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上的辛亥革命。而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更是“五四”精神的忠实传承人。
他参与创建了“新潮社”，“五四运动”中和同学们一起高喊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游行示威，因表现积极曾两度被捕。然而，这位原本不应被遗忘的“五四”闯将，却因英年早逝而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笔者意在通过寻访这位“五四”闯将的后人或知情者，挖掘史料碎片，尽可能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细节，找回一个个重大历史的鲜活场景，还世人一个不被湮没的、真实的“五四”先锋。
“新潮社”骨干大力推行白话文
杨振声出生于山东蓬莱水域的一个渔民家庭。蓬莱古时属于登州府，蓬莱城是登州府衙的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汉代以来就被列为军事重镇。到明代，水城就成为抗倭名将戚继光将军训练水师的地方，当地不仅留有戚将军用过的大炮，也流传着许多戚将军抗敌的英雄故事，戚继光将军的爱国英雄事迹，在杨振声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培养了他强烈的爱国心……
杨家住在水城东南隅，水城之南是登州府的府城。在杨振声的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当时生活在水城和水城周遭的各种人物：《渔家》中的贫苦渔民，《一个兵的家》中的可怜的一老一少，《贞女》中死于封建淫威的花季少女，《磨面的老王》中那个30多岁还没有成家的老王，《瑞麦》中无辜受害的李老头和昏庸的县太爷等种种人物，都来自水城左右的民间；而《抢亲》、《报复》、《抛锚》诸篇，则写的是蓬莱附近岛屿长山岛的生活，作家依据现实虚构情节的时候，顺手将“长山岛”改作“长春岛”。在中篇小说《玉君》中，作家的家乡的一切就被全面地展开了：人物的活动从水城到府城，从本宅到园子，从大陆到海岛；出入大宅院的人物，菜园里幽静的风景，海岛渔村里七夕乞巧的场面，都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书中的舞台完全是比照现实摹写下来的。当年古老的登州府城变成了新楼林立的街区，杨振声书中园子所在的西山，一部分修建了学校，一部分成了蓬莱阁景区的新领地。水城里熙熙攘攘的，是中外游人。有人笑言：有一天，游人中的一位捧着《玉君》要来寻作家的故居，考书中的细节，那将是很费心的一项活动了。
杨振声在水城读完私塾、小学，又入蓬莱八中读书。
1915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结识了傅斯年、许德珩、俞平伯、罗家伦等，那时的北大古气沉沉。到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空气，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917年1月，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来校任教并担任文学院院长。陈独秀上任后开始整顿校风，听说杨振声他们班上有人经常旷课，由别人代为签到，非常生气，决定给予处分。但是，他把应该受处分的人搞错了，把板子误打到许德珩、杨振声和俞平伯3人身上。这事经过蔡元培调查清事实，陈独秀收回成命、劝慰了蒙冤学生，风波才告平息。
其实，杨振声成绩很优秀，曾经名列全班第一。杨振声为人很有正义感，当时北大有一个徐姓英文教员，不学无术且流氓成性，杨振声与其他几位同学提议驱逐此人，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终于把他赶出了北大。
1918年夏，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酝酿编印《新潮》杂志。这年10月中旬，杨振声被推定为《新潮》社第一任职员、编辑部书记。1 2月3日，北京大学文科、法科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汪敬熙、何思源等部分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另有少数教员及校外人士参加）。
1919年1月，新文化刊物《新潮》编辑出版，以“The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为英文刊名。
《新潮》杂志作《新青年》的友军，同是进步期刊，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赛先生”（即Science，科学）与“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但在办刊方向上稍有不同：《新青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新潮》则偏重于思想、文学方面，介绍一些外国文学。《新青年》内部从一开始就分为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直至最后彻底分开；《新潮》的路线相比之下则稍“右”一些。《新潮》以用白话文“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第一期印出后大为风行，以至于连印3版，销售3万多册。青年学子们奔走相告，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因此，“新潮社”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支持，蔡元培亲自为刊物题写刊名，李大钊还从红楼东北角的图书馆里拨出一间房子给“新潮社”作办公室，学校每月资助大洋四百。
《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相号召，刊登了许多宣传文学革命的论文和小说、诗歌等白话文作品。杨振声的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等都发表于此，并在上面刊载过一些新诗。鲁迅曾写信表示支持，还在该刊发表了小说《呐喊》、《明天》、《中国小说史略》和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译文。《新潮》在“五四运动”前后，举起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旗帜，进行反对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学的战斗。
“五四”闯将首闻赵家楼
1919年1月18日，中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正当要求。可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杨振声思想开明，政治进步，热爱祖国，同情革命，曾登上饭桌高喊“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号召同学们反对北洋军阀签订卖国条约。
5月3日晚7时，许德珩、杨振声等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约1000人的各校代表集会，集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说。大会做出4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四是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当天深夜，许德珩、杨振声等与同学一起在《新潮》办公室昏暗的灯光下，把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书写成“青岛一失，中国必亡”等3000多面旗帜或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聚天安门，伟大的爱国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杨振声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向帝国主义者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21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卖国贼——他们是“21条”谈判的参与者。
