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少年时期曾在东北求学3年，并立下了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可以说，周恩来的革命生涯启自东北，而曾作为党在东北地区统一领导机构的中共满洲省委，其在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和危急关头，也都与周恩来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决策筹建中共满洲省委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于危难。党中央为了扩大革命力量的回旋余地，粉碎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建立了统一的东北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以加强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成为挽救中国革命的重要的组织措施之一。周恩来正是这一决定的主要决策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指使其反动军队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占领总工会，以“清党”为名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公开叛变革命。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宣布“分共”，与共产党决裂，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1927年4月28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召开。周恩来因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问题，到达武汉时，“五大”已经结束。但由于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已得到全党了解和承认，因此“五大”会上，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还直接负责中央的军事工作。
为进一步讨论东北问题，“五大”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8至19日，在汉口日租界鲍罗廷公馆召开了“东北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瞿秋自主持，东北参加“五大”的代表和列席人员邓鹤皋、尹才一、关向应、陈日新、穆景周、曲文秀等参加会议。会议经过研究讨论决定：东北地区急需建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以加强党对这个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并确定这个统一领导机构的名称为“中共满洲省委”。
根据会议决定，分管北方局工作的蔡和森指示邓鹤皋回东北组建满洲省委。由于叛徒的出卖，邓鹤皋在大连被捕，省委的组建工作被迫中断。几经周折，1927年10月24日，陈为人等人成立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东北地区的革命火焰呈燎原之势，在东北树起了一面革命的旗帜。
亲临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精神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在满洲省委的护送下，周恩来携夫人邓颖超安全抵达莫斯科，顺利出席“六大”。11月，在由莫斯科返回上海的途中，周恩来来到了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奉天（沈阳）。
当时，奉天的北市场地区地处火车站附近，这里鱼龙混杂，环境极为复杂，素有“奉天十里洋场”之称。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初，为便于掩护，陈为人以奉天英美烟草公司帮办的身份在这里租用了4间民宅。这幢青色砖瓦的普通平房，既是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陈为人夫妇的居所。
深秋的一天，陈为人兴奋地从外面回来，要妻子韩慧芝收拾一下房子，说有重要客人要来家里。于是，韩慧芝便将保姆和孩子打发出去。傍晚，周恩来随同陈为人出现在了位于老北市的民宅福安里。
韩慧芝按地下工作纪律，自觉回避，站到进屋的门边守着，时刻注意外边的动静。屋里，周恩来向陈为人和省委成员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还特别详细地听取了满洲省委的工作汇报，重点听取了关于奉天兵工厂党的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做了具体的指导。随后，在陈为人的陪同下，周恩来走访了兵工厂后面的工人居住区东三家子，接见了兵工厂的党团员，鼓励他们积极为党工作。
此前，在1928年9月召开的东北地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陈为人已经向广大党员就“六大”精神做了传达，并通过了《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批判和纠正了满洲省委前段时间执行的盲动政策。周恩来此次亲临指导，为“六大”精神在东北地区的贯彻和执行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方向，使满洲省委对革命形势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东北的广大党员干部。
亲笔起草致满洲省委指示信
由于东北地区工业不断发展，当时已经产生了五十万以上的产业工人。资本家利用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异常苛刻，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尖锐起来，工人自发的斗争日渐兴起。 这一时期，抚顺铁工厂发生一起日本工头毒打中国工人事件，厂内300名中国工人忍无可忍，群起痛打日本工头，并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发生冲突。结果，有160名工人被警察局捕去，其中10人被关进监狱。满洲省委对这一斗争非常重视，立即派一名省委常委去抚顺进行指导，使其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的反帝斗争。
1929年1月13日，满洲省委将抚顺铁厂工人斗争情况报告给党中央。2月5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满洲省委的信》，认为“这一斗争可与全国反日运动联结起来引起一般民众的反日情绪”，并针对这一斗争作了充分地估计：“在满洲现时的环境中在抚顺工人斗争经验的缺少和组织的缺乏以及党的领导力量微弱到极点上来说，这一工作也还是极其艰难的。”要求省委“有计划地忍耐地去建立基础工作，千万不要因（抚顺铁厂工人）这一斗争的发展，便急切不顾一切地作孤注的一掷。”他指示满洲省委，在斗争中应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寻找积极分子，经过他们去发展斗争。由于满洲省委在斗争中认真地领会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使抚顺的工人斗争进一步开展起来。
任命满洲省委书记，培训省委干部
