演出队。在调整编制的同时，慰问团在沈阳还进行了集训，主要是学习防空知识，明确下达的任务，讲解注意事项，进行模拟战场环境的演习。
这次调整并不完全按照地区来进行。如原来在第五分团（隶属华北地区）的王宝初等一部分同志就被调整到了第三分团。调整后的分团数量与分工情况差别很大。据王宝初回忆，“从原来按地区编制的各团中调配出代表组成总团和直属分团。总共为9个分团。慰问地区从东北到三八线前线。总团和直属分团去平壤；六团在后方医院；一团在鸭绿江附近，四团在平壤以南。其余二、三、七、五团都去前线。分左（东部）、中、右（西部）三路行进。”不过，也有人回忆，在沈阳是将代表打乱重新编整为总团、直属分团和第一至第七分团。其中，第七分团到东北慰问伤病员，其余各团过鸭绿江赴朝慰问。而据宁夏团代表吴忠礼回忆，4月初汇集沈阳后，根据上级指示，打乱分团，统一组织为9个分团，其中第一至第六分团赴朝慰问，第七至第九分团赴东三省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这很可能是他把总团和直属分团与一般分团等同起来了。比较可信的是总团、直属分团和7个分团，其中赴朝鲜的是总团、直属分团和前6个分团。这也与1951年5月13日的新华社电讯相一致：“慰问团于四月初抵达朝鲜，分为八个分团分赴前线和后方进行慰问。”
经过这次重新编团，全体慰问团成员分为正式代表、随团慰问的文艺工作人员．一般工作人员及记者、行政警卫人员4个部分。按照当年新华社电讯所述，“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所属文工团等一行五百七十五人”，“慰问团代表共二百零八人”，包括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人民解放军及汉、蒙、回、维吾尔、哈萨克、土等各民族的代表，还有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教授、科学家、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演员和工商业者。按照当年5月13日新华社另外一则电讯公布的名单，这575人中，正式代表210人，曲艺服务大队86人，文艺工作团85人，电影放映队17人，工作人员及记者88人，其他行政警卫人员92人。
代表团总团5人，分别是总团长廖承志（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副总团长陈沂和田汉，秘书长李颉伯，副秘书长许宝骚。直属分团团长由李颉伯兼任，副团长是刘清扬和赵国有，秘书长是田间。代表包括周范文、黄药眠、叶丁易、雷洁琼、张启元、吕乃君、刘化樵、聂维庆、李鑫德、王福元、周鲸文、丁聪、温述仙、汪淑远、王书庄、莫奎、林传鼎、方亮、张青莲、浦熙修、冯子明、张鲁、丘克辉、凌其峻、柳文坛、刘大为、杜震、李福元、蓝马。另有记者15人，一般工作人员32人，电影放映队17人。
第一分团以西北地区成员组成，团长李敷仁，副团长扎克洛夫和曾震五，秘书长亚马。成员包括田方、王汶石、李言年、李连璧、雷烽、王写剑、湘流、苏占树、汤铭鉴、玉素甫夫、马高委亚、道尔吉、亢心哉、雷行、王宜之、高月波、马儒珍、席元寿、秦志伟、雷启霖、谢茂公。另有工作人员杜修贤、耿志鹤。第二分团以西南地区成员组成，团长王文彬，副团长陈播，秘书长王一知。成员包括欧松波、崔宗复、纪希辰、刘文权、杨文远、唐超汉、丁乙、辉野、陈临彬、许庭星、刘盛亚、李义芳、文路、沈底天、孟贵彬。另有文工队人员11人。第三分团以华东地区成员组成，团长陈巳生，副团长李澄之、李玉轩，秘书长王若望，副秘书长刘佛年。成员包括卫禹平、王徘德、高事恒、陈俊明、李世军、倪松茂、黄应韶、武和轩、徐铸成、彭文应、童润之、闵子、李永庆、汪普庆、胡善甫、哈宽贵、周明、陈云章、姚锦泉、寿满蓉、应仁珍、徐学海、刘开荣、郭崇毅。另有记者4人，工作人员3人，文工队21人。第四分团来自华中和华南地区，团长郑绍文，副团长刘野亮、李洁之，秘书长王向立，副秘书长戴今生。其他代表是王士钊、卫苏、潘佛章、梁尚立、曾昭琼、萧俊铭、萧抗、韩罕明、唐干山、汤佩佑、李集发、艾寒松、江协茗、朱国靖、聂轰、陈在康、丁波、贾子毅、李定中、马莲芳、张岫峰、胡伊默、秦育之、王淑端、邱道钧、陆少琳、林厚周、曾卓、方衡儒、李启新、朱涵珠、海默、张振山、李德心、赵宛中。另有记者4人，文工队人员9人，工作人员6人。第五分团成员来自华北地区，团长张明河，副团长朱继圣、吴组湘、方纪，秘书长张占义，副秘书长曾平。代表包括孙继力、王炳炎、廖亨禄、李健生、吴廷谬、郝伯时、岳淑卿、张济、沈毅、潘长有、刘沛、黄兴、孙以恕、萧静、李荣春、凤子、汤绍远、向达、徐海超、田常清、王宝初、刘树春、王进仁、王桂欣、马新、赵易城、唐牧之、贾达胜、陈因、萧峰、魏希英、王昱、李淑荫、牛晔、冯玉松、张国础、鲁世英、蒋中岳、朱克恭、苏军、沈文翰、陈庚、张伯之、任贵儒。另有记者谢公望、廖毓泉，工作人员6人。第六分团来自内蒙古地区，团长秋浦，副团长包彦。代表是陈清璋、马尼、格尔勒图。第七分团代表来自东北地区，有代表6人，即高崇民、黄中、郭开锋、草明、丁元祯、白朗。
总团曲艺大队大队部人员包括连阔如、侯宝林、曹宝禄、常宝坤、张富忱、刘大为、李苏、沈彭年、李泰峰、鲁扬、张景华、刘轩、刘同发、刘公毅。大队下辖4个中队，另外有5名检场员王俊、张永利、李延年、杨尊仁、马兴奎。总团文工团团部人员包括张鲁、王地子、蓝马（兼）、芦肃、侯宝林（兼）、张富忱（兼）、刘大为（兼）、沈彭年（兼）。
赴朝慰问团的主要慰问宣传活动
