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先生(1893-1975)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宣传家、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他与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王化一、卢广义绩一起被誉为东北救亡七杰，曾为争取民族独立、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王卓然生活的年代正是列强环视意欲瓜分中国，而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加紧对我国的侵略，鲸吞我国大片国土。国土沦丧，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面对国仇家恨，王卓然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依仗身为张学良将军重要幕僚之便，收集大量日军侵华罪证，不失时机揭露其狼子野心，使其阴谋昭示天下；他还利用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之便，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争取援助；他组织创办进步报刊，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扬红军英雄事迹，鼓舞民众抗日救国；他积极帮助外国记者斯诺深入陕北苏区了解根据地实情，激发青进步青年投奔延安；他在“西安事变”后积极支持张学良将军，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尽了一份力量。因此，王卓然先生的一生始终都在践行着抗日救国的信念，矢志不移。
搜集大量资料，揭露日本滔天罪行
1929年10月末，第三届太平洋问题国际讨论会召开，中国国民政府就党派员参加会议事宜与张学良进行商议。因为当时西太平洋的主要问题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更突出表现在中国的东北问题上。经过讨论，东北政务委员会决定派阎宝航、王卓然、周天放等5人参加此会。太平洋会议是由美国政府发起，有中、美、英、法、日、荷、葡、比、意等九国参加，专门商讨对限制军备及远东太平洋问题的地区性会议。为了在太平洋问题国际讨论会上揭露日本在华的罪行和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阎宝航、王卓然等在筹备参加会的材料时，广泛收集日军在华的侵略罪证。这年9月下旬，日军在铁岭的滋事案，更增加了他们对日军的憎恨，他们决心利用这次会议揭露日本欲吞并中国的阴谋，希望通过国际力量使日本的野心不能得逞。阎宝航、王卓然等从张学良那里得到了日本欲扩大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他们共同把它译成英文，决定在会上散发。《田中奏折》即是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写给天皇的一份秘密奏折，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充分表明，“田中奏折有关满蒙的征服构想，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推动总体备战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阎宝航、王卓然等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后，装订成册，带进太平洋国交会会场，向各与会代表散发。各国代表得到此文件后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向国内报告，这使日本欲控制世界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太平洋国际问题讨论会上虽然没有通过约束和制止日本扩张的决议，但日本“欲得世界须先得亚洲，欲得亚洲须先得中国，欲得中国须先得满蒙”的战略构想已臭名昭著。各帝国主义国家考虑自身的在华利益，对日本有所掣肘，致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挑衅活动有所收敛。从这个意义上说，阎宝航、王卓然等代表为捍卫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主权立下了一功。
通过太平洋国际问题讨论会，王卓然在辽宁、特别是在沈阳的教育界的声望与日俱增，他在辅佐张学良处理东北军政要务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除了教学之余他还常受邀请为社会各界讲演，揭露日本欲吞并东北、侵略中国的野心，呼吁人们提高警惕、团结一致，防范日本侵略。此时的王卓然已成为张学良的左膀右臂，并用坚持抗日救国的信念和行为影响和支持着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的信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血洗沈阳城，进而占领东北大片领土。日本帝国主义竞公然发表宣言，把这种侵略行动说成是“自卫权之发动”，诬中方有“违约侵权”五十四案。南京政府电问这“五十四案”之内容，张学良也不知如何答复。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以正视听，王卓然建议张学良组织“东北外交研究会”，张学良立即采纳，任命王卓然做该会秘书主任，负责组织成立“东北外交研究会”立即开展有关研究工作。王卓然在主持“东北外交研究会”期间，发表大量反日文章，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恨之情，呼吁全国人民共赴国难，收复失地。在王卓然等人的努力之下，“东北外交协会”成立，不到两个星期，即整理了大量资料，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五十四案”逐一进行有效驳斥。后来南京政府就是根据“东北外交协会”整理出的这个材料，向日内瓦国际联盟对日进行控诉。1932年3月，在国联派李顿代表团到中国东北调查时，“东北外交协会”向该调查团提供了大量日本侵略东北的资料。接着，王卓然继续搜集资料，编辑出版发行中英文东北问题丛书40余种，以及洋洋百万言的《外交大辞典》，发行《外交月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王卓然多么期望能为一致抗日做一点实际的努力，希望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足力站起，以与强寇决斗”。
