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众多开国将军中，有十三位独臂、独腿、独脚将军。作为三军统帅的毛泽东，在谈到我军的独臂及伤残将军时曾说过：“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在这十三位残疾将军中，101岁高寿的二炮后勤部原顾问陈波将军是最长寿的一位。他的传奇经历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受到人们的称赞。
从小裁缝到红军将领
陈波原名陈汉清，1908年生于河南新县泗店乡范店村的一户贫农家庭。陈波10岁丧母，13岁学裁缝。三年学徒期满后，陈波学到了裁缝手艺。不料裁缝店老板欺负他年纪小，只给他两个铜板。陈波非常生气，便与老板争辩，却遭到一顿毒打。陈波一气之下离开裁缝店，跟了另一个师傅走村串户做活。但是这个新师傅也非善茬，而是变相克扣工钱，让年幼的陈波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炎凉。
1927年，大革命的烈火从南方烧到了豫南。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在河南新县蓬勃兴起，农民协会、农民武装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1929年夏，受到革命耳濡目染的陈波很想参加红军，就和父亲商量。父亲很支持他：“到南边去，跟着共产党，闹他个天翻地覆。”几经周折，陈波找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找到红四方面军红一军留守处的被服厂。留守处主任吴先保要陈波先到被服厂工作，他说不如当红军打土豪解气。
在吴先保的耐心说服下，陈波愉快地进了被服厂当工人。由于会裁缝手艺，陈波对被服厂的工作轻车熟路，几天后就当了班长。这年7月，陈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国民党反对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在转移途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红一军第一师伤亡较大，急需补充兵员。在陈波的坚决要求下，组织上答应送他到战斗部队工作，给他开了介绍信。从此，陈波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开始了戎马生涯，历任红一军排长、指导员、副营长、军参谋处支部书记。1931年1月红一军和红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陈波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直属党委书记。不久，陈波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参谋主任、红四军独立师侦察科长。此后，陈波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秋，陈波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踏上了漫漫西征路。翌年3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陈波参加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反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战役。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横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陈波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陈波任援西军司令部二科科长。
刚到红四方面军参军时，陈波连自己的名字陈汉清都不会写。1930年，陈波当了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包括张国焘、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他嫌繁体的“汉”字不好写，于是改名陈波。1938年张国焘叛党之后，熟悉陈波的同志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支部书记咋当的？竟然出了这么个叛党分子！”陈波笑着说：“欢迎监督！欢迎批评！”
长征过草地时，由于粮食缺乏，陈波误食野草中毒，奄奄一息。在这个时刻，党组织给他签发了用白布制作的党证。团政委把党证交给陈波，他庄严地接过党证，把它叠成豆腐干似的小方块，一针一线地精心缝在裤腰上。此后，这个党证就再未离开过陈波，伴随他渡过了艰苦的战斗岁月。几天后，部队到了金沙江岸。由于江水暴涨，无法渡河，部队在金沙江边休息了几天。出入意料的是，陈波的病情好转，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陈波与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波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学习。