在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离开北京时，“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彭真在致欢送词时指出：慰问团赴朝的任务，首先是要将全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热爱与感激和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带到朝鲜前线去，鼓舞中朝战士和朝鲜人民更高的、持久不懈的战斗意志；然后再将中朝军民在前方英勇奋斗、艰苦斗争的光辉事迹和志愿军战士们对祖国人民的关怀与期望，带回祖国，传达给全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与深入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运动。也就是说，慰问团是肩负着两项光荣的使命前往朝鲜的。
在沈阳整编分团后，慰问团全体成员换上了志愿军军服，不佩戴任何标志符号，个人物品全部留在沈阳。轻便的慰问品如手表、钢笔等则由代表们随身携带。随后，赴朝慰问团在安东市（今丹东市）集中并召开动员大会，总团长廖承志作动员报告，副总团长陈沂和田汉分别讲话。据王宝初回忆，4月5日，正当慰问团准备渡江时，美军突袭丹东，将鸭绿江大桥炸坏两孔，慰问团只好暂停出发。第二天，一些代表参观了附近的烈士陵园。与此同时，志愿军工兵紧张抢修大桥，“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架起便桥。慰问团便分乘大卡车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以此推算，慰问团应该是在4月6日晚间渡过鸭绿江的。但应当注意的是，总团和直属分团与其他分团和文艺工作者进入朝鲜的时间先后不一。除了王宝初的回忆，据参加慰问团的孟于回忆，慰问团是1951年3月底的一个深夜过境的。当时“夜色茫茫，远处不时闪过阵阵火光。突然，一枚闪光弹落在道路前方，车队马上往左右疏散开去。紧接着，敌机开始向道路俯冲，子弹疯狂扫射而来。其中一辆卡车上，孟于和她的战友们手挽手、臂扣臂地挤在一起，以免在剧烈颠簸或是突然停车时被甩出车去。气氛异常紧张，没有人敢说下一枚炸弹不会落在自己的车上……就这样，整整两夜的惊心动魄后，车队终于抵达了平壤。”而据国史网记载：“4月17日，慰问团总团及直属分团向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献旗献礼。4月19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抖奉设宴招待慰问团，他在讲话中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派自己的优秀儿女到朝鲜战场，用自己的血帮助朝鲜人民的反美斗争。我通过你们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4月20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抵达平壤的慰问团总团及直属分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朝鲜内阁文化宣传相许贞淑代表朝鲜政府向中国人民及毛泽东主席致敬致谢。4月21日，慰问团总团谒见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朝鲜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劳动党中央书记许嘉谊、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委员长朴正爱、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傀志亮等参加。廖承志代表中国人民向金日成献旗献礼，并在致献词中表示，中国人民准备以最大的决心，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实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完全胜利。”据此推断，比较可信的是，慰问团是分期分批进入朝鲜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是3月底入朝的，有的是4月上旬入朝的。这与新华社5月13日的电讯是一致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所属文工团……从三月底至五月中旬一个多月间，分赴朝鲜前线和后方，慰问了正在胜利地抗击着美国侵略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与朝鲜人民。”
为躲避美军飞机轰炸，慰问团一般都是夜间赶路。一路上，慰问团受到了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烈欢迎。朝鲜政府曾派以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金日少将、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委员长金顼镇、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副委员长李金顺为首的欢迎团赶赴国境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亦派代表迎接。进入朝鲜后，慰问团全体成员顶风冒雪，不惧艰险，分头深入前线和后方，慰问广大志愿军和人民军指战员。慰问团带到朝鲜的慰问品主要包括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以及1.5万余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慰问团成员将这些慰问品分头送发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
慰问团在朝鲜期间主要进行了如下活动：
