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最早开展了党的创建工作。党史上还有“北李南杨”一说，指的就是李大钊和杨匏安。杨匏安是华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又是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史学家。党史界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匏安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时期，杨匏安主持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为发展革命势力，巩固广东根据地相促进北伐，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杨匏安1931年即牺牲，因而后来鲜为人知。
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是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
杨匏安，字麟焘，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北山村的一个破落茶商家庭。杨匏安的父亲杨富祥以贩卖茶叶和瓷器维持生活，却不幸早逝。母亲陈智出生于香山县一个华侨官商家庭，接受过旧式教育，爱好诗词、书法。幼年丧父的杨匏安从小跟随母亲学习诗词古文，在母亲的熏陶下，他聪颖好学，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功底，并十分崇敬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虽然生活艰苦，但母亲仍然把杨匏安送到了周围13乡里最好的前山恭都学堂学习。小学毕业后，杨匏安考上了华南著名的两广高等学堂附设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广州省立第一中学，即今天的广雅中学）。在这里，杨匏安阅读了张之洞的洋务派、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维新派、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派，以及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等方面的大量著作，从中领悟了中国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及其发展脉络随后，因家境日艰，杨匏安不得不辍学返乡，在香山县前山恭都学堂教书。
中学毕业后，杨匏安返回家乡香山母校恭都学校任教、由于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遭诬陷，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人监狱。经母亲陈智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保释。此事更增加了杨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想离家外出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1911年，杨匏安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东渡日本求学。到日本横滨后，杨匏安租住在一个小阁楼里，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凭着惊人的毅力与勤奋，杨匏安赴日不久即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与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这样，杨匏安逐步开拓了眼界，为形成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杨匏安奉母命离开日本回乡结婚。婚后不久，为了生活，杨匏安离家到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杨匏安举家迁往广州，寄居于香山北山村杨氏家族在广州司后街设立的杨家祠。来广州后，杨匏安在广州时敏和道根中学任教，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的记者。来广州一年多的时间里，杨匏安发表了数十篇文言体的散文、小说、翻译和旧体诗。杨匏安发表的小说《王呆子》，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为父姐复仇诛锄恶霸的故事。这种以农民反封建为题材的小说，是当时文坛少见的作品。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杨匏安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世界革命与五四运动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李大钊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起了迅速的变化，开始重新考虑如何适应祖国人民当前的需要，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广东中华新报》是当时广州一家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报纸。在北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家报纸从1919年6月起，创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以介绍科学知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1919年在世界革命潮流和五四运动的激荡下，杨匏安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他为《广东中华新报》撰写了50余篇近10万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为华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杨匏安发表的《青年心理讲话》，是我国心理学发展史上早期拓荒之作，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先将群众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视为封建流毒而痛加批评。杨匏安还发表了2万多字的《美学拾零》，分别介绍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10多位西方著名学者的美学观点，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思潮的文章。
从1919年7月起，杨匏安又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1篇共2万多字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观点，其中包括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实证论、机械论、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等等。内容所涉，几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流派。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有助于人们大大开拓眼界，了解各种思潮、学说，进而加以比较分析，作出选择。10月间，杨匏安发表了《社会主义》一文，简要地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赞扬《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并指出：“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这些观点表明，杨匏安在这时已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实践意义了。
在《世界学说》诸多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叫《马克斯主义》）一文。这篇文章连续刊登19天次，与李大钊11月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是我国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杨匏安在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他说：“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按：即拉萨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斯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以此时大成”。杨匏安在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自马克斯唯物的历史观既出，其于社会科学之意义，固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欤！”该文还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他指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近代社会阶级冲突的根源。工人阶级“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家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会经济制度所必有之结果，是固循社会演进的程序而自然发生者也。”
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都有详尽的介绍，它被称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杨匏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文章所不同的是，李大钊主要以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述为蓝本，杨匏安则主要采自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堺利彦的观点，“北李”、“南杨”均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不朽的丰碑。《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杨匏安已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的宣传活动，不但为当时正在深入发展的华南地区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而且为其后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春夏，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数人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杨匏安加入共产党后，继续大力开展介绍、宣传马克恩主义的工作。1922年2月，他为青年团广东支部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号撰写《宣言》，公开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斯主义”，因为它能“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尤其可贵的是，这篇《宣言》已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合乎我国国情的革命策略思想，指出中国是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之手，除了注重劳工运动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他同时号召军人要学习俄国红军，和革命者携手，共同斗争。在《青年周刊》第4至第7期，杨匏安又再次发表长文《马克斯主义浅说》，以更加系统和通俗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为青年团的改组，以及帮助华南青年清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掌握革命真理，起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时期担任党的多项重要领导职务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1920年夏，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了居于杨家祠的杨匏安与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组织建立，稍后又正式称为广东共产党支部。1921年8月，在中共一大召开后，广东共产党支部改称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