1938年后，陈波历任山西新军教导八团教官、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特务团指导员、参谋、参谋长、副团长等职，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 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我八路军深入敌后，武器十分匮乏，一个战斗班只有三五枝枪，有的战士不得不用古老的长矛和大刀同敌人拼杀。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决定“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击实力”，作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根据这一决定，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5月成立军工部。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组织修理八路军在战斗中损坏的武器和缴获的敌人枪械，同时还兼造地雷、手榴弹、步枪。
在一次对日作战中，时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带领八路军特务团在太行山下捣毁了一个反动民团，发现了一个民团的修械所，里头有几台车床和翻砂设备。官兵们如获至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笨家伙移进了山西黎城县东崖底镇下赤裕村西北的深山黄崖洞中。有了设备，就可以生产手榴弹。但没有钢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波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到鬼子手里去抢，我们特务团的特殊任务加一条：抢铁！”得到上级批准后，陈波带着一个连深夜钻到河北邢台地区赞皇至元氏段铁路上，卸下一根铁轨，将这根铁轨抬进了黄崖洞。这迈出了曰后军械生产的第一步，也为我军获取铁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奉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之命，将设在榆社县韩庄村的总部修械所转移到黄崖洞，组建了黄崖洞兵工厂。此后，黄岩洞兵工厂的生产形势蒸蒸日上，它生产的炸弹除了太行山区自给，还能调拨一部分支援延安。这为日后建立兵工厂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几经扩建，发展成为当时华北敌后我军最大的兵工厂，工厂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十六个团。八路军首长和华北局领导对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高度重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杨尚昆、薄一波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亲临工厂视察，亲切地称赞它是“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1940年底，陈波带着一个连，从黄崖洞兵工厂向延安送去了一批炸弹。他们夜行昼宿，与沿途的日军机智周旋，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当陈波完成任务后回来，太行山区的反“扫荡”斗争刚刚结束。黄崖洞兵工厂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连手榴弹都生产不出来，只能勉强生产一些滚雷。由于生产设备太差，滚雷质量不高。
如何用它投入战斗，需要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1941年3月的一天，陈波在部队讲授滚雷的使用方法。在陈波准备做示范时，团长欧致富（建国之后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拦住他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下次再说吧！”在做示范动作时，滚雷意外爆炸。一声巨响后，巨大的气浪将陈波掀翻，他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陈波伤势严重，虽然被抢救过来，但被迫进行了截肢手术，失去了一只胳膊一只手，两条腿已无法弯曲。做完手术后，陈波用右手从身上掏出被鲜血浸透的党证，在痛苦之中得到了安慰。
虽然不能冲锋陷阵了，但是陈波觉得革命事业还有别的许多工作，他决心学习文化，用笔来为党工作。在住院期间，陈波把养伤当成学习的好机会。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小册子，既是政治教科书，又是文化读本。陈波伤势好转后，奉命到太行军区荣军学校任校长，带领学校一百多名残疾战友转移到河北任丘的一个小山村里。他们一面养伤治病，一面学习文化和练兵。在这里，陈波学会了识字、写文章、骑马和单臂射击。陈波还率领这些战友，打退过前来搜索的五六十名日军，受到八路军首长的高度评价。
