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距1954年10月那次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庆典的北京之旅，一晃四年过去了。其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引发的东欧风波，险些失控，亏得中国坚定地维护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他在莫斯科隆重的庆典上坚决地对全世界宣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中苏两党两国分开！他挥动着手势，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说，社会主义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
至此，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几乎没有疑虑，亲兄弟，同盟国，因为有毛泽东力挺，赫鲁晓夫终于从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东欧风波中站稳了脚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一切言行都预示着苏中两党关系会更紧密，社会主义阵营会更壮大。
赫鲁晓夫对中国留下美好印象，心中盘算着中苏紧密联合的更美妙前景，那一定是阳光灿烂，一片春光明媚，就像中国南方普照的和煦阳光，这使他在与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们打交道时，腰板更直，底气更足，说话嗓门也可以更大了。
尽管尤金在北京挨了骂，赫鲁晓夫仍毫不犹豫地飞往北京
华沙组织建立后，赫鲁晓夫有意将苏联新式武器的威力与中国的军事发展结合起来，特别是苏联的大型远程轰炸机和空对地、空对舰导弹，这些武器均可在中国投入，增强中苏军事控制半径。他想的是，只要华沙组织坚强不屈，就可以“不战而胜”，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盾牌并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而中国则通过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与华沙组织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从东欧到南中国海广阔区域的军事一体化。
为此，赫鲁晓夫特别看重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强大军事力量存在的有效性，1954年苏军从旅顺撤回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撤回，对苏军迅速出击太平洋确实略显挚肘，苏军太平洋舰队成了龟缩在靠近北冰洋的一支有很大局限性的舰队，不远的地方恰是日本，苏军太平洋舰队南下得首先途经这个美军重兵驻扎的地方，这对于释放苏军针对太平洋的威慑力显然是不顺畅的，而中国正在加强军队建设，但靠自身发展现代化军队毕竟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到1957年底，在军事上，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更好更及时地发挥太平洋舰队作用的问题。
苏联海军事实上已经在南下，并将潜艇的作战军力投向太平洋的更深处，但缺少陆基依托，行之不远，行之难久，行之不安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研究一个中苏两军的合作形式，赫鲁晓夫希望中苏两国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之上军事合作具体化，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发挥苏军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
苏联海军远洋潜艇需要岸基“长波电台”来通讯指挥，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由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海岸合作建设“长波电台”，两国共同管理和使用，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辞拒绝。
恰在这时，中国海军提出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远洋潜艇，苏联军方由此提出两国共同建设“联合舰队”，赫鲁晓夫认为这个主意不错，“长波电台”问题由此也迎刃而解了。
但是，随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上的观点对立，中苏蜜月宣告结束，中苏两国开始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可以说，1958年，是中苏友好关系受到重挫之年。真可谓，“长波电台”一波未平；“联合舰队”一波又至，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命而来，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传达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建议，毛泽东闻之极为震怒，毛泽东怒对尤金说，你叫赫鲁晓夫自己来谈！
当年，斯大林和周恩来在莫斯科签订两国互助同盟协议时，斯大林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苏的友好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团结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伟大的中苏同盟和两国牢不可破的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支柱。这种考虑在赫鲁晓夫那儿就更清晰，赫鲁晓夫想得很简单，中苏两国军事联合行动是无可怀疑的，历史必将证明此点。所以，赫鲁晓夫决定亲自飞往北京，马上就去，去说服毛泽东。
他把这次北京之行定为秘密之旅（1954年参加新中国国庆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悄悄地飞去，不准备让外界知道。但毕竟是重要的工作行程，为显示两党两国的一家人感情，他要求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他。
1958年7月31日下午4时，毛泽东乘车前往北京南苑机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也一起前往，一路上，毛泽东神情凝重，众多中央领导人没有什么言谈，气氛压抑。
赫鲁晓夫庞大的“图104”专机像巨鸟一样在上空出现了。赫鲁晓夫透过机窗看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陈毅、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等一千人已经依次站在了停机坪那儿。赫鲁晓夫耸耸肩，心中高兴，并不能够感觉到凝重的气息。
毛泽东与走下舷梯的赫鲁晓夫只是握握手，没有自家人一样热烈拥抱，与夏日热烈的阳光普照相比，机场显得冷清空荡，没有铺红地毯，也没有欢迎标语，没有欢迎人群和献花的少先队员，四周寂静得仿佛还在沉睡。
