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的那个清晨，在黎明前的短暂黑暗中，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病重
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中，处于“战斗”的状态，过着动荡、清贫的生活，加之青年时期，曾患有肺结核病始终没有痊愈，所以一直以来，鲁迅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到1935年的下半年，他的健康状况日趋堪忧。
1935年3月，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为了营救他，鲁迅多方奔走，还准备发起抗议运动公开营救，但是营救行动没有成功。后来瞿秋白的牺牲，对鲁迅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为了纪念战友，鲁迅以病弱之躯不眠不休地编辑亡友的遗稿，相继出版了两册《海上述林》。1935年8月，著名共产党人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在牺牲前，方志敏托人将自己在狱中的文稿辗转送到鲁迅手中，希望鲁迅能够通过关系，转送给党中央。虽然鲁迅不认识方志敏，但他从这些文稿中看到方志敏对革命事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对于方志敏的牺牲，鲁迅悲愤异常，这更加损伤了他的身体。
面对日益虚弱的鲁迅，许多亲友都劝说他住院休养或到国外治疗。史沫特莱得知鲁迅患病的情况后，还向鲁迅发出邀请，请他到苏联疗养。但是忧国忧民的鲁迅，婉拒了所有的好意。他对前来劝说的茅盾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1936年初，严寒的天气使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还伴随着难受的气喘和发烧。由于鲁迅一直是由日本医生须藤诊治的，在久治未见好转的情况下，鲁迅的亲属和几个好友，瞒着他让史沫特莱请了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检查。医生说：“倘是欧洲人，则在5年前就已经死掉了。”鲁迅对医生的这一“判决”十分平静，他认为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一定没学过给已经“死了”5年的病人开处方，所以他没有请这位美国医生继续为他治疗。
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鲁迅的态度十分从容。他要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加紧工作。对身后之事，他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鲁迅写下了随笔《死》，刊于《中流》杂志1936年第二期。在文中，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逝世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的病清突然加重。这天上午，他仍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9号寓内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以纪念刚去世不久的章太炎先生。午后，他一人离寓外出，拜访日本友人鹿地亘。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到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天黑时才到家。晚上，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来到家中，两人谈至夜11时，主要是商谈搬家一事。
周建人走后，鲁迅就上床就寝了。大概是由于白天过分劳累和外出受风的缘故，他的心情十分烦躁，久久不能入眠。凌晨3时半，鲁迅气喘加剧，继而咳嗽，迫使他屈着身体，双手抱脚而坐，十分痛苦。清晨6时左右，鲁迅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短信，通知他“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请他速请医生。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派人将信给内山送去。不一会儿，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病情仍未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鲁迅的双脚冰冷，两手指甲发紫。午后，须藤医生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分钟给他吸入酸素，帮助其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两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渡过危险期。
在10月18日的一整天里，虽经医生的全力抢救，鲁迅的病情仍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说话也困难。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译文》的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之后，鲁迅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再次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注射两剂强心针后，仍然无效。凌晨5时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文豪闭上了眼睛。
鲁迅去世后，悲痛欲绝的许广平与周建人等一起商议丧事的安排。许广平派内山书店的一位店员去通知胡风。得知噩耗的冯雪峰、宋庆龄等人也赶来吊唁。经冯雪峰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万国殡仪馆承办，并拟定了9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这个名单在第二天见报时，除了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刊登时都删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鲁迅逝世的消息在上海文艺界很快传开。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到寓所吊唁。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柯灵、田源、田军等等。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的遗容。此时，鲁迅的遗体上盖一床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离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书籍、手稿，两枝“金不换”毛笔挺然插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的瓷茶盅。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其中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和儿子海婴的油画肖像最为引人注目。
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先生赶到，他用一块软体石膏，为鲁迅做面部石膏横型，并剪下鲁迅上唇的树根短髭，插在石膏遗容上。下午2时，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王士珍（摄影师）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卧室的镜头，此外他们还拍摄了万国殡仪馆吊唁和万国公墓安葬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下午3时，由内山完造联系安排，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了鲁迅的遗体。
吊唁
