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革命斗争史上，曾经活跃着一支极富传奇色彩的特殊队伍——满洲特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就获悉了日本正在秘密进行侵略部署的确切情报，并通报了东北当局。这一重要情报虽然未得到东北当局的应有重视，却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准确依据，从而及早地为东北民众敲响了抗日警钟。而取得这一重要情报的正是由蔡伯祥领导的满洲特科。
周恩来指导筹建满洲特科
满洲特科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共中央特务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受“中特”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即在政治上受满洲省委指导，在组织上直属中共中央特务科。它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同志、营救同志等。
上世纪20年代，东北正处于国际国内多种矛盾交织的焦点。党中央为及时、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从党在东北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日起，即筹划成立满洲特科，而周恩来的一次东北之行则加速了满洲特科的诞生。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后，回国返沪途经沈阳曾停留一周。期间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详细地听取了满洲省委的工作汇报，并专程到东三省兵工厂进行走访，接见了兵工厂的·党、团员。在深入了解和掌握相关情况后，周恩来回到上海即开始着手满洲特科的筹建工作。
此前，东北地下党员赵唯刚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官的公开身份，已经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为满洲特科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1928年底，中央特科正式委派蔡伯祥（又名邵挟民）来沈阳组建满洲特科，任特科书记，并由赵唯刚任秘书长，其成员还有吴宝祥兄妹及小马等。蔡伯祥毕业于上海一所医科学校，曾在上海开过一家小医院，中央特科有人受伤都到他那里医治。他工作经验丰富，来沈后即在城内开设了一家“善首医院”，以行医作掩护。赵唯刚在奉系高层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奉系军政要人杨宇霆、汲金纯、高维岳都与他私交甚笃。为防宪警特务的盘查，赵唯刚特意请高维岳题写了医院的牌匾。
满洲特科成立后，工作开展很快，搜集了大量有关奉军的军事情报，并迅速转报给了中央特科。
保卫中共满洲省委
1929年7月，刘少奇秘密抵达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为便于掩护和保卫党的机关，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居住在当时的工业区78号，即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蔡伯祥指示赵唯刚说：“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住在你们那里，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并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高胜岳（曾以调查学生中的共产党出名）被派来高等军学研究班当总队长，是不是嗅到了什么？”后调查得知高胜岳来高等军学研究班纯属偶然，原因是他没处安排，蔡伯祥这才放了心。在满洲特科的积极协助下，刘少奇领导满洲省委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周恩来对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精神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中共满洲党的斗争精神。”
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奉命调离满洲省委，李子芬接任满洲省委书记。但这届省委贯彻和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对党员陈尚哲、杜兰亭的被捕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应急措施。而杜、陈二人叛变后，带领敌人大肆搜捕党、团员和广大革命群众。4月19日，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团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满洲省委秘书长刘若云、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等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在沈阳的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一人逃脱，东北党的工作完全陷于瘫痪。在宪警、密探、特务遍布的沈阳城，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根本无法向党中央报告。就在此时，满洲特科书记蔡伯祥及时向中央特科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党中央立即决定让正在上海汇报工作的满洲省委成员廖如愿火速返回沈阳，很快恢复了省委的工作，使命悬一线的满洲省委转危为安。
满洲省委遭破坏后，省委秘书处的重要文件被装在柳条包内，于4月23日转移到了省委印刷所。印刷所由李一雨夫妇负责，是省委最秘密的机关，才搬的家，是一个东北军退役旅长的房子，由特科秘书长赵唯刚打铺保租下来，被捕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地点。但是因为过于恐慌，李一雨夫妇外出躲避，27日省委派人去取文件时已经锁了门。28日，省委派秘书处秘书张光前配了一把钥匙试图进屋去取，但没能成功。之后，当时的省委交通员徐克峻和李文玉再次尝试用钥匙开门，结果引起了房东的怀疑。起了疑心的房东随后进到屋里查看，却见到几个大柳条包，撬开后发现全是文件。房东非常震惊，追问是谁打的铺保。问题十分严重，这直接威胁到了省委和特科的安全。得知消息后，有着丰富特工经验的蔡伯祥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晚上8点亲自带队去找房东，先送上厚礼说情，提出交个朋友，如果实在不成，就动武抢出文件或放火烧掉文件。行动当天正如蔡伯祥所料，房东一看有礼物又有钱，态度就好了些。蔡伯祥见状，于是说：“帮你房客打铺保的那个长官今天不能来，委托我来看看你。他是士官毕业，和那个房客也不认识，还不是朋友托朋友嘛！你们都是军界人士，交个朋友嘛！”房东只好让步说：“你们把那柳条包拉走吧！告诉你朋友下回可要注意点啊！情况复杂啊！”就这样，一场危机被化解了。
开展地下兵运工作
