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东北沦陷，三千万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
扩校园费心机，张教长赴京诚邀马连良
奉天市（今沈阳）马路湾（今和平区和平南大街16号，现电话分局处）有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又称文化清真寺。时任清真寺教长的张德纯在主持教务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所奉天私立文化学院。除了给学生传授伊斯兰经典外，还开设了相当于中学课程的文化课。1942年初，奉天一些回族上层人士张德纯、左叙伦、金镜华等人组建了“满洲文化促进会”，并请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王殿忠（回族）为促进会会长。
1942年，伪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要搞一些庆祝活动。张德纯等人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筹集些办学经费，扩大文化学院的办学规范。当时，一所日本人办的锅山女子专业学园（今回民中学址），距文化学院较近，校舍、设备都比较理想，加之锅山女子专业学园的锅山校长已把学校交给了委托人，自己携家人回到日本，张德纯便决定筹款购买锅山女子专业学园的校舍。金镜华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日本方面的叫“滨田”的司令官。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滨田致电在日本的锅山。锅山当时正愁无力照顾远在中国东北的这份家业，便马上同意以42万元伪币出售锅山女子专业学园。对此，张德纯、金镜华等人多次开会研究筹款问题，最后研究决定以举办义演方式，聘请京剧名角唱戏，以票款收入作为买锅山女子专业学园校舍的经费。同时决定，请当时定居北平（今北京）的京戏老生名角、“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回族）来奉天唱戏，筹款买校舍。
为搞好义演募捐这件事，张德纯等人还专门成立了筹办义演董事会，推举金镜华担任董事长，张德纯、杨进云、左叙伦、刘海清，马启林（日语翻译）等人为董事会成员。当时，左叙伦还主动提出，马连良一旦来奉天，就可以下塌在南市场的鹿鸣春饭店（鹿鸣春饭店当时是左叙伦的房产）。不久，奉天方面一切准备就绪，张德纯、金镜华和左叙伦就揣着关东军陆军特务机关的公文，去北平进行邀请华北文化使节团的工作。
一天，北京豆腐巷马宅来了6个人，带路的是马家的世交、花市古玩李家的李秋农。后面5位有的是衣着体面，头戴礼拜帽，有的是颌下留有长髯，一看就是阿訇打扮。门房将他们让进南客厅，然后去通知马连良。寒喧落座之后，马连良方知，这5位拜访者是从奉天专程来北京的大阿訇，受奉天回教协会和奉天私立回教文化学院校董事会之托，想请马连良的扶风社去唱一期义戏。为首的阿訇叫张德纯，系晚清秀才，会阿拉伯、波斯、德、俄等多国语言，有“德国张”的雅号，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一向主张回民的孩子不但要诵经，还要学习中外文。在北京西单清真寺任教长时，张德纯与马西园（马连良之父）是好朋友，于上世纪20年代初到奉天创办“文化清真寺”。为了提高回胞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张德纯又于1936年开办了奉天私立回教文化学院并亲自兼任院长。数年后，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校必须另觅新址。为了筹措经费，张阿訇以奉天为中心展开了为“回教学院”的募捐活动。但倾奉天回胞之力也只能筹集5万元，与所需之款相去甚远。于是，张德纯等人来到北京，约请热心公益事业的马连良。
马连良之前就知道，当时奉天的南湖附近有一所日本人办的锅山女子专业学园，专门招收日本学生，中国人不能就学。后来日本人在“满洲国”开始实行奴化教育，让所有中国学生都学日语，妄图把它当成“满洲国”的国语。阿訇们解释说，（这样下去）将来中国人都不会说中国话了！回教学院欲用购置这块地的办法，把日本人赶走，变成中国人办的中国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马连良也从扶风社生计考虑，最终同意去东北义演。
节外有生枝，马连良“拖”计巧应对
汪精卫伪政权设在北平（今北京）的负责人叫“王揖唐”。在办公处接见金镜华和左叙伦时，他得知日本方面同意邀请华北文化使节团去庆贺“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不禁感到受宠若惊，认为这是一个讨好主子欢心的绝好机会，于是便马上派人找马连良，通知他准备率领“文化使节团”去奉天。
