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东北，提起“南杨北赵”，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南杨”指的是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北赵”就是赵尚志，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这两位抗日民族英雄一南一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令日寇闻风丧胆、寝食难安。两人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他们不仅是威震一方的军队领导者，也曾做过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们都是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都曾担任过省委军委书记；他们英勇就义后，日本侵略者都将他们的头颅割了下来，对他们是既恨又敬……其实，两人经历中还有一点相同，就是1930年2月和S月两人先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仍旧坚持斗争，直到1931年底，两人先后被组织营救获释。而关押两人的监狱也是同一个地方，即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
辽宁省第一监狱之前世今生
辽宁省第一监狱的前身叫奉天第一监狱，是1917年军阀张作霖主政东北后，将奉天模范监狱和奉天省城罪犯传艺所这两所监狱合并成立的监狱机构，隶属于奉天高等检查厅。地址在现在沈阳西顺城街与南顺城路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即沈阳古方城的西南角，原奉天模范监狱的位置。当时监狱管理人员有140多人，其中看守120名，正副狱长各一名，德国顾问一人。监狱下设“三科两所”和一个警护大队。“三科”第一科负责管理文书和监狱的日常办公；第二科负责监狱警戒管理、犯人接见和释放；第三科负责监狱行政、财务和庶务的管理。“两所”即教务所和医务所，教务所负责对囚犯进行忏悔教育，医务所负责对患病囚犯进行治疗并管理病监。1928年冬，东北易帜，张学良主政东北，将奉天第一监狱改为辽宁省第一监狱，使之成为辽宁省最为正规的监狱。
1927年之前，奉天第一监狱没有关押过政治犯，只关押过因郭松龄反奉被捕的一些反叛军官。1927年7月21日，南站日租界地日本警署将在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发动罢工的中共奉天特支书记任国桢、组织委员杨志云押送到奉天第一监狱“北未决”监号“仁”字监，这是奉天第一监狱关押政治犯的开始。1928年3月16日，由前镇威上将军公署以“内乱罪”分别判决周世昌（中共党员、地下交通员）、高景阳（中共党员）有期徒刑三年和两年。因是已决犯，两人被关在正式监舍中。周世昌有文化，被安排在监狱门市部卖香油，高景阳则做铁工活儿。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遭第一次大破坏，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抚顺特支书记王鹤寿、工运委员唐宏经等12人被捕，全被关押在第一监狱“北未决”“信”字号。1928年8月31日，刘少奇、孟坚、常宝玉被关进“北未决”监号。1930年初，杨靖宇等5人被从抚顺押送至辽宁第一监狱。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坏，省委书记李子芬、团省委书记饶漱石、赵尚志等人都被关押在这里。1930年11月，林仲丹等24人被从抚顺县公安局押送到此关押。一般说来，第一监狱将政治犯关押在“北未决”的“信”字号里，也有的转移到青年监内。
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1958年被撤销，旧址改为辽宁精密仪器厂。
杨靖宇在第一监狱
1929年7月，杨靖宇被党中央由上海派往东北。7月下旬，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把杨靖宇派到抚顺开展工作，担任抚顺特支书记。杨靖宇化名张贯一，在抚顺矿工中传播革命理论，领导工人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效。8月30日，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被日本警察署逮捕。
当天夜晚，日本警察署即对杨靖宇进行了审讯。
“你的原籍在什么地方？”
“我是山东省曹州府人。”
“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我来干金寨，想开个杂货铺。”杨靖宇答非所问。