1941年11月11日，华北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和第四、六混成旅共计七干余人，向我黄崖洞发起进攻。八路军特务团奉命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在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带领战士与四倍于我军的敌人激战八昼夜。11月19日，战斗结束，毙伤敌2000多人，保卫了兵工厂，赢得了敌我伤亡六比一的辉煌战果。中央军委高度评价黄崖洞保卫战，称其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但陈波一直很关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心地笑了。
1944年春，由于日军加强了“扫荡”力度，党中央命令陈波等三位团级干部回延安养伤。从河北任丘到延安，路上要穿过日本鬼子的一道道封锁线。千里迢迢，没有部队护送，连健壮人也没有把握。陈波和大伙动了番脑筋，尽可能地想好了途中应变的种种办法。穿军装目标大，他们头扎白肚巾，化装成老百姓。他们每人骑着一头毛驴，日夜行军，终于平安地回到延安。老战友见到陈波他们后都十分惊奇，感慨地说：“那么多鬼子围追堵截，竟然让三个缺胳膊少腿的伤残人钻了空子，实在是奇迹！”
指挥抗日战争中对日作战最后一仗
抗战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晋绥军区组织一个干部团（简称“东干团”），晋绥军区政委林枫担任团长，前往东北工作。正在延安的陈波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东干团”。组织上考虑到陈波的身体状况，没有批准。有的同志对陈波的身体表示怀疑：“就凭你这一只胳膊两条残腿？别添麻烦啦！”陈波很不服气，他把手枪朝桌子上一拍，说：“添麻烦？要是生活不能自理，我就赖在阎王殿里不回来了！”有的同志为了考验陈波，指着门前的一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那就批准你。”陈波纵身上马，快马加鞭，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组织上最后批准了陈波的请求。
“东干团”几经转折，来到了东北重镇沈阳。没几天，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根据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的命令，陈波带领几个工作人员到沈阳铁西局接受曰军军用仓库。这个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军用物资，这可把陈波乐坏了。但是当时沈阳的社会秩序很乱，日伪军常常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地在街上抢劫杀人。陈波为了看好仓库，荷枪实弹昼夜守卫，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当时，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抢占东北战略要地，利用国共会谈做烟幕，通过美国的飞机军舰，向东北地区抢运部队。党中央为了夺取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下令急调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北上。由于在出发前被告知到了东北可以装备新的武器弹药，因此一些部队在北上的时候携带的武器很少或者没有携带武器。当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刘连转、政委晏福生（也是独臂将军）率领三干余人的部队风尘仆仆地赶到沈阳时，正在为物资和弹药的匮乏感到头疼。陈波把他们领来，打开一个个仓库。他举起唯一的一只拳头，风趣地对刘连转、晏福生他们说：“我是看守仓库的林冲，我这儿应有尽有，快来拿吧！”
不久，陈波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陈波带领大家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坚决斗争，巩固和扩大了东北革命根据地。1946年2月3日，是1946年的除夕之夜。在国民党通化党部的煽动和策划下，驻吉林通化的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一部分官兵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通化市电报局和公安局。八路军通化支队和通化炮兵学校警卫队立即出动，经一夜战斗，消灭了叛乱日军五百多人，抓获叛乱日军头子藤田实彦大佐。这是抗日战争中对日作战最后一仗，指挥官正是陈波。大年初一的晚上，陈波在日记中写道：“没有想到啊，鬼子投降后，我还打了最后一仗。这一仗打得好，它告诉我们，胜利后要更加警惕。”
解放战争时期，陈波先后担任通化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辽宁省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参谋长、东北护路军南满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铁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副局长等职。1948年，党中央成立了我军第一支铁路公安总队即东北铁路公安总队，陈波被任命为副总队长，担负守卫鸭绿江大桥和保卫梅（河口）哈（尔滨）铁路的任务。
普通一兵的本色
