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投机善变，蝇营狗苟。他曾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然而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就脱离中共，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丧失人格、气节，叛国投敌，参与另立伪政府。他，叫周佛海。
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
青年周佛海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政治性月刊《东方杂志》是他经常阅读的刊物，他对世界和中国政局尤为关注。那时他虽远在湘西山区的i元陵县立中学读书，心却早巳飞向外面的世界，甚至萌生拜相入阁的野心。他回忆：“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起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
1918年秋，周佛海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巴黎和会召开，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诸多国际问题，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他特别羡慕那些活跃在会场上的外交家，向往着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一样折冲樽俎，游说于各国。后来，他阅读了苏俄革命史，又为十月革命的磅礴气势所倾倒，更神迷于领袖人物的形象，向往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像列宁、托洛茨基那样叱咤风云，底定乾坤的伟人。
他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谈到这样一件事：1920年暑假，他到上海《时事新报》馆拜访张东荪。在报馆等候时，一位编辑向人介绍他时，称他为“做文章的”。听到这句话，他当时便一脸的不高兴。他说：“我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感到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价值或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
在东京，他除完成学业外，最大的兴趣就是阅读介绍苏俄革命的书刊。他边读边记边思考，竟然整理成一篇文章，并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没想到稿件很快发表了，并好评一片。从此，他笔耕不辍，接连又发表了很多文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更加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各种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其中就有《解放与改造》、《建设》等。这些杂志的领军人物便是介绍和鼓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与戴季陶。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也正盛行，不过品牌不一，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阅读了各类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后，更倾向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也不排斥其他社会主义。
此时，年纪轻轻的他，已是《解放与改造》的老作者了，先后发表《中国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性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等文章。还翻译发表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论文《社会主义劳动组合》、《工行社会主义之国家观》，翻译出版了两本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社会问题概况》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等。他在文章中积极评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颠覆，共产党——原名多数派——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再说一句：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针对为被推翻的旧政权鸣冤叫屈的言论，他批驳道：“试问要把一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推翻，另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强制，是不是能行？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既倒，社会主义社会新建，基础未固，反对丛生的时候，没有强制，是不是能维持？”因此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缺的”。而中国的出路，则就要“照着共产主义的原理”。
一时间，周佛海在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圈子中小有名气。《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就比较欣赏他，陈独秀也通过读他的文章，知道有这么一个热心干社会主义的青年。此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等通过李大钊在上海找到陈独秀，两人就在中国建立苏俄似的政党达成共识。于是，陈独秀在网罗建党人员时，便想到了周佛海，并通过张东荪约见了他。周佛海回忆说：
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即陈独秀）。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即维经斯基）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这天的谈话，除张东荪不赞成外，陈独秀、沈雁冰和周佛海都是赞成组织一个类似苏俄那样的政党。在后来的几次组党活动中，周佛海都参与其中，只是由于开学在即，才打点行装东渡日本，中止了在上海发起组的工作。
1921年夏，周佛海接到上海来信，让他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一大”。据他自己说，中共“一大”选他为副委员长，在委员长陈独秀未到上海期间，由他代理委员长。这是个迷案。因为对此说法，在所有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中至今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得到佐证，那就是在“一大”上，他是个活跃分子。同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说：“日本留学生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在起草党纲时，包括陈独秀及各位代表的意见，都要“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
然而，一回到日本，周佛海就害怕了。日本警视厅对中国留学生特别防范，他在中国的所有活动，日本警视厅几乎都记录在案，当然也就上了黑名单。无形中，他总感觉警察凶险的目光在监视着自己。老师和同学也劝告他，不能再进行共产党的活动，要不然，随时都有可能被校方开除学籍。于是，他再也不抛头露面了，而是整日呆在图书馆，连午饭都是带去的干粮。他静下心来，“老老实实用功”，也为将来的出路担忧。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了，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陈独秀）、李守常（李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惟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就在他犯愁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给他来了一封信，邀他去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这真是喜从天降。原本指望薪水“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如今不仅薪水高出预期许多，而且又是十分体面的工作，这怎能不让他为之心动。于是，他立刻撂下正在准备的毕业论文答辩，立即启程回国，于1922年5月到达广州。正当他庆幸圆满解决了毕业后的职业问题时，又一件喜事找上门来：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聘请他兼任教授，月薪240元。归国后的一帆风顺，使周佛海十分感慨：“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
