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这是一个印度人的名字。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将他的中文名字说出来，可能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印度人的中文名字叫“柯棣华”。20世纪30年代，柯棣华成为中国反侵略战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一员，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柯棣华医生救治了上千名中国军人。1941年1月，正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柯棣华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并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1942年7月，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9日，柯棣华在战场上病逝，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柯棣华写了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
1928年，柯棣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印度普纳的一所贵族学院。1931年又进了孟买医学院学习。1936年柯棣华完成了孟买医学院的学业。柯棣华的父母想帮助儿子开一家诊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德意日法西斯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世界。欧洲、亚洲、非洲大地上迅速燃起了战火。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同日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当时，八路军中缺衣、少粮，药品和医疗人员都十分匮乏，急需国际援助。尼赫鲁号召印度人民举行“中国日”活动，声援中国人民抗日。
柯棣华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精神的有为青年，曾多次参加印度学生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示威游行，并在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捕过。在这次印度人民为声援中国的抗日而举行的“中国日”活动中，他决心申请加入援华医疗队，为反抗法西斯侵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柯棣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这次到中国去，可能要冒生命危险，失去深造机会和职业，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是损失，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急切地希望被选中。”柯棣华的母亲知道他要前往异国的消息后，十分不舍。她多么希望儿子能留在身边。柯棣华拉着前来劝阻的母亲的手，告诉她：“妈妈，现在有很多中国母亲和姐妹正在遭受侵略者的凌辱和屠杀，为了更多的母亲和姐妹，我才和您分离，到遥远的中国去。”
很快，一支由5名医生组成的援华国际医疗队组建完毕，柯棣华就是5名医生之一。1938年9月1日，医疗队登上了赴中国的轮船。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在广州码头，他们受到了中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迎接。9月29日，医疗队经长沙辗转来到汉口，被中国红十字会编为第15救护队，先后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工作。
毛泽东亲自为他饯行
为了使自己尽快适应战场生活，来到中国后，柯棣华每天都背着背包练习徒步行军。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他还努力地学习汉语。在重庆时，他曾亲眼看到日本的飞机轰炸城市居民区，大街上到处都是无辜老百姓的尸体。法西斯侵略所带来的灾难和恶果深深刺痛了柯棣华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挽救更多在战争中遭遇不幸的无辜生命。就在医疗队准备启程到延安的时候，柯棣华突然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身为长子的他要第一时间赶回去，为父亲守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医疗队其他人都劝他赶快回国办理丧事。可是柯棣华强忍悲痛地说：“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我感谢父亲能够让我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抗日，救助伤员，我要用行动来答谢我的父亲。在没有实现承诺至少在中国援助满一年之前，我决不回去。”就这样，柯棣华将悲痛藏在心底，和医疗队其他成员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冲破一道道关卡，踏上去往延安的征程。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医疗队历尽艰险，终于来到了圣地延安，受到了延安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还亲切会见并设宴招待医疗队的全体人员。柯棣华曾写信给家人，描述了他当时的感受：（我）简直不敢相信，毛主席在那么简陋的窑洞里，点着煤油灯写下了那么多关于世界形势分析的文章，制定了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政策和策略，指挥着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对印度医生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要做好医务工作；二是学习政治；三是宣传抗日和国际主义。后来，桐棣华等人多次见到中国领导人，他还曾为周恩来摔伤的右臂做过手术。医疗队先是在延安窑洞里协助建立了“模范医院”，主要治疗从前线接回来的重伤员。后来，医疗队员受到白求恩大夫事迹的鼓舞，要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到前线去。