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红一、红二、红四3个方面军的西北大会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对新中国的建立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会师来之不易。这其中，红二方面军主要创建者之一任弼时的独特贡献与作用功不可没。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任弼时显示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善于正确解决复杂重大问题的智慧与才干。
审慎抉择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4年8月，以任弼时为中央代表的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10月，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从此，红二、红六军团征战湘西，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然而，正当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率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与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六路“围剿”进行周旋，准备向湘黔边实施战略转移之时，1935年8月上旬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突然中断。此刻，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由于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收走了党中央与他们的联络密码造成的。
孤军转战的红二、红六军团急需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以确定行动方向。格外重视电讯联络工作的任弼时，甚至常常自己坐在机要室搜寻党中央的电波。但是，任凭怎样呼叫，都毫无回应。直至1935年9月29日这天，任弼时才在湘西石门县突然寻呼到一个音调和报务员手法都很像党中央的电台。异常兴奋的他误以为与中央恢复了联络，当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在简报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情况后，为核实对方身份，他提出：“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然而次日，他却收到了署名“朱张”的复电。复电在准确报出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及委员名单后，告诉他们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6月中旬在懋功会师后，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条只强调张国焘由中央任命为红军总政委，却回避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情况的复电，令任弼时等十分不解。于是，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多次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中共中央的情况：一、四方面军是否已入陕西境内了，今后行动大的方向是什么？希望告诉我们，以便依此来决定我们的行动。一周后他们再次追询：一、四方面军将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及发展方向，盼告；你们的行动方针望速电复。
然而，直到11月中旬，张国焘才来电告知四方面军攻占芦山等胜利消息，并强调这一胜利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建立了配合长江一带苏区发展的战略任务，但却始终封锁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甚至连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北建立革命大本营等重要决策和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胜利喜讯都毫无涉及。
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受敌人四面“围剿”，压力愈来愈重，不得不放弃湘西。在敌情严重、与中央无法直接联络、对张国焘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的复杂情况下，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研究决定，于11月19日两军团在桑植县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并于当晚率部向湘中突围，开始长征。
此时，中央与红二、红六军团的联络也因无密码而无从进行，因此1935年12月23日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作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在半年之内完成与红二、红六军团的通讯联络，因为红二、红六军团在战略上有很大作用，“其行动应适当指导之”。会议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把《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方针任务的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希望他负责转红二、红六军团。对此，张国焘虽不敢不转告，但在转告中把中央原电文“苏维埃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胜利的时期，中央红军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之后，将敌人对陕甘苏区之三次‘围剿’彻底粉碎，是这个新时期的鲜明的标帜”，改为“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都说明苏维埃运动并没有低落，而且得到新的发展。”如此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强调为苏维埃运动新发展的首要内容，对不知原电内容的红二、红六军团很容易产生误导，这正是张国焘的用意。但任弼时等虽不得要领却并没有放弃与中央的直接联络，同时执著地多次要求张国焘告知全局情况。
1936年3月底，红二、红六军团经过一个月艰难转战乌蒙山的大回旋，进占了黔西南，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认为有在滇、黔、川交界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可能，但因不明了全局状况，更不知中央的安排，难以定夺自己的行动。因此，在答复3月23日署名“朱张”的电报时非常郑重地提出：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汇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着眼于整个战略以确定红二、红六军团行动方向，是任弼时等一贯坚持的全局意识。然而，始终对党中央北上的举措持异议的张国焘，对“整个战略”答复自然会闪烁其词：“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而对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指导是，“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以先到滇西为目的”，“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对上述有倾向但不决断的指示，任弼时同贺龙、关向应等审慎考虑，关键时刻做出了“北渡金沙与主力会合”的最后决定。在对中央意图始终不十分明确的异常复杂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敢于独自做出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定，足见中央随军代表、肩负一个大战略区第一政治首长职责的任弼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勇于决断的领导魄力。
4月底，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红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与三十二军组建了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至此，中国工农红军就建制而言形成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支主力部队框架。
有理有力，扼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聚合了分散在南方的中共两支重要战略力量。按党中央的决策，两个方面军的战略任务就是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三军大会师，开创抗日新局面。但是，迫于压力取消了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仍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主张“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等。为向红二、六军团兜售他的主张，他于6月初向前来会师的红二、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派出“工作团”，送来一批包括《干部必读》等在内的文件和材料，其中就有指名道姓诽谤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人的言论。尤为引入注目的是，该小册子第二十一期刊登的张国焘1936年6月6日的讲话。张国焘在讲话中把他和党中央的关系称之为“互相协商”，攻击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路线”等。红六军团的王震发现后，马上下令把文件烧掉，并报告了任弼时。任弼时十分警觉，同贺龙、关向应研究后，立即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明确交代：一、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材料一律先存政治部，一律不准下发；二、劝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告其只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任弼时态度坚决地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使尚未见面的张国焘感觉到，任弼时不会轻易听他的。