戴季陶、邹鲁是改变周佛海人生命运的关键人物，从此他惟命是从，成为他们的忠实追随者。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开始合作，但围绕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19年，周佛海在《中国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存在和必要，此时更是紧跟戴、邹两人，反对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甚至要中共放弃阶级斗争。他曾对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对周佛海这样的行为和言论，中共及时发现并对他予以帮助。周恩来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严守组织纪律，不能再做有损党的事情。但周佛海断然拒绝了。1924年9月，中共通过决议，将其开除出党。
鼓吹“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
被开除出党后，周佛海立即公开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25年4月，他在广东大学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在谈到办刊目的时，他毫不讳言是“反对共产党”。他积极呼应刚刚出笼的戴季陶主义，散布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宣称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惟一的救国主义，并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具备条件，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他不仅在理论上制造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舆论，而且在行动上也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西山会议派”另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长，虽“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但在西山会议派总部却常见他的身影。
周佛海因此声名狼藉。后来，当他再次由日本回国，踌躇满志地来到武昌商业大学履任经济学教授时，却受到了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刚到武昌，“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这个“铁血相见”令他即吃惊又害怕，每天掐着指头过日子，好不容易捱到暑假，随即灰头土脸地溜之大吉，去了上海。
周佛海拿着戴季陶的亲笔信，找到蒋介石，自此投入蒋的反共阵营。1928年1月，第一次下野后的蒋介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直随侍左右，同进同退的周佛海被蒋介石指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还是在蒋介石下野时，周佛海便奉其旨意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命》月刊。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整理成《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曾连续三版，发行4万余册，流布甚广。在这些文章中，他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先生的卫道者，三民主义的理论权威，兜售其拥蒋反共的理论。他诬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他认为“国民革命”要继续下去，首先就要打破民众运动为共产党所“把持”的局面，而在国民党的当务之急，理论上就是要“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
早在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还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周佛海在攻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时，还不敢明目张胆，毕竟孙中山逝世也就3年，国共反目也才1年。因而他不去直接攻击这一理论，而是声称：社会主义“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所以要搞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确实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括）答复的问题”。
他接着说，“民生主义”就含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内容，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要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而在中国却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去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
他说：“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民主主义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民主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声称民权主义是“主张国内—切平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他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权利”、“地位”、“平等”，确实很有诱惑力。但他恰恰抽掉了最基础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内容，以此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冲淡中共领导的改变整个经济制度的土地革命，这才是他的真正用意。
为此，周佛海在《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中作了一篇长长的《自序》，其中毫不隐讳地谈到这本小册子的本意所在。他说：
16年（1927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产党徒。我以为三民主义一课，如果听共产党徒讲授，难免其曲解和恶意的批判。所以虽身兼数职，事务繁难，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讲授三民主义。因此，就草拟了讲授大纲。这便是本书的拟稿。
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舶来主义”，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上，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我们不能“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他说，任何时代、地方和社会发生的问题，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即便发生的问题一样，它也有其特殊性，用适用于一个时代、地方和社会的主义，去指导包罗万象的时代、地方和社会的问题，显然是不明智的，苏俄革命的胜利，只不过说明，“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他还说，在同一时间空间，如果有两种不同的主义，必然的后果是，两种主义互相斗争、拼杀，结局是你死我活。所以，“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如果勉强尝试两种主义，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这“两种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他惟怕别人不解其苦心，索性直白地说：“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民主义之外，就不应见异思迁的信仰别种主义。”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此路不通”。