桐棣华就曾直接向毛泽东提出，想到前线去工作。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同意柯棣华的要求。毛泽东对他说：在抗日的战场上已经牺牲一位白求恩大夫，医疗队员们为了中国的抗日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的人民感谢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不能让你们去冒那么大的风险。柯棣华又要求说，我们到前线去，主要是考虑战场到“模范医院”太远，有些重病号救治不及时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毛泽东最终被柯棣华的真诚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亲自为医疗队饯行。在八路军警卫战士的护送下，医疗队突破日军的军事封锁线，于1939年12月抵达了由朱德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
炮火中的情缘
1940年5月，柯棣华成为了白求恩卫生学校的第14名教员。当时，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中，有三人由于身体原因相继返回了印度，一人留在了延安。只有柯棣华始终工作在抗日前线。聂荣臻司令员召开了热烈的欢迎会欢迎柯棣华大夫的到来。会上，柯棣华讲述了自己来晋察冀的经过和自己对参加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认识，最后他说道：“我要说的是我决不辜负你们的希望，也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的和我的，也是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
台下响起了指战员们热烈的掌声，柯棣华微笑着向人们致意。在鼓掌的人群中，他发现一位身穿戎装的女孩，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她眉清目秀，双手托腮，军帽下一张白皙的四方脸闪烁着青春的气息。出于礼貌，柯棣华向她投去了善意的微笑。后来，他才知道那位姑娘叫郭庆兰，是部队卫生学校护士班的教员。
1940年9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组织“百团大战救护队”，柯棣华亲自带着卫生学校的学员参加了救护队。在涞灵战役十几天的战斗中，柯棣华的救护队先后收治了800多名伤员，手术585人次。为了能医治更多伤员，他有一次竟三天三夜没合眼。八路军的医疗条件很有限，护理人员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护理质量很低。不过，令柯棣华感到欣慰的是，每逢做手术时，那位叫郭庆兰的姑娘总会在手术室帮他递拿器械，做术后护理工作。她的技术纯熟、专业，帮了柯棣华很大的忙，他从心里感激这位女教员。
1941年1月，在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柯棣华出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任院长，同时兼任卫生学校教员。虽然是院长，但由于条件简陋，他仍然住在卫生学校的宿舍里，和郭庆兰宿舍仅隔一间办公室，因此两人相处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柯棣华喜欢音乐，郭庆兰也喜欢唱歌，他爱唱法国的《马赛曲》、美国的《黑奴歌》，郭庆兰有时会和他—起合唱。
在工作和学习的朝夕相处中，柯棣华和郭庆兰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从相识、相知最后到相爱。1941年11月25日，在众人的祝福下，两个人举行了简朴而又喜庆的婚礼。1942年8月23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聂荣臻为他们的儿子取名“柯印华”。正当夫妻俩携手为抗日救国积极工作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不幸离世
1942年12月8日下午，柯棣华正在编写《外科总论》讲义，他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原来，在一次行军战斗中，柯棣华吃了没有煮熟的病猪肉后，被发现得了绦虫病，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病后来转为癫痫。可是即便如此，他仍然不眠不休地拼命工作，所以经常因劳累过度和缺乏必要的营养而一再发病。这次发病后，奥地利大夫福瑞赶来对他实施紧急抢救。郭庆兰也闻讯赶了过来，并找来一块毛巾塞进柯棣华的口中，防止他因剧烈抽搐而咬破舌头。以往癫痫病发作时，他痉挛三五分钟后便会清醒，可这一次却是一直抽搐不止。郭庆兰见状真是心急如焚。注射吗啡，不行！注射樟脑液，还是不行！福瑞大夫不得不对他实行了脊椎穿刺……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可仍然于事无补。9日清晨6时15分，柯棣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郭庆兰无法相信自己深爱的丈夫就这样撒手而去，她怀抱着刚刚满108天的儿子痛哭不止。
得知柯棣华逝世的噩耗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许多领导亲笔为柯棣华题写了挽联和悼文。1943年初春，遵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郭庆兰母子得到最妥善的照顾。不幸的是，柯棣华的儿子柯印华在一次就医时，因医护人员失职，被静脉注射了发霉的葡萄糖，最终不治身亡，年仅25岁。
新中国成立后，郭庆兰来到大连儿童医院工作，为大连的卫生事业、儿童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她作为中印友好的“民间大使”，为中印两国友谊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她曾先后五次赴印访问，与印度政界和柯棣华家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004年，郭庆兰出席了庆祝中印两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的纪念大会。2006年11月23日上午，胡锦涛访问印度时，看望了柯棣华的亲人，胡锦涛说：“柯棣华大夫已经成为中印友好的象征，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柯棣华大夫的精神，将继续激励两国各界人士投身中印友好事业。”
2009年，柯棣华被选为“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