杨匏安在广州居住的杨家祠，是原香山县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设立的宗祠，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杨氏子弟在广州读书的邸舍。在杨匏安参加革命后，杨家祠是广州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地方，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阮啸仙、、林伯渠、包惠僧等都来过杨家祠开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周恩来、陈延年、邓颖超、李富春、蔡畅、苏兆征以及工、农各部的同志，经常在杨家祠开会研究工作。杨家祠是杨匏安和杨章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活动的重要场所。
1921年春，杨匏安已离开了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也已被军阀陈炯明取缔。经过新闻界朋友陈大年的介绍，杨匏安到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杨匏安积极从事著述，向青年介绍与宜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这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1921年4月，杨匏安当选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组织了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杨匏安先后写了《马克思主义浅说》与《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满足广大进步青年学习的需要。
1921年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杨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1922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杨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杨匏安除了致力于青年工作外，还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杨匏安担任了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人到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开展斗争。杨匏安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栩栩如生，深得工人的喜爱。工人们十分喜欢与杨匏安在一起，他的家中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1926年冬，党中央指派谭平山与杨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此后，杨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与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的重新组建工作，杨匏安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共党员林伯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杨匏安为组织部秘书。当时，中央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各部中最繁忙的一个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出掌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的党务工作，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作繁忙，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杨匏安主持。国民党一大后，各地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在中央组织部指导下迅速展开。虽然，这些改组活动不断遭到了各地军阀及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抵制，但杨匏安等坚持原则，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杨匏安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杨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的关系也很好。旱在日本期间，杨就结识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后，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两人合作默契，成为挚友。孙中山对杨匏安这位香山同乡非常赏识，称赞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杨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杨匏安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杨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平叛胜利后，他即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起前往香港，会同已先期赴港的苏兆征、杨殷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着、流落街头。杨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各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解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的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镇压，返回广州。
省港大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组织者。7月1日晚，杨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了“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了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杨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由于港英当局找不到他“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并宣布将他驱逐出境。杨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加以报导。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来华和杨匏安出狱。欢迎会的场面十分隆重，但杨匏安却没有出席，他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而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份，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直到8月27日，杨匏安才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露面。这天，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并介绍杨匏安时，800多名工人代表全体起立致礼。会后，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聘请杨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又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杨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在杨匏安主持下，广东各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间，由一万五千余人增至四万八干余人，党员成份亦由过去以华侨为支柱改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到会的25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占半数以上，这与杨匏安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及广东省党部内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杨匏安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九名常委之一，与另外两个常委谭平山、林伯渠共同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同时，杨匏安还兼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是国民党组织部门中任职最多的一个人。在短短的两年内，国民党在十二个省建立了省党部。八个省建立了筹备处，四个市建立了特别党部，在海外华侨中，也建立了若干党部。国民党组织已遍及全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实际负责人，杨匏安功不可没。
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蒋介石又推出了“整理党务案”，排斥、打击共产党人。杨匏安对此十分警觉，较早就说过：“蒋介石是滑头仔！”这时，他以中共广东区委名义，召集出席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开会，揭露国民党右派的罪行，提出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加强农村工作的建议。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一味执行共产国际的右倾指示，错误地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实行妥协退让政策，致使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负主要责任的谭平山、杨匏安均被迫去职，蒋介石及其亲信陈果夫夺取了这一要害部门的权力。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出师北伐。这时，杨匏安仍留在广州，主持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作。10月，杨匏安与吴玉章、毛泽东、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等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暨各省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反对独裁，发扬民主、“二五减租”等提案及全国人民团体联合纲领，促进了广东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