1928年底，满洲省委遭到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新省委经过艰辛开拓，虽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工作，但是整个东北的革命形势仍十分严峻，工作难于开展。1929年4月13日，时任中央特派员的谢觉哉给中央打报告，希望中央能迅速派出优秀的干部奔赴东北来领导革命斗争。
此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已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自“六大”结束后至1930年期间）。接到谢觉哉的报告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经过认真研究讨论，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下决心解决满洲省委问题。1929年6月4日，党中央召开第三十九次政治局会议，向忠发、项英、杨殷、关向应、李立三、周恩来等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刘少奇。当时，刘少奇正担任着产业工人最集中，又是党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市沪东区委书记的重要职务。
为了加强满洲省委的领导，周恩来还亲自找到正在上海党中央待命的地下党员丁君羊谈话，向他介绍了东北地区的复杂形势，指示他去沈阳协助刘少奇开展工作。
刘少奇在满洲省委的8个多月时间里，做了大量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使东北的群众运动有了空前的发展。周恩来对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中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在精神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的斗争精神。”
为了提高各地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先后举办了几期秘密的干部培训班。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曾先后派任国桢、赵尚志、张干民、李维周、郭任民等到中央训练班学习。满洲省委派去的这些学员，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思想理论水平和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回到东北后都成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筹建满洲特科协助满委工作
1927年11月，为有力地保障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有效地领导中国革命，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当时东北正处于国际国内多种矛盾的焦点，为了及时把握信息，以便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1928年1 1月，周恩来由奉天返回上海党中央后，立即着手筹建中央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满洲特科。
1928年底，中央特科正式委派蔡伯祥（又名邵挟民）倒奉天组建满洲特科。满洲特科受“中特”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即在政治上受满洲省委指导，在组织上直属中共中央特务科。它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同志、营救同志等。满洲特科成立后，很快搜集了大量东北军的军事情报，将张学良出兵帮助蒋介石的决策过程、东北当局内部对此事的分析，以及蒋张又联合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等，都及时准确地汇报了中央特科。
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一直十分重视。1929年3月底，周恩来为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土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在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夺取群众’之下，士兵运动，当然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这一指示为满洲省委在东北军中开展士兵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为便于搜集情报，同时协助满洲省委开展士兵工作，满洲特科多次派人打入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父子执政东北期间创办的综合军事学校。东北军中上自最高统帅张学良，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满洲特科秘书长赵唯刚利用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教官的公开身份，不仅搜集了大量隋报，并在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有效地保卫了省委机关的安全。特科成员刘伯刚深入讲武堂开展地下兵运工作，在东北军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瓦解旧军队发挥了积极作用。
亲笔批示营救满委被捕同志
满洲省委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组织机构更迭频繁。193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新任省委书记李子芬、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等三十多人先后被捕；11月，林仲丹在去抚顺巡视工作回奉途中被捕；12月，省委书记陈潭秋与团省委书记王鹤寿到哈尔滨布置工作，在召开特委会议期间被捕。由于主要领导人接连被捕，满洲省委岌岌可危。
1931年初，满洲省委就这3起被捕事件，以“万生”为名给中央发了一封名为《万生为营救奉天被捕同志给天生的信》。信中称，其主要内容是来自“奉庄”的报告。据党史专家谭译考证：“天生”是当时上海党中央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的代称，满洲省委通过他向中央汇报情况。“奉庄”即指满洲特科。上述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就是由满洲特科负责。
信中说：“由全部看来，关于营救事，不易办理”，“要知道此处之困难，不是要极力进行”，“奉地互会成立虽有数月，但上海互总置之不加闻问，更加经费亦不寄给……”由此可知，营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即是经费问题。“互总”即互济总会，是党领导的专管救济被捕党员及家属等事宜的群众团体，总部设于上海。当时正值上海党中央的多事之秋，经费非常紧张。周恩来在看过信后，权衡轻重，毅然批示：“天生：此信我看过，望告济总党团，速汇款去救济在狱人土，至急勿误！”正是有了这个批示，满洲省委很快拿到了“济总”的款项，到1932年7月，将被捕同志全部营救出狱，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