马连良决定赴沈阳演出和演义务戏筹+款之事，随后被在北京《三六九》画报的朱复昌知道了。《三六九》画报是当时一本比较流行的刊物，其中部分篇幅是刊登梨园动态、名伶轶事、戏剧评论，也登演员剧照。平日，朱复昌经常以报人的身份与梨园界的人士混在—起，相互熟稔，没有戒心。实际上此人已效忠日伪当局，是个文化汉奸，其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日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宣传，监视文化艺术界的动态并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当他把这一消息汇报给他的顶头上司——日本人山家少佐时，山家心中大喜。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在北平设立了一个主管演艺界的机构，名为“华北演艺协会”，其主脑就是山家。因“满洲国”的“国庆节”即将临近，“满洲国”方面要求“华北演艺协会”找一个高水平的剧团前往新京（长春）做祝贺演出。马连良的扶风社要去奉天为“回教学院”义演这件事，让山家找到了一个可乘之机。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移花接木，帮助自己完成任务。
朱复昌作为山家的说客，前往豆腐巷马宅。并表示赴奉天（沈阳）义演的一切事宜，他愿“无私”地大力相助，并为扶风社联系了新京（长春）和哈尔滨方面的接待戏院及当地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但惟一的条件就是马上筹备动身，务必于3月1日之前到达新京（长春），以“华北演艺使节团”的身份，做祝贺演出。马连良演了半生“忠孝节义”的戏，他深知此行意义。本来是简单的筹款义演，现在已演变成“祝贺演出”。虽然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汉奸”的骂名也就从此背上了，这是他当初答应奉天的阿訇们时没有预料到的。当马连良把朱复昌的原话与友人讲过之后，大家的意见就是一个字——“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拖过了3月1日再说。与此同时，朱复昌为了完成“使命”，整天像长在马家一样，催促马连良早日动身。马连良以日期临近、一时无法凑齐配角、底包为名，婉言拒绝。加之，因东北戏院里的班底演员，多数没见过马派的剧目，在有些剧目中，龙套甚至都不知在台上怎么走，没人敢“傍”扶风社的戏。朱复昌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拖了不久，终于过了“国庆节”。马连良悬着的心放下了，以为从此可以相安无事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一方面当局急需一个像扶风社这样高水平的演出团体在东北巡演，为其渲染“歌舞升平”的“王道乐土”；另一方面，北平的山家已对伪“满洲国”方面夸下海口，派遣马连良的扶风社作为使节团前去祝贺。由于马连良用缓兵之计拖延行期未能成行，令他无法下台。于是，山家对马连良直言警告说：“如果不尽快做新京、哈尔滨之行，奉天的义演筹款将被取消……”
夏季到来之后，戏班的行规叫“歇伏”，俗称“晒车板”。演员都得停演一段时间，休息调养，没人出外演出。山家和朱复昌等在上峰的压力之下，终于忍无可忍了，担心再拖下去就连自己的乌纱帽也保不住，于是对马连良使出了既野蛮又阴毒的招数。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豆腐巷马宅里像往常一样平静，马连良正在西跨院里调嗓子。突然，朱复昌带领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闯进马家，日本兵封住了大门，只准入不准出，其余的人等不容分说径直走进了马家的南客厅。其中，一名年轻的军人把自己的上衣脱得精光，在地上放了一块白布，然后盘腿落座，又在自己身上缠了几圈白布，用一把日本战刀对准自己的腹部准备剖腹自杀。这时，朱复昌正式传达“皇军”的“旨意”：“今天如再不答应赴东北演出，太君在此地实行‘死谏’，当场剖腹自杀，血溅马宅。”日本人的禽兽行为让马连良心有余悸，为了保全扶风社，保护家人和扶风社演员的性命，他思来想去，明知前途吉凶难卜，最终只能同意了东北之行。
施善举演义戏马连良慷慨资助扩校园
10月下旬，一支包括老生马连良，青衣李玉茹，丑角马富禄，花脸刘连容，小生叶盛兰，武生黄元庆等众多京剧名角的“华北文化使节团”，乘火车前往东北演出。是日，马连良一行来到奉天，入住在南市场的鹿鸣春饭店。次日，在南市场的东北大戏院（即后来的辽宁艺术剧场）和北市场的中央大戏院（即沈阳大戏院）演出。后来，“华北文化使节团”又去了新京、哈尔滨演出。
在新京演出结束后，“扶风社”回到了奉天，随即开始了为扩大奉天私立文化学院，购买锅山女子专业学园所需经费筹款义演募捐演出。他们在南市场东北大戏院和中央大戏院先后演出了《龙凤呈祥》、《群英会》、《十老安刘》、《苏武牧羊》、《胭脂宝褶》、《春秋笔》、《左伯桃羊角哀》等共10个剧目。在两处剧场演10天，共10场，场场爆满。每天票房收入高达几万元（伪满币），全部下来共计25万元伪满币，马连良随即将全部所得都捐给了“奉天私立文化学院。”马连良回北平不久，得知扩校购买锅山女子专业学园校舍资金仍然缺口很大，于是又另寄来10万元捐款。