下午2时30分许，杨振声等从天安门出发，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遭到大批军警阻拦，经反复交涉未果，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他们旋即北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
游行队伍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东经过大羊宜宾胡同，直奔赵家楼。据后来学生的“供词”描述：“我们由天安门意欲到东交民巷见美国公使，请他转达本国政府替中国在和会主持公道，于是我们列队至东交民巷，进去一个人至英美法各使馆，正值各公使不在，外国巡捕不准由东交民巷穿行。于是我们就由东交民巷往北去了。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土地竞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大家决定往曹汝霖家闯。”
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原为明代在位时间仅6年的明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后来成为曹汝霖的第宅。赵家楼共有4个门，赵家楼前街有一个敞门和街门，赵家楼后街有一个后门，东边还有一个敞门，曹宅东边紧邻城隍庙街。曹宅4个门外分别由四五十名荷枪实弹的保安警察和巡警把守着，门内的保安队员挎着刀，可谓戒备森严。原来，此前曹宅的人接到电话后就布置了防范。
曹宅大门紧闭，义愤填膺的学生砸了半天门未砸开。这时，杨振声、匡互生、陈宏勋、牟振飞等搭人梯从围墙上翻入，杨振声和匡互生、陈宏勋最先冲进曹宅。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打开闸门的潮水般涌入院内。保安警察没有接到上级镇压学生的命令，于是没有动手。加之学生人多势众，保安警察后来难以拦阻。
据说同学们到来前，曹汝霖、章宗祥等正在曹家密商如何对付学生。杨振声、匡互生等到来后涌入内宅搜寻，但没有找到他们。原来，狡猾的曹汝霖在听到叫骂声后，立即从后门溜走，乘乱换上便装，又溜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愤怒之极的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点燃了火。与此同时，把院内的一辆汽车也砸了。其他同学痛打了章宗祥，北京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诊断：“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曹宅被点燃后，被后来赶到的消防队员从两边将火扑灭，但燃起的这把火，将与曹汝霖宅邸相邻的11间房烧毁，东院也基本上焚毁。有人说，赵家楼那场熊熊燃烧着的大火，是照亮中国现代史幽暗前夜的大火。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后，一贯认为闹不出大事来的当局意识到事态开始向失控的方向发展。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领着大批警察和兵士急急忙忙向曹宅而来。先前在曹宅“装装样子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见上司驾到，立刻来了精神，他们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开始大肆逮捕学生。于是，学生们向四处散去。警察赶到时，章宗祥还在装死。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军警到达曹宅以后，见人就打，见人就抓。
当时，杨振声、许德珩等少数想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罗家伦和傅斯年等躲进了附近的胡同。杨振声曾回忆说：“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警察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几个学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学生。最终有32名学生被逮捕，押到警察厅去。这32名学生是杨振声、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非、梁颖文、曹永、陈声树、郝祖令、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公顿、易敬泉、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永刚、杨荃骏、唐英国、王德润、初铭音、李更新、董绍舒、刘国干、张德，其中北京大学20名学生、北京高等师范大学8名学生、工业学校2名学生、中国大学1名学生、汇文大学1名学生。匡互生闻讯，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点火的都是他，要去自首，换出32人，经同学力劝而止。
被拘捕的学生被军警用粗绳反缚两手，路上如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狠打他们。学生们被逮捕到警察厅，立即遭到审讯。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里，可以看到杨振声等32名学生向警察厅提交的“供词”。在“供词”中学生们表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到了危险的境地，而曹汝霖竟然对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
被捕的学生经过审问、登记，被关进监狱。在监狱中学生们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受到了虐待和凌辱。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学生。面对监狱中十分恶劣的环境，同学们不但全然没放在心上，还在监狱中向看守牢房的狱卒宣传爱国思想。狱卒对学生很同情，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他们。在狱中，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大家意志坚强，表现乐观，在铁窗生活的折磨下，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游行当天，各校学生回到学校后，发现有同学没有回来。学生们多方打听，方知有同学被捕。对于被捕学生的校长来说，自己学校的学生被捕，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被逮捕一样，既是焦虑，也是痛心，开始考虑如何营救。
两度被捕与获释的内情全解密
为有效地组织对同学的营救工作，当晚北京大学便成立了学生干事会，黄日葵、邓中夏被推为干事。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的大礼堂，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其支援。学生们宣布罢课的理由：“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理由之一。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群体奔走，无心学习。理由之二。”
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会。学生代表们向全体同学传达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和坚持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的要求。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团也来到大会会场。蔡元培激动地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你们今天的行动我是完全同情和支持的。被捕的同学，我当联合其他各校校长，全力营救！”但是，蔡元培对同学们实行总罢课的做法并不赞同。可是，学生们没有采纳蔡元培的意见，仍然坚持罢课的决定，不达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目的，誓不罢休。