“炭矿的罢工，华工街、老虎台的传单你的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那件事。” 敌人见杨靖宇一问三不知，便气急败坏地抓起杨靖宇的脖领子逼问道：“你是共产党，通通讲出来！”
“什么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杨靖宇依然从容不迫。
几个小时的审讯，敌人软硬兼施，却一无所获，第二天，敌人拿出从杨靖宇住处搜出来的《红旗》、《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妄图让杨靖宇在这些“物证”面前“就范”，杨靖宇淡定地回答：这些印刷品不是我的，是别人留下的，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摆在明面上。“物证”不行，敌人又找来“人证”，把那个叛徒找来和杨靖宇对质。杨靖宇怒目而视，拒不承认与之相识。在浩然正气的杨靖宇面前，叛徒畏畏缩缩，无地自容。
敌人无计可施，对杨靖宇施以酷刑，皮鞭抽打、“坐老虎凳”、往鼻眼里灌凉水、“压杠子”、“上大挂”、坐“水牢”，无所不用其极，杨靖宇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仍坚不吐实，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
日本警察署无奈只好把杨靖宇交给抚顺县公安局，经抚顺地方法院审理后，又转送到奉天的辽宁省高等法院。1930年2月6日，辽宁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张贯一（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关押在辽宁省第一监狱（原奉天第一监狱）。从此，杨靖宇开始了艰苦的狱中斗争生活。
杨靖宇一到第一监狱，就与因所谓的反革命罪、内乱罪被判刑的五六名难友取得了联系，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团结其他难友，把监狱变成了从事革命斗争的战场，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狱友与反动当局作斗争。
在监狱这样严格限制自由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缺口”。杨靖宇首先做了争取监狱看守的工作。他发现狱中很多看守都没有文化，连写封家信都得花钱求人，他就主动帮看守写书信、假条、买卖文书等，逐步取得了很多看守的信任。通过一个叫李景的看守，杨靖宇结识了看守主任赵某。在李、赵二人的帮助下，杨靖宇入狱不长时间就当上了杂役头。杨靖宇利用这一身份便可以找机会出入监狱中的工场、炊场（厨房）、缝纫厂、医务所及一些监舍，给工作带来很大方便。同时，杨靖宇还热心解决狱友的问题，为大家排忧解难，急人所急，想入所想，很快取得了大家的信任，成为领导核心。平时，杨靖宇经常给狱友讲些通俗易懂的革命理论，启发难友们的觉悟，甚至有些监狱看守都被感化。
当时，从吉林转来一个青年学生“犯人”，因组织学潮在吉林被逮捕。他身上已被打得皮开肉绽，被解到奉天关入辽宁省第一监狱时，伤口已化脓，血肉把裤子都粘到一起。在医务所上药时，只好把裤子剪开。从医务所回来后，他只能光着身子躺在地上。杨靖宇见后，便把自己的一件大褂拿出来，托监狱的缝纫场难友做了件大裤衩给青年人穿上。杨靖宇又见这青年发高烧，便想法搞来退烧药给他服下，使这个学生“犯人”伤势逐渐好转。这个青年人看杨靖宇这样关怀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杨靖宇常与他在一起谈话，对其进行鼓励，指出有志青年应走革命道路。这个青年和杨靖宇建立了深厚感情，三个月后，该青年被保释出狱。回到吉林后，他给杨靖宇寄来三十元大洋，并在所寄信中说一定要按杨靖宇指出的道路走下去。
狱中清扫队有名叫赵小六的“犯人”，他遭到一姓王的地主老财诬陷，以“纵火罪”被抓进了监狱。他有冤无处诉，整天愁眉不展。杨靖宇得知后，决定帮助他平冤。他问赵小六那个姓王的地主老财有没有做过犯法的事。赵小六讲，三年前我在王老财家扛活，一天他让我给北大沟的李罗锅子送一封信，没几天王老财的仇人于八爷就被胡子（土匪）抢了。事后他还不让我说这件事，并威胁说，说了就要掉脑袋。杨靖宇听后帮赵小六出个主意，他提笔替赵小六给予八爷写封信。大意为“小侄被本村王老财所害，正在沈阳蹲大狱。如你能帮我打官司，我可将您被抢的拉线人提供给您。”于八爷接到此信后，立即来到沈阳狱中，见到赵小六。赵一一说明情况。随后于八爷即到沈阳警察局告发了王老财通匪和诬陷赵小六的罪行。王老财被拘审后，在人证面前和审讯官不断的追问下，承认了自己沟通土匪将于八爷家抢劫和自家场院着火是他孙子放鞭炮造成，并不是赵小六所为的事实。他交待了之所以要嫁祸于赵小六，目的是想霸占他家三亩坟地。结果赵小六被宣布无罪释放，判王老财退还三亩地给赵小六，并赔偿其入狱损失费300元。赵小六被释放那天，他眉开眼笑，给杨靖宇叩了三个响头，而后说：“我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此事，在第一监狱中影响很大。“犯人”们更敬佩杨靖宇，都说：“大老张真了不起。”