他跟随蒋介石鞍前马后，为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理论摇唇鼓舌，制造舆论。蒋介石当然对其欣赏有加，把他提拔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北伐时，他作为蒋的文胆之一，随军行动。在后来的中原大战中，他一直在蒋的身旁，为其出谋划策，起草文牍。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时，他因反共有功，被提升为南昌“剿共”行营主任。在国民党“四大”上，他因是蒋的心腹，且反戈一击．反共有功，而当选为中央委员。
由低调、和平运动到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当日军侵占河北廊坊时，蒋介石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并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对日方针：“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蒋介石亲信的周佛海却持悲观失败的态度。他说：“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人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依他的逻辑，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定是居心叵测，“共产党、桂系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他极力夸大敌人的强势和我们的弱势，说中国胜利的希望是“空中楼阁”，是“镜花水月的幻想。”他也知道自己是微乎其微的少数，便开始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经常聚谈，“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相对全面抗战的“高调”，他们自得地将其小团体称为“低调俱乐部”。
此时，他身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窒副主任，背地里却对所谓“和平运动”充满憧憬。他无视日本扶植“满洲国”的铁的事实，无视日本对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狂妄野心，无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片面建言单方面与日本交涉，并为此拟订种种方案。但蒋介石审视全国的形势，没有实施他的方案。
自被中共开除出党后，周佛海就发誓与中共为敌。全面抗战后，国共两党又走到了一起，这令他十分惶恐。他说“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这些他“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发生了”。但对此他无可奈何，只能过过嘴瘾，攻击共产党是“唯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企望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这使他非常失望。
蒋介石曾让周佛海主动与汪精卫接触，于是他与汪精卫又有了密切来往。交谈中，两人的思想是那么的投契，意见是那么的统一。他们都主张在对日关系上，中国只能与日本为友，不能为敌；在国共关系上，都反对停止“剿共”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汪精卫利用身兼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的机会，竭力推行所谓“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和平运动”的中坚。
1938年1月，周佛海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成立“文艺研究会”，其宗旨仍不离对内反共，对日主和。在指望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事的幻想落空后，他从低调、主和迈人了更加危险的地步。他与时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秘密策划，企图建立一个暗中与日本联络的机关。他甚至与汪精卫背着蒋介石派高宗武去日本，谋求“和平、妥协”。蒋介石闻之十分恼怒，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蒋介石不给经费，周佛海便从主管的宣传经费中拨付，可见他对“和平运动”死心塌地。
由此，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终由拥蒋变为反蒋。当高宗武从日本带回“希望汪先生出马”的信息，一向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为之心动，周佛海更是铁了心，要将“和平运动”进行到底。他极力鼓动汪精卫对日本作出回应。汪精卫于是决定派梅思平去香港与日本交涉。梅思平辗转香港、上海，与日本谈判的成果就是：日本同意由汪精卫出面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撇开蒋介石，另立“政府”，以实现中日“和平”。
1938年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这个声明中含有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承认“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区域”等灭亡中国的条件，而这些正是作为汪精卫另立“政府”的前提。汪精卫虽急欲当领袖，但面对如此苛刻野蛮的条件，也开始犹豫不决了。深谙汪精卫处事风格的周佛海，非但没有劝阻，反而采取以退为进的激将办法。据《周佛海日记》所述，他料定汪精卫“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于是，他与梅思平商量，“以冷淡处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汪精卫果然不出所料，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决定照此复电”。在汪精卫叛国的歧路上，汪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周佛海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确确实实不辱“和平运动”的“参谋长”角色。
经周佛海劝说，汪精卫同意出逃重庆，另立傀儡政权。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为名，乘机离开重庆。他也自知这将是条背负叛国投敌之名的不归之路，在日记中称是“冒险一行”，是“政治生命断绝之时”，“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19日下午，他陪汪精卫夫妇等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自此成为叛国投敌的可耻汉奸。他的这一选择，也不为其妻所接受，一再予以劝告。可他一意孤行，还致信其妻说：“我意既决，我心甚安，望勿为一时毁誉所刺激。”
此后，他在汪伪政府中任过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是汪精卫的股肱之臣，犯下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作为汉奸理所当然地被逮捕。1946年11月，国民政府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其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后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9日，周佛海病逝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于结束了其罪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