双方一起走进了机场贵客室，落座，喝茶，稍事休整，气氛怪怪的，以前毛泽东都是谈笑风生的，特别是看到尤金，毛泽东总是亲切地称呼他“我的哲学教授”，与他要谈一番哲学，作为开场寒喧，可这次没有。
毛泽东不冷不热地说：“一路上辛苦了。”
赫鲁晓夫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应和说：“还好，还好。你身体健康吧。”
“我的自我感觉是好的。”毛泽东不无双关地回答道。
从机场驱车去宾馆沿路，与上次群众手舞彩旗、中苏两国国旗夹道欢迎的情景迥然不同，大街上悄无声息，上次来，马路上的巨幅欢迎横幅长达数十米，这次什么都没有，更没有回肠荡气的《莫斯科一北京》的热烈歌声，烈日下的气氛冷得有点发青。
当然，这是工作访问，这次是毛泽东在北京把赫鲁晓夫给骂来的，情境不同，心情不一。
赫鲁晓夫想到上次到北京的访问的热烈情景宛如在眼前，现在却已经是时过境移。
四场马拉松式的会谈，毛泽东就是不同意“联合舰队”
7月31日-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连续四天会谈了四次。
会谈的地点主要在怀仁堂。中方出席人员是：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加上彭德怀、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杨尚昆。翻译是李越然。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随同赫鲁晓夫来访的马林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和翻译费德林。
赫鲁晓夫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
毛泽东在这些会谈中，提出了双方可以合作一万年，毛泽东的意思是既然是合作，就要允许两党两国有意见分歧，还指出中国的发展很好，毛泽东的意思是中国可以在军事上独立，现在只需要苏联提供技术帮助，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说的“联合舰队”与斯大林时期的联合经营是一回事，对赫鲁晓夫的解释持怀疑态度，赫鲁晓夫对“联合舰队”的解释是发展真正的现代海军威慑武装——潜艇，中苏互助合作，是一步好棋，赫鲁晓夫想的是需要与中国同志共同讨论需要什么样的海军，即中苏需要互助发展远洋潜艇，关于此点，毛泽东并没有想的和赫鲁晓夫一样具有现代战略深度，还是停留在主权归属的“政治性”上，因此，两人谈不拢是必然的。“长波电台”是合作么？毛泽东依然把一个军事技术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赌气地说，我给你们全部的中国海岸线，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夺了他的军权，所以，他说要去打游击战。会谈又扯到批评斯大林的事情上，毛泽东依然是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说事，赫鲁晓夫确实是认真说理的。
会谈中，毛泽东几次要求赫鲁晓夫解释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则吞吞吐吐，无法很简要地回答。他埋怨是尤金将他的意思表达错了，并再三表示一个舰队由两个国家来指挥是不可想象的。他还说，中国应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导弹的潜艇部队，苏联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中国。对于长波电台，赫鲁晓夫说所有权可以是中国的，由中方投资，苏联只要在协议的基础上有权使用这个电台来指挥自己的舰队就行了。他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也是可以的么，这个电台属于谁并不重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这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毛泽东回答说：“最后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赫鲁晓夫又说：“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相互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坚决地回答说：“不能！”
赫鲁晓夫搞不懂毛泽东为什么不可以给苏联海军提供方便，毛泽东把两军之间的合作看得这么事态严重？赫鲁晓夫灵机一动，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为基地！”毛泽东立即回答：“不需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呆了许多年，我们再也不想把自己的土地让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是在这样怎么谈都拧的情况下，有一次，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到中南海游泳池边的会议室会谈，这次主要谈国际形势、原子武器等问题。毛泽东原意是避开“联合舰队”的问题不谈，是否能够和赫鲁晓夫融洽一下关系，但争论还是不期而至，谈着谈着，不知为什么，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妖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他直来直去地说：“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认为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狂想、蛮干，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这一说，边上参加会谈的彭德怀等人本来就对“大跃进”不无怀疑，一听心中一惊，免不了有想继续听赫鲁晓夫分析下去的想法，毛泽东横扫一眼会场，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果断地对李越然挥挥手，没让他将赫鲁晓夫的话继续往下翻译。
毛泽东哪能让赫鲁晓夫在这里指手划脚。对也好，错也好，都是我们的内政，没有对错，只有执行。更何况，毛泽东不好明说，中国的“大跃进”实际上是东施效颦，从苏联赶超美国那儿现套用来的，稍稍改头换面一下罢了。毛泽东也想把中国的经济建设多快好省地搞上去，你们苏联人在斯大林领导下，用短短二十多年就将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了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可以急起直追西方工业化国家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可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岂有此理么，在搞建设上，尽管我们技术和资金没有你们强，但我们的魄力不会比你们差，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公，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健康发展，集体所有制的成份比合作社的因素多，通过人民公社，我们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地毫不留情地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命令执行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么。”