在第一监狱，狱吏常常想方设法在“犯人”伙食上做手脚，从中渔利。为了争取“犯人”的生存条件，改善饮食和生活待遇，杨靖宇曾多次组织“犯人”与狱吏进行斗争。1931年春节，监狱为表示施“仁政”，格外开恩，要在大年初一给“犯人”吃一顿白面馒头，一碗猪肉炖粉条。但杨靖宇发现即将上笼屉的馒头里掺了三分之一苞米面，猪肉也不足量。杨靖宇回到监号后即告诉几名“政治犯”，让他们到各监号发动“犯人”开展绝食斗争，抗议狱吏克扣“犯人”伙食。大年初一的早晨，当狱中杂役将饭菜拿来后，大家都不去打饭。看守们见此，立即报告狱监，狱监指派一科长了解情况，杨靖宇代表“犯人”就年饭质量标准提出质疑。斥问狱吏为什么不按标准给“犯人”做年饭，“犯人”也是人，为什么要虐待他们？克扣的粮食、现金干什么用了？对此，这位科长无言以对，连忙跑回去向典狱长报告。之后，典狱长怕“犯人”闹事，自己不好向省府交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和紧张空气。他让大家先吃，初二保证做纯白面馒头，给大家上足量的炖猪肉，并说今后伙食一定按规定供给。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狱中，杨靖宇在组织难友进行斗争的同时，还通过看守李景等人从外边弄到一些报刊、官方违禁的书籍。他利用当杂役头的条件和有时在夜间帮助看守值班的机会，偷看这些进步书藉、刊物。这使他真正把监狱变成了革命者的一所特殊的大学校。
1931年4月下旬，杨靖宇刑满释放，可是他出狱仅三天又被捕了。原因是杨靖宇出狱后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活动，这次活动有位同志不幸被捕，敌人从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参加活动的成员名单及住址，上面有张贯一（杨靖宇的化名）的名字、地址，因此杨靖宇又一次身陷囹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组织及时利用这一时机，营救被捕同志。杨靖宇于11月被营救出狱，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征程。
赵尚志坚持狱中斗争
1930年4月l2日，中共满洲省委得知奉天国民外交协会将在奉天商会会场召开第十二次外交常识讲演大会，邀请王金川（官银号总稽核）讲演《游欧所见及各国对中国观念》，随即决定组织反帝大同盟去破坏这次讲演会，并指定由赵尚志伺机夺取讲坛，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当日晚5时，会议开始后，赵尚志便按省委事先决定的行动计划突然站立起来，质问会议主席：外交协会对在上海的英国士兵杀死中国学生一事为什么不表示态度？接着他便夺取讲坛，站在凳子上面，慷慨激昂地面向听众以反对英国士兵最近在上海杀死学生的事件为中心内容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一些党员、团员听众不断欢呼叫好。半小时后，会议主席制止赵尚志的讲演，但遭到他的反驳。这时，反帝大同盟成员带领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外交协会！”散坐在各处的党员、团员、反帝大同盟会员也大声呼喊口号、鼓掌与之呼应，楼上楼下喊声四起。同时还散发了大量署名“反帝大同盟”的关于“打倒外交协会”的传单。此际，会场秩序大乱，外交协会原定的会议内容被打乱，会议草草结束。就在会议主席宣布散会，人们往外拥挤时，接到报告的宪兵侦缉队便衣侦探将赵尚志等人逮捕，解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由于与赵尚志一起被捕的杜兰廷和陈尚哲革命意志薄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无耻地背叛了革命，致使满洲省委的党团组织都遭到极大破坏。而同样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酷刑毒打，赵尚志却表现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由于赵尚志在外交协会讲坛上作公开讲演，敌人十分重视对赵尚志（狱中化名赵子和）的审讯。在宪兵侦缉处初审时，赵尚志是被捕同志中受审次数最多的人。在进入拘留所的头三天，他就被审讯四次。在第四次审讯中，侦缉处长雷恒成亲自出马。他在审讯桌前正襟危坐，刚摆出威严的架势，还没等开口，赵尚志便轻蔑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我是宪兵队侦缉处长雷恒成！”雷大言不惭地说。“你是什么东西——军阀走狗，你没有资格审问我！”赵尚志反唇相讥道。雷恒成听到这句斥骂之后，大声吼道：“你宣传赤化，对党国不忠……”。“你对党国‘忠’，什么雷处长，分明是刽子手。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国民党中央执委李大钊不就是你逮捕、绞杀的吗？”赵尚志揭露了雷恒成反动嘴脸。