1943年，张德纯以42万元伪满币（含马连良义演募捐25万、捐助10万元和奉天回胞捐款），买下了锅山女子专业学园校舍。校舍为两层砖木结构日式建筑，建筑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有20个教室。学校更名为“奉天私立文化学院”。1943年8月，“奉天回教学院”迁至新校址，并从此兼收回汉学生。此后，又将“奉天私立文化学院”改名为奉天市伊光中学。
东北行遭暗算马连良受诬“汉奸案”
然而，无耻的伪满洲当局及其所控制的宣传机构为了达到给“满洲国”壮门面的目的，在所谓的“三·一国庆节”过了8个月之后，竟然荒诞地说马连良的扶风社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来，把“华北使节团”的名义强加在扶风社的头上，使马连良和扶风社成了伪满反动宣传的牺牲品，也为日后马连良遭遇陷害埋下了伏笔。
抗战胜利后，位于南宽街的马宅常常有慕名而来拜访的国民党官员。而在来访的官员中，多数是来办“接收”的大员。其中一些慕名前来马宅拜访的官员，见到“南宽街”这所深宅大院摆放的都是造价不菲的明清家具，墙上挂的是价值连城的名人字画，不由得垂涎三尺。而在那段时间里，最流行、最有效的达到目的的招数就是把敲诈的对象打成“汉奸”，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清算“汉奸”的财产，把它作为“敌产”和“逆产”，明目张胆地“充公”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于是“大员们”便开始搜寻马连良的把柄，然后再治他于死地。
不久，由国民党高官做后台老板，策划编造出了“马连良汉奸案”的罪名。他们在“伪满”时期宣传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把这次以捐资助学为目的的巡演，说成是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方派出的使节团，专程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而去的。这样马连良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汉奸”，从此吃了官司。
1946年6月，马连良在北京参加了多次纪念抗战胜利义演之后，被上海天蟾舞台方面约请前去献艺。一天，马连良与梅兰芳、谭富英、周信芳、李少春等人合演《四郎探母》，为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募捐义演。突然后台来了一帮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把天蟾舞台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人向马连良交了一份由“华北地方法院”发出的传票，让他速回北京接受“讯问”。特务、宪兵要把马连良立即带走。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马连良身上，马连良沉默片刻，说：“戏还没演完，唱完以后，我自己走，我要对得起今天来的观众！”马连良出场了，台下不知实情的观众兴奋地为他不断喝彩。马连良只能强颜欢笑，心中却愤懑已极，直到把戏唱完。
马连良回到北京之后，让他感觉到家里与外出之前恍若隔世。以往门前车水马龙，如今是门庭冷落。马连良不禁想起他在《春秋笔》中头段西皮流水的唱词：“狂风日落乌鸦噪，孤灯明灭人寂寥。吹来愁绪知多少，一齐攒聚在心梢”。马连良以“保外就医”的身份整天软禁在家中，等候案件的审理结果。
自从打“官司”以来，马连良停止了一切演出活动，家中几十口人等着吃饭，没有收入。长子马崇仁每天在外搭班唱戏，所得不多的收入都交给家里维持生计，甚至儿媳满羡懿的首饰都拿出来变卖，帮补家用，景象十分凄惨。
“官司”打了近一年左右，马家除了一所空空的南宽街大宅院外，其它财产荡然无存，还欠了外债。最后，北平地方法院的结案陈词是：经查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堂执政时期并没有官方派出过“使节团”的案底，查无实据，不予起诉。这一天，是1947年8月16日，至此受诬一事才得以澄清。在家中被软禁了一年多的马连良终于得到了解脱。1948年1 1月初，在孙兰亭的陪同下，马连良应邀离沪赴港，并从此寓居香港。
毛、周二人明大义 马连良毅然从香港返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马连良一直思念着家乡，想回到故土。他的想法令台湾有关方面十分“不舒服”。他们特意派人重金礼聘马连良去台湾巡演。当时的台北市长还亲自出马，与居住在那里的马连良的女儿马静敏面谈，并许诺目前在台的京戏艺人唯顾正秋马首是瞻，若马先生来台，则稳坐“国剧宗师”第一把交椅。他还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知道以前马家与政府之间有些误会，希望马先生能摒弃前嫌，我们保证给予他国宝级的待遇。烦劳马小姐亲自去一趟香港，表达政府这番诚意。”马静敏考虑事关重大，于是亲自飞赴香港，把这些话告诉父亲。
