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就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不久的10月初至11月中旬期间，也就在短短的40多天里，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卫立煌将军，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山西抗日前线，有过三次重要的会见。这三次会见，使卫立煌有幸聆听了周恩来许多有益的教诲，受到很大启发，成为他一生中思想转变的关键。它对于卫立煌后来坚持不断抗战，成为抗日名将，从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逐渐转变立场，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拥护新中国，竭诚回到祖国怀抱，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忻口战前
周恩来第一次会见卫立煌是在忻口会战前的10月初，在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里。这时，卫立煌刚刚率第十四集团军先遣队由娘子关沿正太路抵达太原。他征衣未解，满面疲惫，但一听说周恩来要会见他，马上振作起来，恭立敬候，见面时庄重敬礼。因为早在这之前，他们就有过十多年的传奇交往，在卫立煌心目中，周恩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一位师长。可说起这段经历，话就长了。
卫立煌是安徽合肥人，1897年出生在合肥城东郊卫杨村的一个小康之家。后因家境曰趋败落，17岁便只身离开家门，闯荡江湖。不久来到广东，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步入军界。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时，他已擢升到团级职务。也就是在这次征战中，卫立煌初次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的周恩来，在他的领导下多次参加战斗，打了一些胜仗，受到周恩来的赞扬，卫立煌也对周恩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钦佩不已。在不久进行北伐时，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卫立煌则还是第一军的一个团长，使他们又有不少机会打交道。后来十年内战爆发，又让他们走到一起。不过，这次见面有点儿尴尬，因为这时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正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殚精竭虑，在接见作了阶下囚的蒋介石的随行大员中，见到了卫立煌。但周恩来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而是和言悦色地劝慰他们说：“在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大家都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上亲日派的当。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投降，坚决抗战到底！周恩来特别对卫立煌等高级将领讲道：“你们都是带兵打仗的人，在民族危亡关头，要心系国家和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勇于冲锋陷阵，无愧于军人的称号和荣誉！”这些话，使卫立煌很受感动，多次为周恩来的讲话鼓掌。因此，事过半年之后，在抗日前线又见到周恩来，能当面听一听他的教导，当然让卫立煌感到高兴和求之不得。
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握住卫立煌的手说：“我们十年没有共事，变化真大，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一条战线上”的说法，让卫立煌听了十分顺耳，他仍然以以往的称呼真诚地讲道：“欢迎周主任多多指教，立煌一定要争取打好忻口这一仗。”周恩来当即给予热情鼓励，希望他带领广大官兵，在忻口前线勇挫强敌。接着便向卫立煌扼要通报了七八月间他分别在庐山、南京同蒋介石谈判的经过，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了今后抗战的基本策略和方向。
周恩来特别联系山两战场的实际，详细分析了华北抗战的敌我形势，深切地对卫立煌说：“要认真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讲究战略战术，努力改变当前不利的战争局面。要教育官兵，不要总以为中国军队的武器不及日本，就有畏敌、怯敌情绪。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仗武器并不比友军好，不是也狠狠教训了一下日本人吗？所以说，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应该是人，而不是武器……”
讲到这里，周恩来关心地叮嘱卫立煌：“一定要注意发动和团结当地的民众，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人民的支援，前线就不能打胜仗。当前挽救民族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要实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唤起民众’这四个字……”
最后，周恩来针对阎锡山和卫立煌提出的要求调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加阵地战的意见，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八路军现在的拿手戏不是阵地战，而是在敌人后方，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这种战法，可以更有效地牵制敌人，打击敌人，也是对阵地战最有力的配合。周恩来坚决主张，不能把一二九师摆到正面战场，而是让他们迂回到敌人后方去，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就整个作战方针来说，周恩来认为也应该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主动打击敌人。即使是正面部队，也不要单纯地消极防御，而是在防御中采取积极地“反突击”，打主动仗……