当天，北京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学生联合会向全国通电。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都纷纷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联名保释被捕学生。各校的全体教职员向教育部表示，如不释放被捕学生，将一律罢职。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纷纷电请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6日，杨振声等获释出狱。蔡元培率一批师生亲往红楼北面的广场迎接获救的学生，杨振声等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据被捕的学生回忆：“我们分别坐着3辆小汽车回到学校。广场放着5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
这时，北洋政府内阁大员们就对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十分不满。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要整顿学风，他们首先就是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为此，曾经被蔡元培保释出来的被捕学生马上遭到了审讯。5月10日，京师检察厅将32名学生传唤到庭进行正式审讯。13日，北京16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5000多学生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学生们在陈诉自行检举书中写道：“窃学生等本不应干预政治，近以山东青岛问题祸迫眉睫，义愤所激不能自己，致有五月四日之事。学生等诚无状，理合依法自行投案，静候处分。”5月14日，许德珩、杨振声等32名学生呈送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提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干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检举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乃曹、章等卖国之罪，畏不检举，而偏出传票传讯学生，不平者一。学生等三十二人并无一人系当场捕获者，既非当场捕获，亦不过数千人中分子之一耳。钧厅传讯加以‘嫌疑’二字，果有嫌疑耶，亦应与数干人同时讯问，何得单传生等。不平者二。公民团捣毁议会，殴打议员，被逮者百余人，释放之后，未闻依法办理。五月四日之事，痛外交之失败，忿卖国之奸入，悲愤所激不能自已，非公民团所可比拟，而钧厅公然传讯。不平者三。……特提吕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
5月25日，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3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周刊》。
原来，“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了《五七周刊》这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用来分送路人。当时，杨振声与许德珩、周炳琳等组织编辑、发行工作。但刚出4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杨振声等学生代表的要求。杨振声曾回忆：“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杨振声又被捕了，在监狱中，与世隔绝，但他放心不下外面的运动。他闭上眼睛，“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热烈的发言，天安门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就浮现在他的眼前。一个星期之后，杨振声被释放出来。
杨振声不但文采好，长得也帅，仪表堂堂，常被友辈比作名伶武生杨小楼二世。在梁实秋笔下，杨振声这个山东汉子身材修长，仪表甚伟，谈吐却温文尔雅，待人接物的风度“令人不可抵拒”。杨振声的婚姻是包办的，却没有再娶的念头，妻子一直留在山东老家侍奉公婆。就在杨振声被捕期间，他的第3个孩子杨起出生了。在杨振声出狱后写的家书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在以后的家书中，他鼓励孩子好好念书，长大为国效力，给国家争气……
1925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第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作出了裁决。裁决书裁明：“本案被告人许德珩等三十二人被诉犯刑律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三款之骚扰罪，及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三项之伤害罪，犯罪时期均在本年一月一日临时执政大赦令以前。除依照该项赦令及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三款应不起诉外，所应研究者即该被告等是否构成放火罪是也。查是日学生赴曹宅时，初因大门紧闭在外衅骂，迨砸毁后窗实行搭肩跨入。其时军警在场弹压。该宅西北隅火祸大起，虽警察等有目睹学生用火柴燃烧窗户之举，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供有学生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着，始行起火等语，究竟何人放火，该被告等三十二人有无放火行为，及起火当时该被告等是否在场，传讯当时在场弹压之保安队长李昌言、队兵关材厚等十余人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二人，均称不认识。则该被告等是否确系放火正犯，已属无从证明。况查被告等三十二人或在曹宅门外拿获；或在曹宅后门外拿获；或在曹宅附近各胡同拿获，并无一人在曹宅门内被捕者。质讯该被告等又均供称伊等是日均因人多拥挤未进曹宅等语。察该校情形尚非狡饰之辞。综上论断，许德珩等被诉放火一罪，证据均嫌不足。依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应不起诉。”于是，许德珩、杨振声等爱国学生被捕案最终以“不起诉”结案。
1919年6月1日，反动政府接连发出两道命令：一道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诬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170名学生被捕。4日，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有700余人被捕。
北京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上海、济南、青岛、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武汉、南昌、扬州、安庆、厦门、广州、西安、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此前北洋政府曾电令中国专使如期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拒签和约的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余份，旅法华侨和留学生1万多人于28日凌晨包围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