九一八后，日军对东北民众恣意屠杀，在王卓然的老家抚顺，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平顶山屠村事件，平顶山等处三村有2700多农民被屠杀。王卓然主持的“东北外交研究会”对平顶山事件做了实地调查。王于1932年11月23日就此事件向中国外交部发电报转外交代表顾维钧，做了详细报告，遂使中国外交部据此报告于11月24日在国联理事国会议上对日本提出控告。12月6日至10日在国联理事会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再次提出平顶山惨案，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暴行，引起各国代表对日本的痛责。国际舆论曾广泛报导。1933年2月24日国联通过了李顿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肯定了中国东北三省的主权。日本为此而退出国联，从而在国际政治中逐步走向孤立。
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东北爱国人士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先后到达北平，共同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由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彭振国、熊飞、霍维周、杜重远、李梦醒九人组成。该会以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日，“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救国会”成立后，把组织和发动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做为头等大事来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频频向关外的义勇军输送干部，协调军事行动，在海内外广泛募捐，向义勇军提供物资及武器弹药。义勇军的武装抗日运动在白山黑水间风起云涌，给予日军重创。
王卓然专门负责该会与张学良联络和筹措资金之责。在救国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中，只有王卓然在张学良的身边工作，能每天相见，沟通信息。张学良对救国会的工作计划、安排，东北义勇军的情况，主要是通过王卓然的汇报介绍了解掌握的。而对如何支持、在哪些方面支持、以多大程度支持救国会和义勇军，张学良还要征求王卓然的意见。救国会和义勇军的经费、武器弹药、粮食等大部分是由张学良暗中供给的。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抗日义勇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所以，该会自成立之日起，张学良就对东北民众和义勇军抗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给以大力支持。救国会成立伊始，张学良就大力资助30万元。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的日记，记载张学良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系方面的材料，在1932年就达34则之多。
另外，王卓然、宁恩承等倡议发行“爱国奖券”来筹集抗日经费，此举也得到张学良和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张学良每次都带头认购很多奖券。平津卫戍司令部及河北官产总处，亦每月认购。这样一来，东北军政官员，各界人士，甚至小贩、农夫也参加购买，宁沪各界人士也纷纷汇款认购。王卓然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会总共发售爱国奖券6期，特种奖l期，净余款17万元，对支援抗日义勇军救亡工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余款后来用来支援东北救亡总会的斗争也发挥了重要作月。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旋即开始了抗日宣传和组织民众武装抗日．以唤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阎宝航、杜重远等还组织南下宣传队，沿平津路，平汉路宣传东北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号召各界人民为东北义勇军捐款和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王卓然的长子王福时主动要求加入了南下宣传队。而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车向忱等人亲自出马到宁、沪、粤、闽、浙等地进行宣传，以争取全国民众团结抗战，打击侵略者。在救国会的领导和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义勇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到1 932年5月，辽宁省义勇军就达到30多万人。在军事斗争上，“救国会”派出大量联络员，手持张学良亲笔信出关到东北各地动员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仅半年多的时间义勇军就遍地开花，在东北全境打击日军，辽宁抗日义勇军不断掀起抗日高潮，克复许多城镇，还攻打过沈阳，到处袭击日军据点，大有席卷辽宁之势，这些军事行动有效打击牵制了日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南下。在这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故事，大批英雄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最为典型的就是苗可秀。“救国会”派到关外的苗可秀，历任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少年铁血军总司令、抗日义勇军司令，立下了赫赫战功。日寇悬赏百万缉拿。1935年苗不幸在辽宁岫岩哨子河战斗中受伤被捕。从容就义前，苗写信给王托孤，拜托老师能够收养不知流亡何处的妻儿。他的事迹在全国广泛流传，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抗战行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创办进步报刊，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扬红军英雄事迹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建立之初，王卓然便与主管宣传部工作的阎宝航商议创办抗日救国报，后该报命名为《覆巢》，即覆巢之下无完卵之意，以警世人。该报专登东北义勇军抗战和敌伪活动消息。1932年张学良将军指示将《覆巢》3日刊改为日报，于是在12月《覆巢》正式改版为《东方快报》。《东方快报》从创刊之日起登载大量抗日文章与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之下东北民众的英勇抗日斗争，受到各界民众欢迎，日发行量达12000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报刊。
