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者郭湛波在其专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之际，重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李大钊及早认清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唯物史观，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说，李大钊堪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立其基”和“导其先河”者。
由科举转向“专研社会经济学”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年少的李大钊正在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苦读《四书》、《五经》时，马克思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已开始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传人中国了。但那时，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尚未展开，也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
最先对李大钊的思想产生较大触动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江亢虎，他在上海打出“社会主义”旗号，试图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轨而组建了政党——中国社会党。该党旨在“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1912年12月，即将走出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李大钊，在去北京时受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总务干事陈翼龙思想与作为的感染与影响，进而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并参加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活动，开始受到名为“纯粹的共产社会主义”，实际上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侵染。不过，在此前后相继写出《隐忧篇》、《大哀篇》等“感慨悲歌”文章的李大钊，尽管在1913年春天成为“难产”的天津支部执事，但并未因此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却因初步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魅力，开始接触已经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应当说，于1913年8月被袁世凯残酷镇压的中国社会党，给当时正准备出国留学的李大钊在思想上留下了较深的印痕，他接触后来为之奋斗终生、洒血捐躯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大约就是那时，尽管概念尚很模糊，也不确切。
1913年冬天，李大钊留学到达日本后，对自己在国内时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了新的思想探索。留日期间，他有了接触各国社会党资料的机会，也了解到各国社会党的活动性质，并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某些活动，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因此一下突破种种局限，尚未对“马尔克派之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浓郁的兴趣。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人生道路的重要一站，也是他的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不过，从当时李大钊的思想情况看，他在中国社会党被取缔之后到日本留学，并非受到当时日本业已形成一定声势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所吸引，而主要是准备到那里深入学习和研究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一些治国理论和思想。李大钊人生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自1905年秋天第二次参加科考，摆脱科举制度的桎梏，进入永平府中学以后，思想就开始发生很大变化，萌生了异常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正因“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他于1907。年夏天提前结束在永平府中学的求学生活，到天津考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到1913年6月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时，他已“翩然起众人中”，用与他共同主编《言治》月刊的同窗学友郁嶷的话说，“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他“则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贻德为急”。经历中国社会党被取缔的风波，他转而赴日本留学，主要是“自视缺然，不足所储”，准备“游学日本，专研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赢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很明显，他是为“专研社会经济学”，“归而造德蚩蚩”而去的。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留学日本后，“国势”又异常“危迫”起来，先是日本强迫中国秘密签订“二十一条”事发，后是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这使得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李大钊，入学后并未能拿出多少时间静心读书。国难当头之际，他义无返顾地投身反对“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以至因旷课过多被早稻田大学“除名”。1916年春天，失去学籍的李大钊在东京郊区专职筹办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会刊《民彝》杂志，静心涤虑，奋笔写出了奠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的论文《青春》和《民彝与政治》。这两篇论文，集中表达了他在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时萌生的新的思想与理念，特别是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时发表的《青春》，集中反映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宇宙观和人生观。在这篇论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具有极大震撼力和感召力的创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最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
1916年5月，李大钊由日本回国，在为实现创造青春之中华理想而奋斗中，不断遇到挫折。1917年8月张勋复辟事件爆发后，他避走上海4个多月，面对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他的思想一度苦闷到了极点。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使他终于看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新曙光，思想方向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1917 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在对西方的种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形形色色的“革命”的探索一再碰壁之后，才从俄国革命党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悟出社会主义革命之真谛，在中国率先认识和接受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高高地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大旗，开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标志李大钊思想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的文章，是李大钊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早在1917年春天，李大钊就对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连在《甲寅》日刊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直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成功足可“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但他对同年11月俄国又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未能及时撰文评介。他和那时不少国人一样，一时弄不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无以发表比较确切的见解。难得的是，就在李大钊为弄清这个问题开始搜集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之际，他被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由此进入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工作。这不仅使他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也使他有了研究国内外新的思想及学术成果的优越条件。以后，李大钊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搜集、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认真思索俄国十月革命将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据在日本留学时与李大钊共同组织神州学会，并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的林伯渠回忆，约在1918年春天，他“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李大钊详细地给他“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这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林伯渠的回忆表明，时至1918年春天，李大钊已经在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研究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开始阐述自己对这场新的革命运动的见解了。
李大钊写于1918年春、夏之交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他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凡响的重大意义的思想结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把发生在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同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比较，认为“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的“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界文明之绝大变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他进而指出，“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而“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卜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是“非可同日而语”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李大钊曾经比较推崇和信奉的革命运动。他在重新观照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悉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新的表现形式及其性质、特征之后，敏锐地认识到，“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人们不仅不应像当年对待“法兰两革命”那样，对“俄国今日之革命”也“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反而应“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当时的中国报刊发表的公开为俄国十月革命礼赞的文章，一些用语在今天看来未必精当、准确，但从李大钊充分肯定“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的俄国十月革命，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影响于未来世界文明之绝大变动”，“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等论述来看，可以断定，在1918年夏天到来时，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非凡意义；同时也表明，他的思想已经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不再视法国大革命为楷模，而视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并触摸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准备用其来引导和推动中国新的革命运动了。