会师的那段日子，任弼时、贺龙常与朱德深入长谈。任弼时、贺龙的到来，令始终反对张国焘分裂行径的朱德深感力量强大了。他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并且向他们讲述了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三人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扼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在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召开的会师庆祝大会上，任弼时代表红二、红六军团旗帜鲜明地表示与中央一致的态度，他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红军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任弼时的话，无异于一种宣言，也是为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明确征战的任务与前进的方向，更是对张国焘北上的促进。
对张国焘，任弼时始终既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为直接和陕北的党中央沟通联系，会合后任弼时马上从张国焘那里要来电报密码，摆脱了张国焘的制约；为全面了解情况，争取和团结张国焘，遵照朱德的提议，在继续北上途中，任弼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随朱德、张国焘一起行动，期间同张国焘多次单独交谈。任弼时与张国焘是老相识，早在1922年张国焘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们就认识了。因此，他们之间的谈话很坦诚，批评、争论也很激烈。
8月底，就在三大主力会师的态势已经形成之际，张国焘显得格外急躁，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派人向任弼时提出所谓“两个方面军首先一致”。显然，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郑重地告诫来人：只有在中央十二月会议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任弼时又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没有开成。
在同张国焘面对面交锋的同时，任弼时也抓紧时间虚心听取红四方面军高层领导干部的意见，耐心做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思想转变工作。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过草地时任弼时同他进行过长谈。徐向前说：“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同时，徐向前也谈到自己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一些想不通的问题。任弼时则坦诚地告诉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徐向前非常赞同。此外，任弼时还主动找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傅钟交流思想。他向傅钟讲了红二方面军7个多月的艰难行程，称赞红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批评他们不仅不执行“北上决议”，反而和党中央闹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散布不和，损害团结。
任弼时就是这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团结了所有同志。从7月初自甘孜北上，直至走过入迹罕至的大草地，整整两个月任弼时随朱德、张国焘一起行动。他以坚强的党性原则、政治家的战略思维和善于倾听尊重他人意见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红四方面军广大高级干部的信任，使大部分同志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有了深刻认识。
积极坦诚，三次提出关键性建议
为了实现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了党与红军的团结，任弼时曾三次向党中央提出关键的建议。
第一次，建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这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得到红二方面军的一致赞同。1936年7月10日，任弼时随朱德、张国焘北向阿坝途中，给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发了一封长电，分析党内建立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的迫切性，并提出具体建议。他说：“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万分迫切，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
对任弼时的建议，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两天以后，张闻天复电任弼时并告红四方面军，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的情况，说明“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与此同时，任弼时把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情况和给中央的建议详细通报给红二方面军领导。8月9日，任弼时在给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信中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任弼时的这些主张立即得到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贺龙等复电说：“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出一告一、四方面军书。”
第二次，为解决迫切的军事指挥统一问题，建议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得到中央的采纳。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后，任弼时从朱德、张国焘那里回到红二方面军。此时战争形势又趋紧张，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地区后，张国焘在军事行动上又与中央唱反调，几番提出西渡黄河，致使中央提出9至11月三个方面军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将到甘南的胡宗南部的战略计划无法实现。面对三大主力红军难于协调一致的状况，9月19日，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联名致电党中央及朱德、张国焘：“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部署，则良机可以全部失去。”建议：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德、张国焘，陕北周恩来、王稼祥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中央及时采纳了上述建议，21日复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位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因周恩来准备赴南京谈判，所以中央决定军委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一起工作。这时，军事上坚持西进的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撤出通渭地区。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并指出：“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面军的最后决定”。次日，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讨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后，认为四方面军仍宜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并就此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首长。在这种情势下，张国焘被迫重新下达北进命令。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与接应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铎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22日，红二军团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陕、宁等省，行程二万里，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至此，红军三个方面军完全会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第三次，会师后为进一步解决团结和原则上统一指挥等一切问题，建议中央派人陪同朱德、张国焘去保安，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会合，实现全党全军大团结。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11月11日，任弼时等向中央发出建议电。18日，周恩来从保安来到河连湾，数日后即陪同朱德、张国焘北上，30日到达保安，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会合，实现了全党全军大团结。
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对任弼时的任命，不能不说是对他在促成三军大会师，在维护党的团结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一种褒奖。12月初，任弼时离开红二方面军，到前敌总指挥部工作。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革军委，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为主席团委员。自此，任弼时进入中共军事领导最高层。
自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任弼时深明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不同对象、不同层面的团结工作：对张国焘，竭尽全力与其分裂行径作艰苦且策略的斗争；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细致认真地深入，充满信任地做思想工作，澄清事实，扭转认识；对中央，担负起大量的面对张国焘的工作，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提出意见与建议，进行协调。对任弼时的这段历史，无论他生前与身后都是有口碑的，朱总司令体会最深。他说：“任是坚决拥护中央和国际的”，“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