听着周恩来的这些主张，卫立煌频频点头。这次长谈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两人缜密切磋未来战事，使卫立煌很受鼓舞，也深深为周恩来这种襟怀宽阔、深谋远虑、坦诚相见的精神所感动。他随即郑重地表示：一定牢记周恩来主任的教导，尽自己一切努力抗击强敌。果然，在后几天进行的忻口会战中，卫立煌身先士卒，果敢指挥，给入侵晋北日军以沉重打击，使曰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仍然没能突破忻口防线。
不久，日军改变策略，把进攻重点由晋北转向晋东，突破了天险娘子关，对忻，口国民党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此时，卫立煌才不得不于11月2日带领数万浴血奋战的守军，撤离忻口阵地，转移到省城太原布防。
退守太原
周恩来第二次会见卫立煌，是在中国军队从忻口退回到太原的当日，距第一次见面恰好一个月。 这时，东路曰军已进占到榆次、太谷一带，前进的矛头直指太原以南。太原城已听到隆隆炮声，城内马嘶人哗，一派混乱，情况追在眉睫。刚刚经历20多天征战的卫立煌声音嘶哑，双目深陷，布满血丝，如同大病缠身，一看就知道忻口会战是何等激烈和残酷。但他一见到周恩来，还是打起精神，首先报告说：“忻口会战，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正面作战的部队帮了大忙，要不是娘子关方面的情况变化，我们真能把板垣师团歼灭得差不多。这个机会没能把握住，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卫立煌一边说着，一边用手重重地拍打着沙发扶手，惋惜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又感激地对周恩来说：“这次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真是做对了。他们在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向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周恩来听罢摆摆手说：“抗击日本侵略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八路军也是义不容辞。今后我们两党、两军还要加强团结合作，努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随之，周恩来问卫立煌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卫则有些愁苦地表示：“目前战区长官部有两种意见：一是集中从晋北、晋东退下来的部队，再在太原附近，凭借近郊的地形，组织一次阻击战。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现实，东、北两个方面的部队已经疲惫至极，心无斗志，很难再集结起来。二是以傅宜生（即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为主力，坚守太原城，这个军目前最完整，装备也好，比较有战斗力。况且他们有过在涿州坚守两个月的经历和声望，希望他们能再一显身手，挽救山西的战局。不过，我认为这个想法也不好办，人心动摇，今非昔比，十几万大军尚且挡不住敌人的两路进攻，仅靠三十五军如何能保住太原一座孤城？”说到这里，卫立煌不仅长叹一声：“兵败如山倒，山西的局面目前实在是难办，真犯愁呵！”
卫立煌的低沉情绪，立刻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他和蔼而又严肃地告诫道：“我们要在失败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前途，认为完全没有办法，悲观发愁都是不应该的，也是于事无补的。”接着，周恩来简要地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深刻地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长期的，不能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论胜败。就算太原保不住，只要我们继续不动摇、不妥协，坚持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实践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就会夺得战场上的主动权，改变不利的战争局面。”讲到这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声音更加洪亮地向卫反问道：“你不是知道八路军在敌后活动得很好么？他们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下去，就是因为紧紧依靠了人民。假如在山西，也早给人民以组织自己武装抗日的权力，那形势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呢？看来，坚持持久抗战，力量还是在广大人民之中……”
卫立煌听着这些话，时而点头，时而深思。他反复咀嚼着“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持久抗战”这几个字，觉得句句重有干钧。如果说过去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所在还没有真正悟透的话，那么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则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看到了国共两党、两支军队的重大区别，也给他郁闷的抗战情绪注入了一种生机和活力。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连声说：“您讲得太对了，太对了！您这些话，如果能让每个抗日将士都听一听，那就太好了！”不过，由于战事紧迫，双方都有许多事情急于去料理，使这次会谈仅有半个多小时，便匆忙分手。双方约定，待转移到晋南以后再详细谈。