赫鲁晓夫头皮有点发麻发烫，他现在明白，毛泽东是一句话都听不进去的，自己感觉是晚辈在和长辈说话，低了一头，他看看苏联来的其他人，讪讪地，有点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确实还搞不清楚，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搞的是中国式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
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烟枪，一根接一根，吞云吐雾，而赫鲁晓夫是不抽烟的，在进入莫斯科高层之前，也是不喝酒的，可以说滴酒不沾，想到现在东欧一些人总是在看毛泽东的举动，以欣赏的眼光看他对苏联的特立独行，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后，他们都想看毛泽东的神色，让毛泽东来取而代之。
赫鲁晓夫咳嗽了一下，将话题转移过来，说，“我们要求中国在亚洲事务上多负责些。”
毛泽东当然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别插手东欧事务，赫鲁晓夫继续说，“你们对亚洲和东南亚的情况应该比我们更熟悉一些，我们可能对欧洲的情况熟悉一些，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你们多考虑考虑亚洲的事，我们多考虑考虑欧洲的事。”
赫鲁晓夫非常关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亚一些地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希望毛泽东多多关注，他说，“你们可以将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带动起来。”
毛泽东根本就不想再听“老大哥”的任何安排，什么我们可以带动？毛泽东这时与赫鲁晓夫已经搞拧了，要撸顺回来是难的，所以，只要是赫鲁晓夫说的，好的坏的都是孬的，总之，任何命令都是不行的，任何协商的议题也是不行的，只要是由苏联领导人提出来的，都要先反对。
在东欧问题上，毛泽东有兴趣进一步起积极作用，只要这样包抄到苏联的前面，中国才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扬眉吐气，把赫鲁晓夫挤一边去，所以，毛泽东不给赫鲁晓夫积极回应，说：“不一定，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得多么？这样分工是不恰当的，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各国有各国的政党和人民，各个国家的事得靠他们自己去解决，别的国家是不能去干涉的。”
再谈下去，有点顶着干，对着干的味道，赫鲁晓夫被搞得灰头土脸，毛泽东暗自笑了笑。
毛泽东提议一起下水游泳
赫鲁晓夫并不怎么会游泳，这次来中国，毛泽东这样邀请他下水，他没办法，只得象毛泽东一样，穿着大裤衩下水，客随主便，随便在水里比划几下。
现在他希望这样做，游就游吧，这表示与毛泽东是半公半私相处，谈话也可以轻松些。这次赫鲁晓夫来北京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正式会谈，中方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相关负责人均出席。赫鲁晓夫耸耸肩，这是不是具有调侃意味？他要把军舰开到中国来，这事毛泽东是不同意的，苏联领导人可以脱得光光的陪着毛泽东下游泳池游泳。并且要赤裸裸地面对面谈判。
赫鲁晓夫跟随在毛泽东后面下水游泳。
毛泽东一入水，就翻腾起一片浪花，哗啦啦地游向了远处。
赫鲁晓夫是旱鸭子，在浅水区扑腾了几下，游不起来，让工作人员给他套了个救生圈，而毛泽东却是自由自在，仰面而泳，在水中掀起巨大的浪花，让赫鲁晓夫自惭形秽。毛泽东三下两下就从远处游了过来，赫鲁晓夫看着，喃喃地说，你是游泳好手，游泳好手。毛泽东豪性大发，在水中摊开四肢仰躺了好一会儿，随后，又直竖竖地立于水中，头露在水面上，赫鲁晓夫只有看的份了，他根本浮不起来。
看毛泽东在水中翻腾了好一会儿，赫鲁晓夫随毛泽东一起出水，两人挺着都不小的肚子，躺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毛泽东抽口烟，故意刺激地、一语双关地说：“赫鲁晓夫同志，你看，我们两个人在水里，都联合不起来么，成不了队形啊，哈哈，还是自己游自己的吧！”
赫鲁晓夫此时一头雾水。
毛泽东接着逼问，“你对我们‘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么想法？”
赫鲁晓夫不会去刻意揣摸毛泽东的心思，也听不出话外之音，快人快语地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百花齐放用来比喻社会意识形态，能够都让它们开放么？”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这对你们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
赫鲁晓夫之前已经在苏共下过封杀令，“百花齐放”引起东欧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混乱，苏联报刊上绝对不能发表“百花齐放”的介绍性文章，苏联党对此不予评论。毛泽东清楚，苏联的沉默和置若罔闻就是表示对这个口号不赞成。所以要专门提出来，当面锣对面鼓敲它一下。
赫鲁晓夫答：“我们要研究一下，这是不是妥当？”
毛泽东挥挥手，不容置疑地说：“对我们是很妥当的。”
沉默了一会儿，话题又转到了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赫鲁晓夫想到的是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摇摇头。 毛泽东轻松地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知道么，力量对比我们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也是从战争中过来的人，二战与德国没少打仗，他现在想的是军事装备的先进性作用，是战争的速战速决，而不是山沟沟里的持久战，对毛泽东的这种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想法不以为然，心想，你这是犯了计算错误，现在不是在山沟沟里放冷枪打游击，不是什么持久战了。自从苏沃洛夫时代以来，事情已经起了变化，现代士兵不再靠“子弹是傻瓜，而刺刀是可靠的朋友”这句格言战斗了，现在谁也不可能靠拼刺刀或者是子弹来打赢战争，何况当年苏沃洛夫曾经说过，一支训练有素的和装备较好的军队是可以击败一支人数比它多的敌军的。在他那个时代，武器是刀剑和炮。发明机关枪之后，战争的性质改变了。几个机关枪手可以把大量步兵扫倒，就像农民拿着镰刀割稻子一样。
赫鲁晓夫直冲冲地说：“毛泽东同志，你这种想法现在已经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原子弹之下，人多更是灾难。”