《东方快报》除正常出报外，还发行过一些进步刊物。1936年6月，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在中外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斯诺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身份能够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与张学良有着密切的关系，陕北苏区之行得到了张学良的具体帮助和安排。据新增补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也可得知，斯诺从西安出发到延安，与国民党士兵一起乘坐的卡车，就是张学良将军所提供的。王卓然与他的儿子王福时与斯诺夫妇在北平早就熟识，而王卓然又是张学良极为倚重的亲密助手。斯诺到西安拜访张学良将军，并得以进入陕北苏区采访，都少不了王卓然的帮助。王卓然与斯诺的交谊非同一般，据王卓然自传记载：“七月七日爆发卢沟桥事变，战事突起，……平津火车已断，我的家人早去天津，我避到东交民巷美国记者斯诺家里，许多重要珍贵的抗日文件与资料，也藏到他那里。在他家住了两星期，到8月15日，我与斯诺同去天津。我有一只很宝贵的手枪，是汉卿先生赠我的纪念物。斯诺说他将再去陕北采访，我请他将手枪代赠给毛主席，以后是否捎到就不知道了……”。由此可见，王卓然与斯诺的私交还是比较深的。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的出版发行，更与王卓然以及他的儿子王福时有着直接的关系。1937年3月，斯诺安全回到北平，将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籍，王卓然的长子王福时，向斯诺借来全部采访手稿、图片、地图等，马上组织人力翻译，翻译成书后添加名字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本书是斯诺《西行漫记》的最早中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与《西行漫记》略有不同，是节译本，又有不同的内容。《印象记》全书共300页，包括34幅照片，10首红军歌曲，增加了《西行漫记》所没有的几篇重要文章。《印象记》所载的34幅有代表性的照片，既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身影，也有红军战士、文工团员、护士等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写真，加上斯诺夫妇精心编写的说明文字，生动幽默，富有情趣，呈现给当时世界一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形象”。时隔数十年，今日看来尤为珍贵。《印象记》书中配发了10首红军歌曲（包括曲谱）。长久以来，这些红军歌曲未见其他刊物发表或继续传唱，可能多已失传。如邓颖超在陕北庆祝平型关大捷大会上领唱过的《红军胜利远征歌》，歌词多已记忆不清。后来，新华出版社在王福时家找到《印象记》，才将歌词补充完整。
全力支持西安事变，帮助国民了解真相
1936年12月12日，强烈的爱国热情，坚定的抗战决心，惊人的胆量和对东北三千万父老同胞的负罪感，致使张学良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对蒋实行兵谏，迫使他同意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在北平的王卓然敏感地感到这一定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兵谏”，于是他立即将他主编的《东方快报》改版，将一版头条的内容撤掉，用大号铅字做标题《张学良为抗日救国，在西安兵谏，以息内战》，宣传张学良为抗日救国，举行兵谏以息内争，并迅速刊登了张学良“八大主张”通电。当时全国报刊，包括国外莫斯科的《真理报》、《消息报》全是斥责张将军为叛乱的讨伐之声。《东方快报》挺身而出，全文发表西北抗日联军总部通电，帮助各界民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东方快报》是最早报道西安事变消息的报纸，并用了“兵谏”的字样。
为了达到兵谏的目的，实现通电的八项主张，王卓然与在北平的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于毅夫、王化一、陈先舟、张克威、韩立如、杜超杰、宋星池于13日下午开了一个会，商议如何配合西安事变。大家研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根据王卓然的提议，名为图存学会，以学会的名义来进行工作；设立一部电台，以保持与西安的联系，保证和西安密切配合，协调行动；派人与在北平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联系，请二位做宋哲元的工作，再请宋哲元与阎锡山、韩复榘联系，支持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王卓然继续利用《东方快报》报道西安的最新消息，使更多的人了解事变真象。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图存学会派人到各省说明事变真象，澄清谣言。
由于国民党政府极力封锁西安事变消息，国内外许多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甚至流传对张学良本人也有某些猜测和误解。12月25日下午，突然从西安传来蒋介石已接受张学良提出的全部条件和张学良已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尽管当时许多东北人士对此不大相信，但王卓然深信不疑。他了解张学良性格：他心地光明，而好作冒险，有英雄思想而喜出奇军；也立刻感觉到张学良此去是凶多吉少。于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张学良，创造有利于营救张学良的舆论氛围，王卓然决定立即动笔撰写介绍张学良的书，他连夜赶写《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文，共13000余字，竟一挥而就，第二天送印刷厂发排，在北平初印3000册发行，并立即亲带200册去南京。次年2月，王卓然去西安，初次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并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将《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和后来草就的《东北小兵告别》一同付印成书，在西安发行，风行一时。该书对于各界人民及时了解张学良，了解西安事变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为了求见和营救张学良，王卓然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