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惠工广场西南端，有一座楼面呈灰色、中西合璧式的三层小楼。经过岁月的打磨，斑驳的墙体讲述着不平凡的过往。这座小楼如今已被沈阳市文物保护部门列为不可移动建筑文物，现为沈阳台商商会办公处。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座小楼始建于1923年，至今已有89年的历史。沈阳大学退休教授王守智先生介绍说，这座小楼的始建者是创办奉天（今沈阳）肇新窑业公司、志在实业救国、为抗日救国三赴新疆、惨遭军阀盛世才杀害的、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杜重远。
青年有志 留学东瀛
杜重远，字乾学，号重远，1897年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但家境清贫，在亲朋的资助下，13岁时才读完了私塾。1911年，杜重远瞒着家人来到奉天，考取了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由于杜重远学习成绩优异，在校念书时就享受官费待遇，直至毕业。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杜重远闻之后，毅然参加了学校内部举行的抗日集会、张贴抗日壁报和演讲等活动，反映了他年轻时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7年，杜重远从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毕业。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愿望”，他考取了官费留日的名额，负笈东瀛，入东京仙台（另有记载“藏前”）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制造。在日留学期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杜重远时常奔走于中国留日学生之中，呼吁“读书不忘救国”，发动学生抗议示威。1923年春，杜重远参加“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回国宣传，号召人民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并组织了京、津两地的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示威游行。
创办实业肇新一帜
为实现报国初衷，回国后的杜重远放弃了安稳的政府官员职位，回到奉天。杜重远希望实业救国，他筹资10万元，在奉天城北小二台子购地100余亩，办起了小型砖厂生产砖瓦，取名“肇新窑业公司”。经过三年的奋斗，他创办的肇新窑业公司成为奉天省第一个新式砖窑。1924年春，工厂吸收新股，连同旧股合计奉票20万元，又兴建一座德式哈夫曼大轮窑，从而扩大了砖瓦的生产，打破了日本人对奉天建筑所用砖瓦的垄断。为了增强与日商的竞争能力，杜重远继续借款、筹款，扩大企业规模。1927年春，在原有砖瓦厂的基础上，他再次兴建新窑、制坯和绘釉车间。此时，张学良也从边业银行拨出现洋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投资。工厂还从大连等地聘请技师和技术工人，共同研究改进技术，从外国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法烧制陶瓷。1928年8月16日工厂正式投产，试制出第一批50余万件瓷器。次年，年产量就达到300万件。由于该厂生产的瓷器色泽优美、花纹新颖，并以低于日货70%,的价格出售，从而畅销东北各地。1930年1月至8月，工厂生产出20多种花色规格的瓷砖达533万件，仍供不应求。到1930年底，工厂职工总数已达600多人，年产各种陶瓷器约600万件，价值40万元，并在东北各地设包销处42处。杜重远的工厂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也是中国机械制造陶瓷的第一家。
由于肇新瓷器迅速占领东北市场，致使日资的大连大华瓷厂销量锐减。为此，日本人以肇新窑业公司挖其墙角为由，起诉到经济法庭。在庭审中，杜重远抗辩道：“中国工人愿意到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工作，乃是上关主权，下关人权之所为，无可非议之举。”当时，在奉天民族工商业者的声援下，日方终以败诉告终，被迫转产耐火砖。至此，东北日用瓷器生产惟“肇新一帜”。
相赠餐具幸当股东
因为年轻有为、富有爱国思想和创办实业的非凡才能，1927年杜重远被推选为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为了求得当局的保护，他在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里挂了一个秘书头衔。同年9月，杜重远在奉天发动和组织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王星垣作为洞庭春饭店的堂头（即大堂经理）被派去参加游行，并担任联络，因此与杜重远相识。
1928年，鹿鸣春饭店在筹办中，王星垣为创办人。同年6月就发生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在吊唁时，王星垣再次与杜重远相遇。两人在谈话中，王星垣向杜重远谈及了开办饭店的愿望和筹办饭店的情况。杜重远一听，当即答应为新饭店烧制餐具，并为其设计餐具图案。当时，根据洞庭春饭店老板吉谦阶为新饭店起店名“鹿鸣春”。于是，杜重远便在各类餐具上均设有一卧鹿标识，卧鹿中书有“鹿鸣春”三字。盘面书有：福、禄、寿字样。杜重远共为鹿鸣春烧制近8000件餐具和卫生器具，落款为“肇新窑业公司监制”。餐具烧制后，杜重远派人送至位于商埠地南市场（今和平区十一纬路40号）鹿鸣春饭店处。杜重远对王星垣说：“餐具全部赠送，以表祝贺”。
关于杜重远赠餐具一事，后经王星垣与其他股东协商决定，回赠杜重远股票10股，约合1000现洋。这样，杜重远便荣幸地成为了东北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开设的鹿鸣春饭店的股东之一。
舍弃实业抗日救国
杜重远支持抗日爱国活动，让日本帝国主义对他恨之入骨，但他们仍然希望收买杜重远为日本所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冈村企图以高官相诱，杜重远严辞拒绝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巳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1929年，杜重远同阎宝航组织了辽宁省外交协会（附设于总商会内），经常邀集各界人士研究国内外形势，响应关内外各地的爱国运动，督促南京政府实行革命外交，支援东北地区的反日运动。同年，总商会改组，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的公署秘书。1930年，杜重远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开幕仪式，倡言发展国货，抵制日货。他还同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的头面人物进行广泛联系，成为大家所熟知的爱国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视杜重远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为躲避关东军的追捕，杜重远不得不忍痛舍弃苦心经营8年的企业，乔装入关，逃到北平，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等人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此，杜重远实业救国的计划成为泡影。
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北京）成立，杜重远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此后，他经常奔走于各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同年11月，他先后参与组织和支持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率部抗击日军多门师团和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和热河抗战活动。在上海，他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群众给马占山部募捐，从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予极大的援助与鼓励。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重远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进行了60余次讲演，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抵御外侮。每到一地，他都把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曾诚挚地向《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表示：“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为了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他大力支持邹韬奋创办了一份日报。1932年春，以邹韬奋为主，有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人参加，共同发起创办了《生活日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报纸未能如期出版。