一是慰问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政府及朝鲜军民。慰问团总团及直属分团在团长廖承志率领下，谒见了朝鲜人民领袖金曰成将军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金科奉委员长，并向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献旗献礼；参加了有朝鲜人民军战斗英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文艺界、教育界、医务界和工商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分6个小组分赴平壤附近的工厂与农村，慰问战斗中的朝鲜人民。
二是慰问团成员以小组为单位分头前往各志愿军战场慰问演出。第五分团的汤铭锚（宁夏省代表）、汤绍远（北京市代表）、岳淑卿（天津市代表，女）编为一组，赴参加过解放宁夏战斗的原19兵团63军阵地进行慰问，并在该军188师前线亲眼目睹了我军与敌人浴血战斗的场景。为避免伤亡，慰问演出活动常常在深夜进行。第三分团走的是中路，“慰问的重点是后勤部队，包括汽车运输队司机、民工和医院的大夫、护理人员等。”
三是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代表全国人民向志愿军首长致敬致谢，并献旗献礼。4月30日，慰问团总团及直属分团特别访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当时志愿军总部设在伊川附近650高地上的一个开采过的金矿里。5月1日晚，志愿军领导机关在五一劳动节特别举行了千余人的欢迎晚会，慰问团则在650高地为志愿军演出。
总团和各分团回国的时间也说法不一。有的说“1951年4月23日，赴朝慰问团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有的说，自4月底各完成了慰问任务的单位就开始陆续返回国内。先到的团员住在鸭绿江边附近的老乡家里，等后到的团员会合。5月1日，先期回到沈阳集中的慰问团召开了庆“五一”大会。比较可信的说法是，5月中旬慰问团胜利完成了全部慰问任务，“全体同志怀着钦敬和悲愤的心情，踏上了回国的路程。”这与前述新华社5月13日的电讯以及国史网的记载一致。“从5月中旬至月底，慰问团分批回国。5月29日，慰问团一行500余人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率领下自天津乘车抵达北京。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济深等各界人士1500余人及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等到车站欢迎。”在天津，慰问团参加了廖亨禄、常宝墅、程树棠、王利高4位烈士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团长廖承志主持，田汉副团长主祭。慰问团全部回到北京后，在先农坛体育场休整。“期间慰问团做了170次报告，听众近50万人。”5月31日，廖承志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总结了此次慰问的“三个主要收获”：第一、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意志。第二、加强了中朝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第三、加强了我们对抗美战争必获最后胜利的信念，加深了我们对支援前线必须再接再励的认识。
经过短暂休整，6月11号廖承志团长做了慰问总结报告。然后，为了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各团代表重归各地的编制。根据传达工作的需要，对全体团员重新分配任务并准备于6月13日分赴各地。6月12日晚7点，在长安大戏院举行了各界人民招待晚会。会后，彭真市长致欢送辞，他希望慰问团代表“把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扬，进一步推动爱国主义运动，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6月13日、14日，慰问团代表按照原大区划分，先后出发到全国各地宣讲。在历时3个多月的时间里，全体慰问团成员分别到全国2050个县进行了广泛宣传，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中朝军队英勇作战的光辉事迹，动员全国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全力支援朝鲜前线，争取最后胜利：慰问团的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1951年7月，正当贵阳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展“献飞机大炮运动”进入高潮时，“慰问团”西南分团在分团长王文彬的率领下，抵达贵阳。贵州省、贵阳市领导同志及各人民团体代表等前往车站欢迎。至7月29日，慰问团代表连续向省市各界群众作了37场志愿军英雄事迹见闻及慰问工作情况的报告，听众达12.8万人。慰问团在报告中愤怒控诉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种种暴行，生动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旺盛斗志，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