建国之后，陈波长期在铁路公安工作，担任过东北铁路公安总队总队长、司令员。1949年12月底，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党中央对沿途安全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布置。时任公安军（即后来的武警部队）第二十二师师长的陈波担任了毛泽东访苏路过东北时东北铁路线的安全保卫工作。陈波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表扬。
在1955年9月的共和国首次授衔时，陈波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6年后，陈波先后担任公安军后勤部政委、总参警备部后勤部政委、武警后勤部政委、二炮后勤部政委，二炮后勤部顾问等职。1988年7月，陈波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建国以后，组织上鉴于陈波的身体，要给他一些特殊照顾，陈波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是普通一兵，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特殊了，就会脱离群众。”1965年，陈波的大女儿初中即将毕业。一天傍晚，陈波正在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发现大女儿站在旁边。由于学习成绩一般，她请求父亲帮她升学或者找个理想的工作。大女儿说：“凭着你这一只胳膊和两条腿，只要往那里一站，不说话人家也会照顾的。”陈波没有迁就她，而是严肃地说：“孩子，革命为我留下了这两条残腿，是要我去走先烈没有走完的路。如果凭着它去要照顾、谋私利，烈士纪念碑上的石头也会流泪的。你要是觉得委屈，就去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下哭吧。等把泪水流干了，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大女儿想不通，她继续求情说：“您为革命负伤残疾，让我留在身边照顾您吧。爸爸，您就甭‘那个’啦！”陈波觉得女儿的思想有问题，这可能是孩子们存在的普遍问题。他放下文件，把四个孩子都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爸爸又要给你们讲大道理了。尽管我这是广种薄收，但我还是要坚持播种。你们常常羡慕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羡慕他们得天独厚，幻想自己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也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这太天真啦！试想想，如果你们处在战争年代所追求的是安逸的生活，迷恋的是屋檐下的乐园，又怎么能提着脑袋去投身革命？这样惊天动地的大节又从何做起？现在升不升学，无非是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劳动和生活，这就受不了，还何谈干什么大事业？”
说到这里，陈波取出自己那张保存了几十年的党证，对子女们说：“今天，我对着党证立条家规：以后谁也不准利用党对我的信任要照顾谋私利！”孩子们终于接受了父亲的谆淳教导，大女儿主动要求到北京郊区南口农场当了林业工人，在那里一千就是五年。随之，陈波又把其余三个孩子都送到陕北农村插队劳动。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陈波住在二楼上，腿脚又不方便，需要人照顾，身边却没有一个孩子。组织上建议把他的一个儿子调回北京。但陈波却拒绝了，他说：“在这个非常时刻，老红军的儿子带头回家，会引起群众的思想波动。再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我自己的困难再大，比起整体利益来，总还是微不足道的。”
三年困难时期，部队食堂给干部供应一些水果副食。陈波总是对司机说：“这些事，咱不用抢在前头，等大家都买过了，有剩的就买，没有剩的就算了，千万不能凑热闹。”有一次，陈波看到自己家的苹果又大又红，就知道这是经过挑选的。他找来机关的管理同志说：“谢谢您的好意，请你把这份苹果拿回去，换一份跟大家一样的给我。”管理人员说：“首长，您这次就别换了，以后我们注意。”陈波坚持说：“不行，一定得拿回去换。”管理人员只好给他换了一筐。当陈波看到筐中大小不一、有的还带着伤疤的苹果后，高兴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使我心里踏实。”
陈波在武警部队是做后勤工作的，为了在三年困难时期把机关的伙食搞好，他决定到食堂就餐，以便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管理部门的同志听说陈波来就餐，特地为他腾出了一间小屋。陈波笑着说：“把我和群众隔开？我不干。”说罢，陈波从小屋走出来，在大食堂的一个角落坐下。管理人员见状，又用屏风把那个角落围成一个小天地。陈波笑着对管理员说：“这没有必要嘛！我又不是绣花楼上的大姑娘，还怕人家看着我张口吃饭？把它撤了！”从那以后，陈波跟大家坐一张饭桌，吃一样饭菜。尽管物质生活比较艰难，但大家看到陈波能同甘苦共患难，都感到虽苦犹甜。
陈波很“土”，一块手表整整戴了37年。孩子们有一次风趣地说：“爸爸，这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这块出土文物也该换一换了。”陈波认真地说：“什么年月？这表不是走得好好的吗？我们现在条件优越了，但是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
