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当时负责大会筹备的上海共产党代表的充分准备、所有参会党员代表的通力合作外，还有两位女子的作用不可忽视，她们就是王会悟和黄绍兰（国学大师黄侃的夫人）。今天，有关王会悟女士的介绍和怀念的文章很多，人们也较为熟悉；而对另一位女子黄绍兰，就较为陌生了。其实，在中共一大筹备及召开期间，有一个细节，即在法租界望志路会址被选定后，代表们陆续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参加会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安全隐蔽的住处，来供抵达的代表们居住。黄绍兰就是为各地代表们提供住宿，保障代表们的饮食起居及安全的人。
在今天的上海太仓路127号，有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这里便是“博文女校”的旧址。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均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居住在博文女校。黄绍兰就是当时“博文女校”的创办人和校长。
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湖北蕲春人，17岁时官派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被章太炎收为人室弟子，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黄绍兰与黄侃是同乡。早年她酷爱《木兰辞》，为花木兰替父从军所感，遂特别取字“绍兰”。清末，黄绍兰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后任开封女子9币范学堂教员。1911年，她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她投笔从戎，南下武昌，后受黄兴派遣前往上海，与陈其美取得联系，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黄绍兰留在南京协助黄兴工作，并提议创建辛亥烈士忠裔院。“二次革命”失败后，她定居上海，成为章太炎唯一一位入室女弟子。
1916年，黄绍兰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租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民房创办博文女校，黄绍兰任博文女校校长。后来，由于徐宗汉随黄兴赴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难，仅靠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办学，故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办了。黄绍兰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女子，学校停办后的第二年，她得到张謇之兄的资助，又在上海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住宅复校。这是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分上下两层。外墙是青红砖相间，二楼是红漆地板，十分典雅大方。
五四运动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和力量上的建党条件日趋成熟。1921年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见时机成熟，便纷纷商议要正式建党。并决定利用7月放暑假期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一大”代表们选好可靠安全的会址后，与会代表的住宿之所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其时，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们都希望找一幢独立的、与李汉俊住宅相近的地方作为代表宿舍。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原来，“二李”（即李汉俊和李书城）都与这所学校的校长黄绍兰熟识。黄绍兰和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即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曾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正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而且博文女校的位置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又适逢暑假期间师生均已离校，既安静又不引入注意。经过反复考虑，有的代表便提出用黄绍兰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这一意见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下来。
随后，代表们又研究了具体落实的措施。念及陈独秀和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在北大共过事，湖北代表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又与黄侃一同并肩战斗过，是黄侃的挚友，于是决定通过黄侃的关系，由董必武致函黄侃和黄绍兰，称北京大学老师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提供方便，借博文女校小住，上海代表李达直接与黄绍兰会晤。最后，为了进一步敲定，代表们决定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与黄绍兰直接联系此事。
黄绍兰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黄绍兰一直对进步事业支持有加，此时又正值暑假，女校的师生们都放假了，学校里特别的安静。一天，王会悟登门造访黄绍兰。当说明了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校长租借房子的来意后，黄绍兰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这不仅因为她与“二李”有交情，而且她的丈夫黄侃也是北大的，她对北大有特殊的好感。黄绍兰随后开始为代表们安排住宿、吃饭等有关事宜。
参加“一大”会议的各地代表陆陆续续抵达上海，除了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有9名代表被安排住在博文女校内。黄绍兰把代表们安排在学校当街的一排校舍的楼上：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包惠僧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住在靠西的后一间。黄绍兰给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只配备了一个厨师兼校役，住在楼下。黄绍兰交给这位厨师的任务，一是为代表们做饭，二是严格把门，不许放进任何一个外人。安排就绪后，7月22日，“一大”的预备会和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都在博文女子学校内举行。 据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当时，陈潭秋在莫斯科，此文用俄文发表，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这是一篇较早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即是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前来开会的部分中共一大代表。其中，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在《包惠僧回忆录》中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长达9天（22日至31日）的中共一大，除去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举行正式会议和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举行闭幕会外，代表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博文女校度过的。然而，对于在博文女校中所发生的召开中共一大这桩开天辟地的大事，当时的黄绍兰并不知道实情。
黄绍兰是一位进步女性，她有着一颗正直向上的爱国心，她十分关心国家和大众民生的进步事业。她领导下的博文女校师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进步活动。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爆发。黄绍兰与徐宗汉、蔡元培夫人周俊等组成“上海反日救国大同盟”，奋力投入上海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她们的爱国行动，鼓舞着驻沪的十九路军坚持抗战月余。1933年底，国民党市党部竟然以“设备简陋”为由，取消了博文女校中学部。对此，黄绍兰十分气愤，她决意将小学部也停办。此后，黄绍兰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时值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黄绍兰素有国学功底，又曾师事章氏，被聘为讲师。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绍兰取海道返回上海，就任上海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抗战期间，她忧国伤乱。抗战胜利后，因为受到极大的刺激，得上了精神病，此后一直在精神病院治疗，最终积郁成疾，于1947年11月13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遗憾的是，黄绍兰至死也不知道，她的博文女校曾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