1950年夏，北京。马连良的三女儿马力所在的军委护士培训班组织学员去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央首长的周末舞会。舞会进行一会儿之后，负责组织舞会的同志将马力带到周恩来总理面前，说：“总理，这是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先生的女儿，叫马力。”马力立即敬礼，说道：“总理好。我请您跳舞。”周总理与马力一边跳舞，一边询问马力：“你父亲很有名气啊，他现在在哪里呀？”马力回道：“他目前在香港。”周总理又问：“京剧在香港的环境怎么样啊？广东人认不认？”马力说：“他那边演出不太景气，还欠了债呐。”周总理关切地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要给他写信，说我请他回来，欢迎他回北京。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香港的困难，政府协助解决；回来后，生活上有困难，政府给予照顾。”周总理的一席话，说得马力心里暖暖的，随即答道：“我一定给他写信。”一曲舞罢，周总理把马力带到毛泽东跟前说：“主席，这是马连良先生的女儿马力。”马力有些受宠若惊，马上敬礼问候：“主席好！”随后，毛泽东邀请马力跳舞，边跳边谈。毛泽东问马力家中的人口、收入状况和马连良的近况等。当他得知马家的情况后，说道：“收入不多，不多，家中人口多嘛！请你转告马先生，欢迎他回来。”毛泽东的话令马力非常感动。
不久，马连良收到了马力从北京寄来的信，得知共产党政府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自己的事，感到很意外。他想，这样的高官如此礼贤下士，真是闻所未闻。再加上杨宝森等率团来港演出接风洗尘时的介绍，心中对新中国有了初步认识，马连良决定让长子马崇仁亲自走一趟，与上海、武汉、天津、北京等方面的人接触一下，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对方，看看人家的态度如何？不要难为人家。
马崇仁于1950年秋冬时节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北京，又去拜见了梅兰芳先生。按梅兰芳先生的意见，前往北京文化艺术管理处。处负责人马彦祥对马崇仁表示说：“马先生回来欢迎呵！”马崇仁带着所得信息回到了香港。后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最终马连良和夫人陈慧琏一行人经过四天四夜的火车经广州回到久别的家乡北京。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收到了周恩来的邀请，要他去北京饭店参加庆祝党的生日联欢会。他从未想到会有如此礼遇，心里很不安，梳洗打扮之后，和弟子李慕良一起前往北京饭店。联欢会开始不久，马连良就发现人们的目光纷纷投向一位神采奕奕、气度非凡的人。马连良虽然之前从未与周恩来谋过面，但他料定此人就是安排自己回归故里的周恩来。这时，马连良主动向前说道：“总理您好，我是马连良。”周总理亲切地拉着马连良的手，说：“欢迎、欢迎！马先生你是大大有名的啊！”马连良说：“我非常抱歉，回来晚了一点儿。”周总理热情地说：“不晚、不晚，早晚都一样，爱国不分先后。既然回来了，我们是欢迎的。”马连良说：“这次回来，还得请总理栽培。”周总理笑了：“你是艺术家．已经很有成就了，我怎么能栽培你呢！”此时，周总理很敏锐地洞察到马连良的顾虑，主动表示说：“马先生，你不要把去伪满洲国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
与总理交谈之后，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跟马连良说：“总理问您有没有兴趣表演一段？”马连良高兴地拉上李慕良一起演唱了一段《八大锤》。演唱后又意犹未尽地与李慕良一起合奏了一段传统曲牌《夜深沉》。李慕良操琴，马连良击鼓，珠联璧合，掌声四起。这一夜，让马连良心潮起伏，夜不能寐。周总理、彭市长（彭真）鼓励他把艺术献给人民，有什么困难只管向政府提。马连良感到一块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总算拿开了。他决心要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注：此文系根据相关资料和沈阳回民中学校史，采访回民中学原党委书记董洪泽，沈阳鹿鸣春饭店创始人马连良盟兄王星垣之子，王玉珩口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