乘坐小汽车，对像陈波这样一位有严重残疾的将军来说，不是什么特别的照顾。陈波经常对司机说：“车子是用来办公的，家属孩子无权动用，偶尔用了，一定要计程付款。”1964年的一天，陈波的爱人滕展苏要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陈波给派了一次车，管理人员没有扣钱。陈波派司机小夏去交，直到见了交款收据后才放心。有一段时间，陈波看到机关用车紧张，便在外出办事时乘坐公共汽车。由于陈波的腿脚不方便，他就避开上下班高峰时间乘车。
珍惜一生的党证
陈波从长征过草地时领到党证后，一直非常珍惜，把它缝在裤腰上，以防丢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陈波让人在西安给买了一个皮挎包，又把党证转移到挎包的夹层里保存。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波背着挎包上前线，人不离包，包不离人。陈波当时任八路军特务团副团长，警卫员小林多次要帮助他背挎包他都不依。新中国成立后，陈波在北京安了冢，就把党证用红绸布包裹起来，放在箱子的最下面。陈波把党证看得比生命还重，滕展苏也把党证看得比生命还重。
1965年，陈波由武警后勤部政委调任第二炮兵后勤部政委。到了第二年，“文革”爆发了。林彪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搞所谓的“大树特树”，神化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陈波为人耿直，喜欢仗义执言。在二炮后勤部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上，陈波“放炮”了：“我认为万岁喊得最响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人。只有不尚空谈，埋头苦干，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陈波说这话的言外之意，是说林彪口蜜腹剑。林彪听说后十分恼火．恶狠狠地说：“此人决不能轻饶”。不久，陈波被打成“反党分子”、“假党员”、“假红军”，被投入监狱，受到残酷的迫害。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4岁的寿辰。这天，湖南省革委会给毛泽东送来了《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报告中，用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一次又一次提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毛泽东作出批示：“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段批示很快作为文件下达，在全党、全国进行传达。虽然毛主席本人都不赞成“大树特树”，但是林彪并没有因此释放陈波。
在陈波被带走后，滕展苏这个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的老干部、老党员立刻意识到，自己要受株连，抄家在所难免。于是，她开始了保存陈波党证的特殊战斗，把党证缝在自己的内衣里。第三天，她也被隔离审查。滕展苏被关押期间，负责搬运焦炭。尽管煤渣煤灰弄脏了衣服，连内衣都脏了，但是她也不敢脱下来洗一洗，怕党证被人发现。
陈波被关押后，专案组的人要他承认“反党”。陈波义正辞严地让他们拿出证据来，专案组的人决心拿出“证据”让陈波看，结果跑遍了全国，徒劳而返。于是专案组就逼陈波承认是“假党员”、“假红军”。陈波蔑视地笑了笑，说：“这个问题提得太无知了，你们就不想一想当红军还有假红军？那么说我抗战时当八路军是假八路军，现在当解放军是假解放军？”
陈波从1966年秋天，一直被关到1970年夏天。这时候，全国开始落实政策，毛泽东要求要重证据。陈波见时机成熟了，才将他的党证由老伴滕展苏保管一事告诉给组织。党组织派人来取党证，滕展苏从包了又包的塑料袋里取出党证，吹散了上面沾的煤渣，交给党组织。这个饱经风霜的党证，浸透着陈波夫妇的心血，渗透着他们两人热爱党、忠于人民的一片丹心。这个“会说话的党证”，使陈波的问题迎刃而解。陈波被“解放”了，夫妇两人手捧党证，热泪盈眶，决心加紧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陈波“解放”后第二天，就找到二炮首长，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补发给他的全部工资都交党费。二炮首长知道陈波夫妇的身体不好，孩子们正准备结婚，用钱的地方多，多次劝他别交或少交。陈波认真地说：“过去是党救了我．使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为将军，现在又是党救了我，党要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国家又困难，我应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最后，经组织的多次相劝，陈波还是交了一千二百元。
交完党费后，陈波又向组织提出住房问题：“每次批判，我都认真地听，尽管许多事情是捏造和中伤，但有一点我是应该注意的，说我脱离群众，这是事实。群众住房一直很紧张，我作为后勤部政委，没有很好地去解决他们的困难，自己却住进了四合院，虽然这是组织上分配的，也不违反规定，但冷静地想一想，我也是有愧的。脱离群众的教训还是要接受的。这回说什么我也不再搬进那个将军院了，请重新给我分配住房吧！”