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不由分说把赵尚志按倒在地，就是一顿毒打。赵尚志毫不畏惧，忍痛冲着侦缉处长仍是不停的痛骂。敌人强迫他跪搓板，最后给他压杠子……他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被用凉水浇过来。赵尚志受尽折磨，但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残暴的手段摧残他，他从未表现出丝毫的怯懦。
5月1O日上午，侦缉处雇来数辆大车将赵尚志等30余名所谓“反帝大同盟党案犯”用绳索捆绑着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去复审。翌日，又将他们转押于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
在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赵尚志等“一千案犯”先是被分押各监号。但不到-周敌人又把他们集中关押在幼年监第六号。原因是被捕的同志在各监号广泛进行反帝宣传。为防止他们继续宣传，又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六号监是三间连在一起可住三十来个人的大屋，在这里，大家又有了串供的机会。数日后，宪兵司令部开始对“反帝大同盟党案”进行复审。复审时，赵尚志据理力争，表示以前在侦缉处的供词是伪造的，不能算数。宪兵司令说：“供词上面不都有你们的指纹吗？怎么还想抵赖？”赵尚志当场指着侦缉处长雷恒成说道：“那个供词是侦缉处用严刑逼出来的，指纹是别人扯手强迫印上去的，你不最清楚吗？这样的供词符合法律要求吗？”
赵尚志的质问使敌人面面相觑，无言可对。他们气急败坏地说：“反帝大同盟就是反帝党，反帝党就是共产党。”接着又利用叛徒的供词威逼大家承认是共产党员，但大家坚决不承认。敌人拿出最后一招，把叛徒拉出来作证。赵尚志等看见丧失革命气节的无耻叛徒更是怒不可遏，痛骂他们毫无人性。这些叛徒在赵尚志的凛然正气面前被吓得魂不守舍，无地自容。结果，在“复审”中，赵尚志等人把在侦缉处的供词推翻了，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在幼年监关押了一周左右，赵尚志等又被转到“北未决”监房关押。那时不让犯人看书报，只让读《圣经》、“佛经”。赵尚志带头同狱方交涉，他说：“我们是政治犯，不看那些东西，我们要看进步书刊。”经过斗争，狱方被迫拿些普通报纸给大家，斗争取得了胜利。
同年5月下旬至6月5日，沈阳宪兵司令部、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法处及高等法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所谓“三机关联审”。在联审过程中陆续释放了一些人，最后剩下所谓要犯19人。不久，最高当局长官“饬令”宪兵司令部将该案转交边署军法处承办。
军法处是最黑暗、最野蛮、最残暴的衙门口。在这里，用以掩饰脸面的“法律”面纱是被彻底撕去了的。所谓审讯就是酷刑。敌人完全是用折磨、摧残“犯人”身心的种种毒辣手段，以图使之屈服。 在军法处，赵尚志被视为“极度重犯”，与其他几名负责同志首先被提审。在审讯室里，奸狡狠毒的审讯官对赵尚志等威胁说：“你们还是快些痛快地承认是共产党吧，不然就用大刑来侍候。”说罢，打手们对赵尚志等就是一顿皮鞭。毒蛇似的皮鞭狂乱地在赵尚志的胸前背后吞噬着，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血痕，甚至鞭子上带下来的血肉都溅到了审讯官的脸上。赵尚志每次都被打得鲜血淋漓，但他忍受折磨，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坚信挺过去就是胜利。他每次受刑回来，都唱着《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用坚定而深沉的歌声激励自己，也鼓舞同案难友。
军法处对赵尚志等“反帝大同盟党犯”施展淫威，然而酷刑对这群人没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无人向敌人屈膝低头。以后，当局把这起案子搁置起来，对“案犯”既不释放，也不判决。赵尚志等19人一直继续被关押在第一监狱里。
在监狱中，敌人组织“感化”活动，妄图动摇革命志士的共产主义信仰，让他们信仰基督。赵尚志抓住这些狱友听课的机会，给大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否定有神论，他能说善讲，古今中外，耶稣基督，三民主义，都讲得头头是道，经常和“教悔师”辩论，弄得“教悔师”哑口无言。有一次，“教悔师”说：“你们崇信上帝吧，上帝能拯救人的灵魂，你们要向上帝悔罪。”赵尚志站起来便问：“请问上帝住在哪里？今年有多大岁数？”“教悔师”说：“上帝在我心中。”赵尚志说：“你的心还没有拳头大，能装下上帝吗？”结果弄得哄堂大笑。后来，监狱就不让他们参加这种“感化”活动了。