怕毛泽东听不明白，赫鲁晓夫继续重复强调说，“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你的部队根本派不上用场，还没上战场就被炸没了。在原子弹的威力之下，都是烤焦的肉坨而己。现在是导弹和核弹的时代，这一方有多少师或者那一方有多少师，实际上对战争结果毫无影响，一颗氢弹可以把所有的师变成一大堆找不到骨头的烤肉灰。一颗炸弹有巨大的杀伤直径。只要一两枚，就能把中国的全部师都炸成粉末。”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是游击队，山沟沟有什么不好，我们把部队分散，原子弹炸什么？对于你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任何可怕的，战争还是要人来打的么。是人指挥原子弹，不是原子弹指挥人。”
赫鲁晓夫目光疑惑。
毛泽东弹弹烟，说：“我毛泽东不信邪，原子弹不可怕。你有原子弹，我有成鸭蛋！”
这句话是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对米高扬说的，赫鲁晓夫不知道是否理解此言：你打你的原子弹，我吃我的成鸭蛋，我照和你干！
这次赫鲁晓夫北京之行，没有达到他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一致的预期设想。相反，在许多问题上都谈不拢，南辕北辙起来了。
赫鲁晓夫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往我们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不是抛石头，是抛金子。”
赫鲁晓夫断然道：“别人的金子我们是不要的！”
毛泽东回答：“不是你不要别人的金子的问题，是我们要助你们一臂之力。苏共党代会上有关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的决议，依我看不完全是对的。”
赫鲁晓夫不客气地说：“我不同意！斯大林是苏联人，只有苏联人可以对他做出正确判断，对于我党和我国人民来讲，这个决议无疑是正确的。对斯大林，我们说的都是真理。”
毛泽东又说：“你们批评的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而是不留余地把一切同斯大林有关的人和事都加以谴责了，不管正确还是不正确，你们没有客观地评价他的功劳。斯大林的成绩、优点、长处是主要的，应当二八开。”
赫鲁晓夫反驳说：“我们说的都是真理。”
这么一顶，双方算抹下了脸，最后，“联合舰队”的事被毛泽东一句话终结，毛泽东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的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后面无表情。
在毛泽东毫不留情的呵责之下，赫售晓夫收回了自己兴冲冲的“联合舰队”想法，心中寒意顿起。
赫鲁晓夫是真心愿意帮助中国，骑虎难下总要下，他还是同意了中方提出的，由中国自己搞潜艇，搞电台，苏联在资金和技术上予以支持的取代办法。
这次赫鲁晓夫北京之行，满怀信心而来，败兴而归，他走上飞机时，转身向毛泽东挥手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在举手之间，这是因为，他明白，在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难以掩盖两国两党关系的裂痕，特别是随着炮轰金门、中印边境冲突等事件的发生，两国两党分裂的关系逐渐表面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公开争论、互相指责的破裂境地。
当天，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
来时是秘密的，走的那天是公开的，因为天下没有能够保得住的秘密，何况这么大队人马来中国。经商定，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会谈消息和会谈公报，公报高调公布中苏首脑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完全一致，“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这当然是做给外人看的，自然不会提到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中苏两党两国需要对外保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尽管赫鲁晓夫与中国加强军事联盟的想法和努力并没有放弃。但围绕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上的争论，且没有办成这事，给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内心都留下了裂痕。
毛泽东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气氛冷冷清清。没有拥抱，没有仪式。
赫鲁晓夫还是给毛泽东送了礼，后悔当时没有摸透毛泽东的心思
赫鲁晓夫此行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解决，一度流产的两国防空协议通过了。在7月31日的会谈中，彭德怀快人快语说，原苏联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8月3日，中苏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和聘请专家的合同。
经双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下，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佩尼科夫斯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克列伊泽尔与沈阳军区司令邓华进行磋商，并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
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赫鲁晓夫回国以后，很快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苏振华和苏联专家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潜艇、快艇、导弹等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了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事情过去很多年之后，当赫鲁晓夫下台后，他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侵略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
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可以说是军事同盟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有些敏感了。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有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苏联的盟国，特别是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对于一个具体的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现在来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