组织上的负责同志对陈波说：“你还是搬回去住吧，这也属于落实政策范围。再说没有解决好机关干部的住房也不能全怪你一个人呀。”“谢谢组织的关心，我这也不是为了出风头，确实家里也不必要那么多房子。”组织上不同意，陈波又去找管理部门给解决。陈波是二炮后勤部政委，管理部门只好按照他的意思来办。但当时部队机关的院里，只空有一套三居室的团职干部宿舍，没有适合陈波这样兵团级干部的房子。管理部门的同志对陈波说：“你这样的干部，身体又不好，房子附近很杂乱不合适。”陈波十分坚定地说：“不对，只要能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就合适。”就这样，陈波在一般干部的住房里安了家，且一住就是十四年。这期间，部队大院里新盖了两幢楼，组织上决定给他改善一下居住条件。陈波还是那句老话：“群众住房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决不去凑热闹。”1984年，陈波搬进了干休所，虽然住房条件大为改善，但是依然没有住进相应级别的房子。
有一次，陈波的残腿旧伤复发，疼痛难忍，准备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就医。老伴滕展苏说咱们要个车吧，陈波不同意。滕展苏不理解：“你看你这个人，咱们又不是去逛大街，再说你的腿又疼得不能走路。”陈波还是不答应，他坚持着走了几步，但是却走得非常艰难。由于陈波不同意派车，滕展苏只好陪他坐地铁去医院，她无奈地说：“好了，我算是服你了。不过，我又得倒霉了。”陈波诙谐地说：“别这么说，我的好老伴。老伴老伴，你不陪伴谁陪伴。”当陈波一瘸一拐地坐地铁来到解放军总医院所在的五棵松地铁站后，实在无法登上高高的出口台阶。费了好大的劲，陈波终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护士看到后，赶忙找了一辆小推车，把陈波送到高干病房。
老家的“红流”人员，牵挂着晚年陈波的心
2002年1月27日，河南《大河报》记者和河南新县的同志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陈波。病房里，陈波侧卧在床上，独臂上扎着针输着液，另一只胳膊吊着空空的衣袖。陈波很想和来自老家的同志握手，胳膊却不能抬起，只好对他们说：“你们坐，你们坐。”
过了一会，护士拔掉针后，陈波让护理人员把他扶起来。陈波拄着拐杖坐到沙发上，由护士将他的双腿放到方凳上。陈波高兴地问：“你们都是从河南来啊？好，好！”他拿起饮料，一个个地递给他们。“我1953年回过一次新县，几十年过去了，家乡变化大吗？”同行的新县史志办副主任张桂中向老将军介绍了新县近年来的发展变化，陈波听得兴致盎然。陈波拿过客人带来的一张介绍“红流”人员现状的《大河报》，全神贯注地看着。
所谓“红流”，指的是因负伤、掉队、病残等原因星散乡间侥幸活下来的红军战士，在河南著名的“将军县”新县，至今仍生活着2000多名“红流”人员。资料显示，这些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的老人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创建和保卫共和国立下过不朽功勋付出过巨大牺牲和沉重代价。当他们的战友、部下或上级凯歌奏还，成了共和国的将军和开国功臣，他们却出自田亩，归于田亩，成了家乡的田夫农妇。2002年1月25日，《大河报》破天荒地拿出一期报纸，推出了《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曾经是红军》大型报道。编辑精心地挑选了十位红军老战士的特写照片，放在头版做封面。这期报纸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红流”人员的关注。
看着报纸，那一张张苍老的面容，仿佛震撼了陈波的心灵。他极力要从中找出自己的战友。但是陈波失望了，他叹了一口气：“不认识了：没有一个认识的。”“家乡没有干休所吗？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到干休所？”陈波非常不解地问。来人告诉陈波，这批人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陈波长叹一口气，感慨地说：“和我们这些人相比，他们苦啊。”
当听说《大河报》与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组成慰问团，为“红流”人员送医送药时，陈波高兴地笑了：“‘红流’人员也为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虽然他们在艰苦的斗争年代因病因伤掉队了，但他们也是有功之臣啊。现在国家富强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也能安享晚年。”当《大河报》记者一行向陈波辞行时，陈波吩咐他的司机：“把他们送回去。”尔后，他和来自家乡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把他们送到门
陈波离休后，仍然心系百姓。2006年11月，98岁的陈波（退休前的职务是二炮后勤部顾问）．来到二炮后勤部老干部服务处，向灾区和生活困难群众捐款五千元。得知部队正在组织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他不顾年老体迈，主动上门进行捐赠。2009年12月3日，第二炮兵后勤部原顾问陈波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