在狱中，赵尚志还经常把头伸出牢门窗外，向其它监舍的狱友和看守进行演讲，宣传革命主张。为此，他曾多次被单独关押在禁闭室里。《盛京时报》1930年6月27日曾报道：“共党在监狱中犹复大肆宣传”，指出赵子和（赵尚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情况。赵尚志的英勇斗争使狱友们深受鼓舞，同时也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同情。典狱长、看守长对之恨得咬牙切齿，因其软的不吃，硬的不怕，因此在第一监狱，赵尚志又得了一个“赵疯子”的绰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党组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极组织营救，赵尚志等19名同志于1931年12月接近年终岁尾之时得以获释。
杨靖宇和赵尚志在狱中是否有过接触
看过上述资料，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从1930年下半年直到九一八事变时，杨靖宇和赵尚志同时被关押在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两人在狱中是否有过接触呢？
笔者查阅了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的相关资料，征询过一些研究“南杨北赵”的专家学者的意见，也请教了一些研究中共满洲省委坚持狱中斗争问题的学者，至少从目前笔者收集的材料看，没有直接的材料记载两人在狱中曾有过接触，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是这么看的：
从时间上来说，杨靖宇是1930年2月就到辽宁省第一监狱的，而赵尚志是1930年S月才到辽宁省第一监狱的。杨靖宇1931年4旬其实已获释出狱，但没到三天又被捕。这次被捕后的情况有文字记载的材料少之又少，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两人同在第一监狱的时间大约是从1930年S月到1931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而在此期间，赵尚志还多次被审询，包括“反帝大同盟党案复审”、“三机关联审”等，还被拉到军法处审讯了好久，两人真正同在监狱里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从关押地点来看，资料显示，杨靖宇入狱后被关押在南监杂居监，有的资料写的是一监舍，有的材料写的是二监舍，而赵尚志被关押的地点起初是幼年监，后来是“北未决”监房。从地点上判断，两人并未关押在一起，且应该相距得很远。尤其赵尚志还经常被单独关押在禁闭房，两人见面的机率并不是很大。
从“犯案”的地点及“罪名”来看，杨靖宇是在抚顺被捕的，经抚顺县公安局送到省高法，被省高法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是从抚顺转到奉天的；而赵尚志是因“反帝大同盟党案”在沈阳被宪兵队逮捕的，并且由此事导致中共满洲省委也遭到极大破坏，赵尚志是先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后转押于第一监狱，对其审讯一直未果，后来对一干“案犯”既不释放，也不判决，属没有定罪的“犯人”。两人“犯案”的地点不同，“罪名”也不同，从当时材料看，赵尚志的“罪名”要比杨靖宇大的多，这也是两人并未关押到—起的原因。
由以上三点推断，杨靖宇和赵尚志在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也许并未有过接触，当然也许是由于资料掌握不全或者其他原因，希望真正了解情况的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杨靖宇和赵尚志这两位后来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日民族英雄，在1930年5月至1931年底的时间里，在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有过相似的狱中斗争经历，这段艰苦卓绝的特殊斗争磨练了两人的革命意志，成就了两人“南杨北赵”的英名。“南杨北赵”在辽宁省（奉天）第一监狱英勇不屈的斗争业绩必将鼓舞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在新征程上不断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