身处逆境仍著述不断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武汉，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与大批骨干也先后北上武汉，广东革命力量削弱。留守广州的北伐军参谋长李济深与蒋介石暗中勾结，改组了国民党部，由李济深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与何香凝虽在选举中获票最多，并被选为九常委之一，但实际领导权已被右派剥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杨匏安与谭平山等一起到达武汉，参加了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反蒋斗争和中共“五大”，并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监察委员。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了南昌起义。同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声讨蒋、汪反革命罪行的《中央委员会宣言》，杨匏安是《宣言》22个署名人之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杨匏安参与了党的“八七”会议，会后被派往广州从事军事策反工作。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提议，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采取组织上的惩办主义，错误地处罚了一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谭平山等在内的领导同志，杨匏安也被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为了澄清事实，杨匏安在党刊《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所谓第三党》一文，一方面批评了谭平山的错误，另方面表明谣传他列名发起第三党，他绝不知情。尽管如此，杨匏安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他在南洋等地工作时，曾在寄给上海亲友的诗中表示“公忠不可忘”，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祖国的赤诚之心。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杨匏安受党组织指示，赴南洋等地从事活动。在异国他乡，杨匏安写下了《十一月既望泊舟星架坡港》及《寄小梅》等诗篇，寄托、表达了他对党对祖国的怀念与忠诚。《寄小梅》诗云：“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逃生来绝域，问禁入危邦。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桄榔。”在“逃生来绝域”之际，身受错误处分的杨匏安，仍念念于“公忠不可忘”，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限忠诚的高尚情操。
1929年，杨匏安从南洋回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从事党报党刊编辑出版工作，其家属也由组织安排迁来卜海。在上海期间，杨匏安参考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历史讲义，编译成20余万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纯一，由上海南强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西洋史著作。内容概述了从西欧封建的兴起，经资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到第三国际的成立。《西洋史要》以鲜明的观点，流利的笔锋，扼要地叙述了西欧各国革命史特别是国际共运史，对第一、第二国际做了专章的叙述，成为当时国内学习西洋史难得的参考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至1936年再版五次。
1929年，上海党的印刷机关遭敌人破坏，杨匏安不幸被捕，被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没有暴露身份，经周恩来等大力营救，杨匏安在八个月后出狱。1930年，杨匏安调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即农民运动委员会）副部长。他结合中国国情，研究西方的农村地租问题，翻译了拉比杜斯《地租论》一书，并节译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的部分章节，印成小册子出版，对当时各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起到了参考作用。1930年，杨匏安还与阮啸仙等以中国互济会名义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任课，从事培养党的干部工作。
一生清贫，慷慨赴死
杨匏安生长在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山，从小在这个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汇的环境中接受教育。香山是孙中山的故乡，共产党早期革命家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也生于香山。杨匏安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岳飞、文天祥等人的气节教育，养成不贪图荣华富贵的冰霜傲骨。同时，他又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曾尝试用传统道德、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做武器反抗邪恶势力，却无法改变社会的不平和黑暗。通过东渡日本和参加五四运动，杨匏安最终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杨匏安是在华南系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此后十几年间又为之奋斗直至献身。
杨匏安身居高位时两袖清风，身处逆境时又贫贱不移。大革命时期，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官至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省港罢工时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掌权或管理大量钱财均一尘不染。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儿。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儿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杨匏安受到党组织不公正的处分后，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天。他除了白天为党工作和晚上加紧写稿或译书外，还得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和孩子明早上街叫卖，以维持生活。他一家老小经常替党放哨，传递文件等，为革命尽力。此时，杨匏安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他编译成的20万字的《西洋史要》，是国内第一部用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两洋史著作。
1929年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冒险到其家中探望。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很受感动，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母亲对他表示全家都支持你的工作。杨匏安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用杨匏安这种“为官清廉，家境贫寒”的品德来教育同志们。
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出卖，与罗绮园等16人在上海被捕。由于杨匏安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在国民党内影响甚大，蒋介石几次派人向他劝降，均被他严词拒绝，甚至摔掉电话。杨匏安斩钉截铁地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杨匏安的坚贞革命气节，不仅使在押难友十分感动，深受鼓舞，就连看守的狱卒，也称赞他是个“铁人”。不久，杨匏安被解到上海龙华看守所，他自知不久于人世，托人捎信给家人说，他难免要为革命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入的任何资助，若实在无法生活，则回老家去。当杨匏安发现与他共事多年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在狱中精神不振，垂头丧气，就在就义前夜，写了《示难友》一诗，赠罗绮园与同狱难友。《示难友》诗云：“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此诗意在教育罗绮园、勉励难友坚持斗争，保全革命气节。据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百年心声》中回忆道，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曾多次以此诗来教育同志们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要象扬匏安那样，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勇于献身。1931年8月，杨匏安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时年35岁。他牺牲前所写的遗待《示难友》，更多地体现了中华古代志士仁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气。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是香山古鹤村人，出身华侨官宦之家，知书识礼。丈夫杨富祥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陈智生下9个孩子，只养活杨匏安一人。陈智中年丧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抚育唯一幸存的儿子杨匏安的身上。杨匏安参加革命工作，她认定这是正义的事业，倾力支持，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也义无反顾。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陈智利用自己年老不太引入注意的条件，接待和掩护过大批革命同志，被称为“革命母亲”。杨匏安多次被捕，她深知革命的艰险性。当1931年杨匏安再次被捕时，陈智焦虑不安，预感到儿子此次凶多吉少，生还无望。当她接到杨匏安从狱中传出写着“缝纫机再穷不可卖去”、“不可接受他人钱物”的字条时，不禁潸然泪下。坚强的陈智在杨匏安牺牲后回到广州，把孙子们一个个都送到革命队伍中去。陈智1941年病逝于香港，周恩来对她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称赞她“支持杨匏安搞革命，又支持后辈参加革命，为党做过很多工作”。
杨匏安的妻子吴佩琪是香山翠微村人，勤劳贤慧，深明大义。1916年．18岁的吴佩琪与杨匏安结婚，从此无怨无悔地跟随和支持丈夫从事革命工作。她先后生下7个子女，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勤劳的双手替人加工肥皂、打零工，补贴家用。她的家是党的重要活动场所，她总是热情接待革命同志，送信放哨。杨匏安牺牲后，吴佩琪从上海回到广州杨家祠，靠剪纸花卖度日。后来在周恩来、何香凝的关照下，吴佩琪的生活有所好转。1937年，吴佩琪病逝于广州，周恩来曾肯定她“在上海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
杨匏安牺牲后，党组织一直关心他的家属，周恩来还亲自安排其子女的学习。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研究部门发掘出许多杨匏安早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材料并汇集出版，过去许多人感到陌生的这位先驱者的功绩终于广为传扬。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修订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时，将杨匏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叙述写入了新版第一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