1930年春，党组织决定派刘伯刚去讲武堂做兵运工作。于是赵唯刚把刘伯刚安排在机迫平传习班（机关枪、追击炮、平射炮学习班）班长杨炳森卫兵的住处，以杨朋友的名义出现，更便于接近学习班的士兵。此后，刘伯刚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官兵进行交谈。贾揆是这个班3个队长之一，自己住一个房间，刘伯刚常去和他聊天，谈国际国内形势，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此外，刘伯刚还常到东陵山林守备队找士官聊天，但也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当年夏天，刘伯刚把党的刊物《满洲红旗》带到野外看，不慎被人偷去，因而被捕。赵唯刚通过给刘伯刚送行李的机会，把他在机迫平传习班发展的芦透云等4名党员的名字记了下来。
刘伯刚被捕几个月后，满洲省委又派来两人，一位姓胡（即韩元波），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另一位姓黄，为秘书长。他们都由赵唯刚接关系打铺保并给租了房子。当时正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全国到处在搞武装暴动。胡、黄两人来后，赵唯刚把机追平传习班的兵运工作交给了他们负责。后来中央批判了立三“左”倾路线，停止全国搞武装暴动的计划，老胡拿着赵唯刚开的护照，马上启程到北满（博克图一带）去传达中央文件，通知停止武装暴动。但到达当天，正在召开会议时，与会的十余人全部被捕，后来老胡等5人被杀害。为保证省委其他同志的安全，赵唯刚立即清理了老胡的住处。
协助中央特科完成任务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候补委员杨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并遭杀害。中央特科行动科曾计划劫囚车营救彭湃等4人，但因敌人临时更改囚车行程和时间而未能成功。白鑫投敌后，被安置于国民党特工范争波的公馆内暂避。他深知中央特科红队（又称“打狗队”）镇压叛徒的厉害，所以为保命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但因他了解很多党的机密，而且出卖澎湃等同志，之后还继续破坏党的利益，危害极大，党决定将其坚决处决。周恩来亲自到白鑫的住所和合坊弄堂勘察现场，并结合连日所获情报，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由中央特科重要成员陈赓负责执行。
蔡伯祥在任满洲特科书记之前，曾是中央特科红队有名的神枪手。这次陈赓特地将他调回上海，协助惩处叛徒白鑫。1929年11月11日下午，在陈赓指挥下，蔡伯祥与红队的同志在白鑫的住所周围埋伏下来。傍晚，白鑫由范争波弟兄等5人陪着，从住所门口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但他还没来得及上车，就被冲上来的红队队员团团围住。白鑫开枪顽抗企图夺路而逃，但最终被蔡伯祥等击毙在弄堂里。
1930年4月至8月，中央特科派陈庚、钱壮飞和胡底一同到天津、沈阳等地开展情报工作。时逢东北党的地方组织遭敌人大肆破坏，敌人对外地来沈人员更是详加盘查。为避开敌人的跟踪、追捕，陈庚等在蔡伯祥的安排下，分别住进满洲特科成员的家中，其中陈赓就住在满洲特科秘书长赵唯刚家里。在满洲特科同志的大力协助下，陈赓等人圆满完成了这次情报工作，并将满洲特科的工作情况及时汇报给了中央。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幸而钱壮飞等同志及时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才使上海党的机关免遭大的破坏。但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顾顺章在党内地位较高，知道很多中央机密，其中包括周恩来等许多中央同志的住址。为此，中共中央负责人被迫离开上海；许多打进敌人要害部门的同志也因此暴露；大批特科成员难以存身被迫转移。
顾顺章叛变前，工作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陈赓。1926年9月，陈赓与顾顺章同去海参崴学习，之后又在中央特科共事了4年。顾顺章不仅知道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甚至连他的亲戚朋友也全都认识。因此顾顺章叛变后，党安排陈赓立即隐蔽起来。陈赓在上海认识的人特别多，许多特情关系都有来往，为安全起见，党中央决定派他和陈养山到天津去。
经过周密计划，党中央特意调熟悉天津情况的满洲特科书记“张麻子”即蔡伯祥，护送陈赓和陈养山去天津。他们于6月16日离开上海，因怕坐中国船出问题，于是选定一艘开往塘沽的英国货船。货船乘客很少，船上只有统舱，男女混杂地挤在一个大铺上，经过4天4夜到达塘沽，后又改乘火车，最终抵达天津。蔡伯祥把他们安排到法租界交通旅社住下，安顿好一切后即刻赶回了沈阳。
严密监视日军的侵略活动
监视日军在满洲的侵略活动是满洲特科的一项主要任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铁路车站发现异常现象：“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围又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同时，四平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现象，铁路的给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岗哨。这一情况，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满洲特科就向满洲省委做了报告；事变前两周又给时任辽宁省省长臧士毅打了报告，称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军事要地举动异常，有近期“动手”的迹象。这一重要情报虽然未得到东北当局的应有重视，却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正确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及时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及早地为东北民众敲响了抗日警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于第二天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讨论了对应措施，制定了斗争的任务、方针、策略和口号，并发表抗日宣言。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同日，满洲省委和满洲团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9月21日，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对于东北地区形势作了进一步分析，更加明确了我们党的任务，制定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同日，满洲省委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详细经过、省委对“事变”的措施及省委的工作布置等。之后，省委又陆续发表了多项宣言和决议，严厉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外敌入侵。
满洲特科在复杂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凭借其成员的精明强干、机勇果敢，以及无比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有效保证了我党在东北地区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