邹韬奋为此愤然出国。杜重远却没有放弃，他马上创办了《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发行人。在发刊词上，他明确宣布：站在反帝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斗争。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进逼热河。杜重远率领救国会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和学生，于2月中旬赶到热河前线。那时，杜重远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抱着一定的幻想，但他目睹“国土日失”、“权力日丧”的形势后，开始认识到救国志士非“官僚买办”、“富豪大亨”，乃是中国的劳苦大众。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封闭《新生周刊》，并惩办编者和作者。国民党当局慑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竟然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杜重远在法庭上愤激地发出了“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的感叹。在6月30日《新生周刊》最后一期的《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中，杜重远号召民众“鼓起斗争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他还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
身陷囹圄 力促“张杨”
杜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监狱，虽身陷囹圄，他仍关心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为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为杜重远单独开辟一处特别牢房。杜重远被关押在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纷纷前往监狱探望。于是，杜重远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据点。同年10月10日，他利用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探监的机会，与高崇民等人共同分析研究了国内政治形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为加强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杜重远把经常与自己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即孙达生）以及左派民主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人介绍给高崇民。10月下旬，他委托高崇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通过杜斌承的关系，先访杨虎城，后访张学良，促进张、杨的联合。
1 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在此期间，他通过高崇民联络张学良，并利用张学良去南京开会结束后的时机，于上海郊外秘密会见，讨论联共抗日的问题。是年8月，杨虎城因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此间经常与杜重远一起商讨抗日救国问题。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合作。9月8日，杜重远出狱。他不顾身患疾病，于10月初就亲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杜重远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两安事变”的方针，并热心地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有益的工作。
三赴新疆惨遭杀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10月，杜重远被指定为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活动于上海、武汉及西北各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坚持持久抗战，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杜重远，于同年9月底受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委托，赴新疆商洽沟通西北交通问题。当时，新疆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之下。盛世才在取得新疆政权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对内地去新疆的工作人士持欢迎态度。杜重远与盛世才是同乡、同学的关系，刚到新疆时颇受厚待。数日后，杜重远从新疆返回内地，把沿途见闻写成《盛世才与新疆》一书，对新疆的形势“作了扼要饶有趣味的论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但是由于对盛世才的军阀本质认识不清，他在书中也作了一些言过其实的夸大宣传。从1937年至1938年，杜重远曾三次去新疆，并在第三次返回内地后，又撰写了一本《三度天山》。
1938年2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杜重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但他却辞去了这一足以使他“高升”的职务。同年6月，杜重远再次被聘为国民参政员。7月，他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会上，杜重远发表了对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参政会的各党派团体应站在整个国民民族的立场上，摒除私见，各尽所长，加强抗战的力量，“必须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到对外抗争上去”。
1939年1月2日，杜重远应盛世才的邀请，抱着“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去新疆工作。这次去新疆，他特意从内地带了三卡车书，其中有不少张仲实、艾思奇、沈志远等人的泽著，还有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他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杜重远到达新疆后，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抗战业绩。邀请了多名文化名人，如沈志远、赵丹、石家姐妹（石良、石华）等到新疆讲演或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同年冬，杜重远在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悉心致力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动员内地著名学者，如茅盾等去新疆学院任教。他还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兴芒》刊物。正当杜重远为新疆的教育事业积极奔走时，盛世才却对他的行为产生了猜疑。他在杜重远的住宅周围布置特务岗哨，严密监视杜重远的行动。迫于压力，1940年冬，杜重远辞去了新疆学院院长职务，在家养病。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唯恐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强大，转投蒋介石，从而开始反苏、反共，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过于看重同学同乡的旧曰情谊，仍看不清盛世才的反动本质，多次对他直言相劝。为此，盛世才对杜重远恨意愈深。1941年冬，盛世才炮制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给杜重远加上“系受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主要使命，企图破坏后方工作”的罪名，将他关进监狱。当时，由杜重远介绍到新疆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多被罗织罪名入狱，全案牵连数千人。盛世才为了置杜重远于死地，又自相矛盾地给杜重远扣以“苏联间谍”、“共产党”等罪名。杜重远在狱中受尽折磨。1943年10月，被毒死在特别监狱里。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1945年才被传人内地。当年7月24日，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为杜重远举行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誉称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