鲁迅的逝世，在上海、在全中国，甚至在外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鲁迅逝世的当晚，上海《大晚报》就刊出讣告，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也纷纷传来。为了悼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共中央表示“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电报还指出鲁迅先生“做了中华儿女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鲁迅家属和治丧委员会的意见，20日和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遗容时间，22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19日下午，鲁迅遗体运至万国殡仪馆后，暂时放置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田军四人留在遗体前守夜。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上午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四个大字。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先生八寸遗像一桢，四周缀有鲜花，各界人士送的瓶花及花圈，堆满四周。室内窗户均悬绒帘，更显得气氛庄严肃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为：“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为：“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撼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蔡元培先生的挽联为：“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曹聚仁先生的挽联为：“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高丘今寂寞，芳筌零落痛余春。”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佩黑纱、戴白花，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来向鲁迅作最后的诀别。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来吊唁。来吊唁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他们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对鲁迅先生充满敬仰之情。他们结队前来，瞻仰导师的最后遗容。
21日下午3时至4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大殓时，在场者为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及女儿、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郑振铎、池田幸子，以及治丧职员共30多人。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许广平匐地失声痛哭，其他人也落泪不已。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衫绔，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绔及长袍，其外再加以同色锦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深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首部，供人瞻仰。
葬礼
鲁迅的墓地，选在了上海的万国公墓。1936年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启灵祭”。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再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田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白等人扶灵柩出礼堂，移置柩车内，执绋者随柩而行，至大门外整队。
2时30分，送殡队伍开始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僻静的地区。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的鲁迅遗像，画中的鲁迅刚毅、坚定、栩栩如生。画像后为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就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分乘4辆汽车紧随其后。女作家草明和雨田陪伴着悲伤的许广平。由于海婴年幼，不谙世事，一如往日那样天真活泼，但有人问他时，他回答说：“爸爸睡了，他在休息。”据草明回忆说：“这个稚嫩的孩童，道出了一个真理，这就是鲁迅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心里！”
下午4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先生主持礼仪，沈钧儒先生致悼词，介绍鲁迅先生的生平及成就。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政府迫害鲁迅。最后，由田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人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四个杂志社同人，作了简短致词。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将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然后盖上石板，覆土。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了无数人的痛哭声和断断续续的《安息歌》歌声。
鲁迅先生被安葬后，上海报纸上刊登的许广平所写的哀词，表达了她对鲁迅的深厚感情。许广平写道：“悲哀的雾团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死因
在鲁迅丧事筹备过程中，有几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鲁迅逝世后，各界人士送来大量的挽联、花圈，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是鲁迅的好友和战友，但也有少数鲁迅曾经批判过的，如徐庸等，甚至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也派人送来了挽联。治丧委员会出于某种考虑，将挽联、花圈全部收下，但在安葬鲁迅遗体的那天，殡仪馆的挽联都被带到墓地去，唯独没有带吴铁城送的挽联。二是关于鲁迅丧事筹备中的经费问题。丧事活动中的重大问题，都由冯雪峰代表党组织与治丧委员会及许广平等人协商。治丧办事处由胡风负责。由于鲁迅一生清贫，没有积蓄，再加上根据遗嘱又不收礼，所以殡仪馆、购买墓地的经费，起初由救国会负担。但据胡风后来回忆，救国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出钱，丧葬所需的二三千元全由许广平负担。原来，鲁迅生前曾接受蔡元培的聘请，到中央研究院任职，任职期间的薪酬鲁迅生前分文未动，全部存起来了。这一次的费用就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还有一点是关于鲁迅逝世的病因。过去外界一直认为，鲁迅是死于肺桔核病。1984年2月22日，上海鲁迅纪念馆邀集部分我国著名的肺科、放射科专家，对鲁迅先生生前所拍的最后一张X光胸片以及鲁迅先生的病历，进行了研究。最后专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的肺结核病属中等程度，它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鲁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泡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导致死亡。这个结论公布后，国内有人曾怀疑鲁迅的日本医生须藤，引起了一场风波。但绝大多数鲁迅研究者以及周海婴均表示：须藤医生在治疗中没有问题，这才平息了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