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张学良是怎么到台湾去的？其中的内情多年来一直不为人知。多年后，笔者找到了当年驾驶飞机送张学良到台湾的飞行员，才终于揭开这尘封许久的秘密。当年的驾机入叫“王赐九”，湖南慈利溪口古镇勤中村人，第四期黄埔学员，如今已经93岁高龄。
秘密护送少帅赴台
当年，王赐九在国民党空军中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曾在国民党空军举行的第一次比武竞赛中获得冠军。由于高超的飞行技术和临危不乱的心里素质，王赐九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上司喜爱。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时任空军上尉飞行员的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部）上空盘旋时，无线电突然传来了上峰的密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新的任务。”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小车直接接到了场部。
体态偏胖、身材矮小的九龙坡机场场部部长与王赐九还从未见过面。他将王赐九从上到下打量了许久，从这异乎寻常的眼神中，王赐九猜出此次任务似乎不同寻常。果然眼前的这位部长发问了：“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明天早上八点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他接着又说：“给你重新配备的机组其他成员。我已经安排妥当，你不必操心。”除此之外，这位部长还极其严肃地给王赐九规定了“三不”：即从现在起不准走漏任务消息，不准与任何人相见，不准打电话。
接受完任务，王赐九来到招待所制订了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因为有点劳累，所以他早早地就上床休息了。在床上，王赐九反复琢磨，明天到底是什么任务呢？好在他从1945年调至太平寺空运大队，担任南京的部长级要员的搬家任务后，执行这种不明确的任务已是司空见惯了。
第二天，天空有点阴。王赐九登机的时间是早上8时10分。王赐九将要驾驶的这架飞机远离机群，停靠在机场的东北角。昔日忙碌的机场，此时却是一片宁静。远眺机场外，四周隐隐约约可见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的入口处把守着，几名军官和“便衣”正在盘查着过往的行人。寂静的机场隐藏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下车的是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他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王赐九接过放飞通知单，不由产生疑问：为什么机场不按常规签发专机运送主要人物的姓名、乘机人数、载机重量，而是单独送来通知单，且不注明乘机人的姓名？为什么外面警戒森严却又无人前来送行？为什么机组人员要临时配备？为什么机场工作人员一反常规，寥寥无几？一连串的问号在脑中炸响，但出于军人的纪律，王赐九不敢多想和打听。猛然间，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该不是送少帅张学良吧？“西安事变”后，他曾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回想起刚才上机的那对夫妇，王赐九觉得很像张学良将军。这么一想，他就豁然开朗了，显然那位青年女士就是和他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了。
王赐九记得很真切。当时张学良穿一身臧青色中山装，可以明显看出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收拾了，稀少的头发在秋风中飘摇，只是从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中，仍可窥见这位曾叱咤风云人物的英雄气概。赵四小姐左手紧紧地挽着张学良的右臂，她着一身浅兰色旗袍，左手提一只藤条箱，看上去朴素无华，却掩不住大家闺秀的端庄温婉。虽然脸色略显憔悴，但精致的五官丝毫不减出众的美丽。他俩紧紧地依偎着，慢步朝飞机走去，沉重的步履，显示出对这块土地的眷念。他俩也许知道，这恐怕是他们有生之年在大陆的最后旅程了。“汉卿，快上飞机，天在下雨。”赵四小姐搀扶着张学良上了飞机。
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望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在起飞时，雾很深，又夹着细雨，能见度极差。王赐九将飞机上升到2200米的高空云中，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速度朝南飞去。飞到江西遂川，云雾才逐渐散去。进入福建上空时，已是碧空无云了，过了福州就可遥见台湾，阿里山已尽收眼底。
张学良拥着赵四小姐扶靠在机窗前。飞机终于飞临台湾南端的桃园机场上空了。透过防弹玻璃鸟瞰大地，机场上未显示降落标志，只见一条测袋在空中拼命摇摆。王赐九迅速打开测风仪、依表显示左侧风超过每秒12米，在这种无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很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怎么办？王赐九想到九龙坡机场站长的“记住是‘桃园机场’的命令”，王赐九为难了。但他转念又想，专机上的乘客是爱国名将张学良，他为了中华民族促进国共合作，坚持一致抗日，敢冒杀头之险，直谏总裁，现在我做一名正直的飞行员该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随即，王赐九与副机员商定调转机头向台北飞去。很快，无线电台与台北机场取得了联系。13时35分，飞机徐徐降落在台北机场。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驶而来，嘎然停在飞机舱门下，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跳下汽车，打开车门。张学良一行走下飞机，上车前，少帅和赵四小姐回首向机组人员招手致意。
“这是我与张将军的最后一面，因临行前上面有令，不许与乘机者交谈，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张将军恐怕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内心充满了惆怅。”时隔多年，每当王赐九回想起这段往事时，心中仍觉得愧疚不安。
次日，王赐九机组返回南京复命。刚下飞机，他就被车接到了航空委员会作战处陈处长的办公室。一见面，陈处长就劈头盖脸地责问：“为什么不听命令改变降落地点？”不容王赐九分辩，陈处长就接着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党国的罪人，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头。”说完，陈处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你走吧”。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王赐九始终将秘密运送张学良将军这件事埋藏在心底，既是为了履行军人的职责使命，也是为了保留对张学良将军的尊重。王赐九老人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如今，少帅仙逝，将这一不寻常的历史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