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比陈毅大八岁，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四川人，从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相识，直到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在长达44年交往中，两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但是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们也发生过不愉快，对于其中的原因，曾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个性是“天马行空”，陈毅的个性是比较独立坚持，最终导致二人产生误会。其实，真正导致二人不愉快的是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夺权”。这件事情不仅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并且最终令毛泽东出走。
纵观毛泽东一生，共有三次被剥夺权利的经历：一次是1932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被中央夺了权；还有一次是在中央苏区被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入团夺了权；而较早的一次就是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夺权”。与前两次都是自上而下被“夺权”不同，这次“夺权”是自下而上的。红四军是毛泽东亲手开创并建立的，陈毅至始至终都是他的下属，毛泽东一生最恨的就是以下犯上，陈毅的“夺权”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这也给毛泽东、陈毅以后的交往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文革”时，这件事成为陈毅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一生中最大的历史包袱。
关键时刻，陈毅采取了“调和”的态度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此后，红四军的机构设置虽然时有变化，但决策领导层里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已两次参与组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的第35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对策。
此前，毛泽东与朱德在军事作战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人来则集中对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因此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常争论不休，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朱德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认为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此次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的军委联席会议，再一次将二人的不同观点摆到了桌面，而出席会议的人员对究竟是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还是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在局势紧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红四军第三号人物—一陈毅。此刻，陈毅的意见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会议上，陈毅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陈毅分析毛泽东和朱德的建议后，认为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但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干，产谷不满万担，加上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已经进行了两次“进剿”，以及对井冈山进行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如果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不仅很难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也很难解决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境。最终柏路村会议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的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部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并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陈毅取代了毛泽东的职务，缓解红四军内部矛盾
1929年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但是，大余县不仅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且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当国民党赣军李文彬旅逼近大余县城东门时，竟然没有一名群众向红军报信。就这样，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的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和朱德率军部少数人迅速向城南转移。在这次战斗中，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以惨重的代价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因为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伤势严重。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恰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才快步得以脱身。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为困苦的时期。
面对困难和连连受挫的形势，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计划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是陈毅，纵队长是林彪。三纵队由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与朱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终也没有任何结果。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红军战士却还穿着单衣行军。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意见压下去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当时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也称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前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武装起义或组织指挥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192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组织领导“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前敌委员会。同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由毛泽东、卢德铭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红四军成立后，再次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但又指示红四军“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针对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就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一人担任，党权、军权、人权全部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身上。有了相对集中的指挥权，毛泽东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了。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一举歼敌两个团，这是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尽管如此，红四军中仍有不少干部对毛泽东集权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同年2月7日，红四军接到中央的来信（后来党史上称之为“二月来信”），来信要求红四军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中央。随即红四军中一部分积极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同年5月上旬，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也是四川人，与朱德、陈毅是老乡，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到前苏联学习军事。刘安恭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他善于辞令，口才极好，这使很多红军干部对他佩服有加。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多了起来，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主抓军事工作。同年5月底，为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太集中”？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人提出要正式恢复军委，以健全红四军党的组织系统。争论双方都是出于公心，所以争论起来理直气壮、各不相让，最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几天后，刘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临时军委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并提出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
毛泽东认为，作为下级党委的临时军委擅自决定并限制其上级党委前委的职权，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随即，“前委”在白沙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会上，针对当时少数人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使得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展开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向前委提出了辞职，并请求马上撤换书记，然后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随后，前委推选陈毅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这一决定让陈毅颇感意外，同时会议还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最恨以下犯上，陈毅犯了大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前委委员、大队以上的党代表、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共50人。会议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28岁的陈毅主持。会上民主气氛很浓，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代表们于是对毛泽东、朱德二人纷纷提出了意见，有些意见甚至有些过火。刘安恭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当时并没有及时地站出来控制这种不正常的气氛发展下去，这后来也让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毛泽东曾特意找到陈毅，请他在会上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创建及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然而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前打招呼却起了反作用。陈毅在会上竟然也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开火，这让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十分意外。会上，陈毅指责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评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最后，连刘安恭也被他批评了一通。最后陈毅又对毛泽东、朱德二人说到：“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在场的人听后都大笑不止。对此，毛泽东异常恼火，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一言不发。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后来，据出席会议的罗荣桓、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回忆：投票选举时，毛泽东只差一票，而陈毅却把这一票投给了其他人，最终导致毛泽东落选。会议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愤然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而刚刚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则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在报告中陈毅称自己是一个“过渡内阁”，请求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工作。
16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康生突然向陈毅发难，指责当年陈毅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历史疮疤。面对康生的咆哮，陈毅说出了当年做法的原因：当时“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
毛泽东坚决反对“陈毅主义”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军队通过合围的方式对闽西根据地发起进攻，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闽西根据地解决掉。紧急时刻，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蛟洋讨论对敌策略。对此，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他说：我们不要硬拼，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进攻闽西，我们就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当时陈毅正准备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于是陈毅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毛泽东说：“‘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就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蛟洋作调查研究，陈毅则按照中央的要求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并率部保卫着闽西根据地。这期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朱德等人愈发觉得毛泽东主张的“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观点是正确的。攻下上杭后，红四军召开了第八次代表会议，有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于是，朱德与一部分代表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回来。毛泽东收到信后，给前委写了回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陈毅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间的争论。陈毅还向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自己不适合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并请中央派人去红四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反思，最终陈毅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陈毅把在上海的两个月称为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在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中，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特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作法。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期间，人事关系比较紧张，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了许多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通过讨论，陈毅也对自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搞极端民主化，放任下面自由讨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威信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李立三曾经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陈毅当场表示：“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会后，陈毅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因签发这封信的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所以历史上又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20天昼夜兼程，10月21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并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10月22日晚，陈毅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还对出席会议的人员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当陈毅听说，毛泽东不打倒“陈毅主义”不回来时，感到有些意外，但立刻补充说，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的。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信中催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陈毅真诚地向毛泽东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随后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接连收到陈毅的三封信，为陈毅的真诚用心感动，最终摒弃前嫌，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
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次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会后，陈毅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随军协助毛泽东对部队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的精神，并对“九月来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与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古田会议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
1954年4月2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谭震林回忆当年的“古田会议”时，曾动情地说，“我觉得陈毅同志在我们党内对党有三次贡献，其中一次就是红四军第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