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表达的仅是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寻常的意义的初步认识；也可以说，仅仅表明捕捉到“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的李大钊，对“影响于未来世界文明之绝大变动”的一场新的革命所持的肯定和赞扬态度。在写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时，李大钊的思想正处于新旧观念的决绝阶段，尚未完全用唯物史观取代进步史观，尚未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产生深刻而透彻的认识，难以一下想透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新的革命道路所能产生的巨大而深远影响。这一切，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1918年夏天，李大钊第一次到自己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度假。五峰山是李大钊极喜爱的“人间奇境”，到北京大学工作后，他把那里定为自己的避暑之地。这年暑假他在五峰山住有二三十天。根据他当时的思想分析，他到五峰山避居如此长的时间，并非仅仅为了休憩，而是寻找一个静幽的环境，潜心研究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继续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丰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拓荒者，他是在利用到五峰山避暑之机，进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准备工作。
按说，到了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平时笔耕不辍的李大钊会写出不止一篇新的文章。然而，李大钊在这一年夏天除即兴吟出几首白话诗尝试之作外，几乎一字未写。自在《言冶》季刊第3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到11至12月间在北京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他仅在1918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3号发表了在五峰山写的白话诗尝试之作《山中即景》，出现了一个发表文章少有的“空白期”。显然，李大钊是利用到五峰山避暑的难得时机，对中国革命的思想和理论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并大体理出了一个头绪。这从当时他在五峰山写的新诗《山中即景》所体现的意境中可以窥知：“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诗中表达了李大钊对自然美的深切体验，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异常轻松快慰的审美情感，特别是后两句，颇有刚刚脱却一个闷郁窒息的世界，突然踏进一个清新壮美的天地之慨。倘若他的思想没有异常强烈而崭新的感受，是很难吟出这么豪迈奔放的诗句的。
最能体现李大钊在1918年夏天曾经进行事关中国革命方向和道路的理论思索的文章，是李大钊本人于是年冬初在北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和继而写出的专述《Bol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借谈世界大战究竟是谁的“胜利”的话题，明确指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在随后写就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讲得更加明确：“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 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 Marx)的功业”。同时，他还根据自己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详细介绍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说：“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 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明确指出：“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家的国民将连续而起。”“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为此，他还充满胜利的憧憬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Bolshevism的胜利》的写出，表明李大钊不仅已经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也已经基本认同“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俄国革命党人所实行的“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认识到“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并势必会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他的这些思想，在其于1919年2月在《新潮》、《晨报》等报刊接连发表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的字里行间透了出来，如他一再指明“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在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这过激派的势力，今后将弥漫于世界”，“今日的世界，大有Bolsheviki的趋势”，等等。这充分表明，李大钊在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时，已经准备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准备在中国开“Bolshe-vism”——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之先河了。为此，完全可以说，李大钊在1918年夏秋时节，“登高一呼群山应”，“微言如闪首传真”，发轫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最先倡导马克思主义学说
李大钊的思想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后，开始结合国际上开展的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论。1918年冬天，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转年春天，他帮助《晨报》副刊开辟“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专栏，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为名，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他开始着力搜集和寻找日译本和英译本马克思著述，准备撰写介绍马克思主要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准备把由他负责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新青年》第6卷第5号计划于1919年5月出版，由于五四运动爆发，致使李大钊无法抽暇专心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专号”延至9月刊印。
1919年7月下旬，李大钊再次到昌黎五峰山避暑。这次避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假期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出。李大钊到五峰山后，先写出一封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亮明了自己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所极力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
与李大钊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对李大钊等“过激派”大力介绍和宣传“Bolshevism”和马克思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引进《新青年》等报刊极为不满，忍不住写了一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对刚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进行挑剔。李大钊在离开北京时看到这篇文章，到达五峰山后立即给胡适写了一封答辩公开信。在信中，他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谈起，接连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在谈“所谓过激主义”时，他坦然写道：“《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我就作了_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或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昧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在详细论及“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等见解之后，他阐明了自己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的“根本解决”思想，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间。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明确标明“寄自昌黎五峰”的这封公开信，是李大钊当时的真实思想的集中写照。《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昭示李大钊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研究与思考，不仅“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而且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根本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接受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李大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五峰山避暑期间脱稿的。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在写作《我的马克恩主义观》时，主要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如河上肇、河田嗣郎、福田德三、山川均等人的译作；同时，他还查阅了一些英译本马克思著作。据李葆华晚年回忆，他在1919年夏天跟随父亲到五峰山避暑时，清楚地记得，．李大钊有两本英文版马克思著作曾被游山的两位在昌黎教会学校任职的美国教师借去。当时，李大钊是一边研读，一边写作的。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这篇论著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革命青年的思想，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转移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思想，也是由李大钊的这一卓越工作，开始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与李大钊一起寻找“根本解决”的办法，在1920年春天与李大钊相约南北呼应，共同尽力筹建中国共产党的。
李大钊发起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之后，继续身先士卒，带头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1919年12月起，至1921年7月，他先后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五- MayDay运动史》、《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等文章和讲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大量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他又相继发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劳动问题的祸源》等论著与文章，为巩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正因李大钊领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也成为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联系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选。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人到中国联系组建中国共产党，先在北京找到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征求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的意见之后，与陈独秀相互呼应，一起拉开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帷幕。是时，李大钊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把“在中国惟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陈独秀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影响和团结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奠定了组织基础。从这点上说，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李大钊，不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