这时，日军已从三个方向逼近太原，南同蒲路已被截断，中国军民南撤之路，只剩下过汾河向西南走这条路了。当晚，周恩来等离开太原时，汾河桥被南北往来互不相让的车辆所堵塞，大批难民拖儿带女挤在桥边，过不了河，哭喊声、吵骂声乱作一团。周恩来见状，既难过又焦急。他知道，若不尽快理顺交通，天二亮敌机飞来，那就不堪设想了。想到此，周恩来立即派警卫员找来城防部队的官兵，并和他们一起组织部队清理桥面，排除障碍，指挥车辆相互礼让，先北后南，按顺序过桥。这样不多久，道路就畅通了。黎明前，当卫立煌过河时，听说周恩来曾亲自指挥整顿过河交通，心中不仅暗暗感叹：共产党就是与众不同，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真是了不起！
临汾对峙
1937年11月8日，省城太原陷入敌手。由于日军占领太原后，需要一段休整时间，所以山西的战事暂时在汾阳、介休、子洪口一线形成对峙局面。这时撤退到临汾城的卫立煌，在这里第三次见到了周恩来。这也是8年抗战期间，他们在华北战场的最后一次会见。此后，虽然在重庆还有过几次礼节性的相互拜访，但由于国共双方摩擦日甚，交谈远没有像在山西这样投契。直到十七八年后，他们再度促膝长谈，那已是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这次见面，一开口卫立煌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汇报说：“山西这几仗我们没打好，实在可惜，也对不起山两的父老兄弟。现在许多地方都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部队损失惨重，已无法反攻。如果日军再南下，恐怕晋南也保不住，最后只有依‘靠黄河天险了。”说着脸上呈现出一片无奈和茫然的神色。周恩来听罢，深思了片刻，缓缓讲道：“目前形势的确有很大危险，敌人一定会向风陵渡方向打过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日军希望压迫中国军队退过黄河，以河为界相对峙，以便他们将华北数省拼凑一个所谓的‘自治’傀儡政府，进行殖民统治。目前上海方面的战事也失败了，中国抗战会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停战调停的空气，亲日派很活跃，主张直接同日本谈判，以便双方签订一个停战协定，把日本在战场上获得的利益用条约固定下来。不过，这是一个阴谋，是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为日本进一步发动侵略作准备。对此，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注意形势变化，反对投降主义，坚持抗战到底！”卫立煌插言道：“妥协求和决不是个办法，我就坚决不赞成妥协求和，恐怕赞成的也只是极少数。但是，今后华北的抗战会更加困难，有些事情更难办。”周恩来挥挥手说：“你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如果人们要问今后华北抗战能继续么？能持久么？我的回答是：绝对的能！”
针对卫立煌提出的看法，周恩来用很长时间对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列举了华北持久抗战的七八条理由和有利条件，指出了坚持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他充满信心地对卫立煌说：“即使敌人前进到风陵渡，我们对华北抗战也没有理由悲观，只要我们改变过去的消极防御战略，诚心诚意地动员和依靠广大民众参战，就能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之中。中国的抗战危机就可以改变，我们就能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
最后，周恩来又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最为紧迫的四项任务，即改造军队、开放政权、开放民运、肃清汉奸。其中最重要的是二三条。他说：“现在民众运动很差，政权没有开放，民运没有开放，包而不办是政府的普遍现象，造成前线得不到民众支援，后方得不到民众响应。这种不要人民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民保卫祖国的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的谈话时而委婉深沉，时而激越铿锵，卫立煌听了如同久早得甘霖，心中充满了感谢和钦敬，扫除了他思想上许多顾虑，鼓起了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他坚定地向周恩来表示：一定把山西抗战坚持到底，决不向日寇屈服。不久，在抗击日军入侵晋南的一系列战斗中，如韩信岭战斗、侯马战役等，在他的指挥下，再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日军在较长时间里不能越过中条山韩信岭一线。卫立煌被日军称为中国军人中最难对付的“支那之虎”。
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香港的卫立煌心向祖国，1955年，卫立煌收到周恩来托人带来的秘信：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面对周恩来的盛情邀请，卫立煌又回忆起与周恩来的几次会晤，一切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抚今追昔，禁不住激动万分。这年3月，卫立煌终于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许多年来，卫立煌对他同周恩来这几次难得的会见和交谈，一直念念不忘，直到他1960年病逝。他曾深切地说：周恩来以他特殊的人格魅力，卓越的领导艺术，深邃的思想理论，给他人生的转折以重大影响，周恩来是引导他改变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