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白区开展地下工作，到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从延安的战争岁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安子文在任何环境中，都表现出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安子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他55年的革命生涯中，有21年身陷囹圄，可是他从未向恶势力低头。无论是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还是在“文革”中遭受诬陷的囚牢中。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他宁可牺牲自己，也拒绝为诬陷刘少奇作伪证，表现出一位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安子文(1909-1980)，陕西子洲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中央委员。历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人事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1945年10月至1956年11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11月至1966年8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安子文是我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在他70年的人生岁月中，有55年是同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
白色恐怖下的不屈勇士
1925年6月，安子文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1926年3月开始，他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生涯。1926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共进社”是“赤化组织”为由，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机关。此时，安子文去“共进社”进行工作联系，结果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捕。因无治罪凭据，后经取保释放。这是安子文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被捕。1927年12月，安子文被派往开封向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河南省委正式决定将他转为中共党员，并任命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192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安子文再次被捕，被关进了开封第一监狱。
安子文入狱后编造了假名字，他的身份和党的机密一点也没有暴露。时间一长，敌人对他的看管渐渐松懈下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安子文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的任务，常常为狱友传递党的刊物。当时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侯镜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与安子文关在同一间牢房。他后来回忆：“安子文胆大心细，机警干练，很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保持着充沛的革命干劲”。后来，经党组织的全力营救，安子文和侯镜如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安子文前往上海担任了党中央的地下交通员，从事传递秘密文件和护送重要干部等工作。这期间，他结识了任弼时和陈赓。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取消“中共中央北方局”，改称“顺直省委”，安子文担任了顺直省委秘书长。不久，党中央就调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可是，正当安子文积极准备即将出发时，顺直省委的一个机关突然遭到敌人的破坏，安子文还未来得及上车就被牵连逮捕，关进了天津市警察局监狱。后又从天津被押送到北平，关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后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院”）。
在草岚子监狱，安子文度过了长达5年的铁窗生涯。在那里，安子文结识了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团结在一起，与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敌人发现监狱中竟然还有党支部的活动后，恼羞成怒，为了杀一儆百，凶残的敌人决定将安子文和薄一波等同志处决。在最后时刻，安子文他们丝毫没有畏惧，反倒鼓励其他的狱友继续完成他们的事业，坚持与敌人开展斗争。敌人在行刑前提审安子文时，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安子文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杀了我们，以后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幸运的是，看守草岚子监狱的宪兵三团在“何梅协定”签订期间仓皇撤离北平，没有顾得上处决安子文等人。安子文和薄一波等人才免遭杀害。1936年秋，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决定营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50多位同志。经党中央努力，安子文和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53位同志相继被营救出狱。出狱后，他们遵照党组织安排，分别走上了北方局的工作岗位。安子文担任了北平市委组织部长。
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最根本的大事来抓
1937年7月，北平沦陷。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安子文首先考虑的是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安全。他先组织各部门的同志有计划地撤退，直到最后一个同志安全撤离，安子文才离开。1938年初，太岳工委正式归属晋、冀、豫省委的领导，安子文任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同时担任太岳工委书记。
在太岳地区工作期间，安子文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最根本的大事来抓。他提出要在群众运动和对敌斗争中建党。他经常说：只有党支部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支部建设中，他善于抓典型，解决实际问题。1939年初，他深入沁县农村，调查研究在战争环境中的建党问题。他领导清理了党员中的不坚定分子，消除了家族关系对党组织的侵蚀。在抗日战争期间，太岳区党组织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在对敌斗争中素有“打不垮、拖不烂”之称，这都与安子文的建党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安子文紧密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来加强对党建工作的指导。1941年7月，他在《太岳日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员在根据地建设中的责任》一文，要求太岳区党员为建设一个巩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而战斗。安子文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部署。据他的战友回忆：“《太岳日报》抄收延安新华总社晚上拍发毛主席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社论完毕后，已到半夜时分。安子文仍然等着抄报取回，当夜阅读，直至黎明，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从1942年开始，太岳区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整风运动。安子文于4月27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了《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文章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整风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整风文件要“细嚼烂咽，化为血肉，并与检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结成一气，真正地掌握这个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8月，在安子文的领导与主持下，整风运动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1943年5月，安子文从敌后来到延安，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主任张鼎丞同志主持工作。这期间，他与张鼎丞同志密切合作，有力地抵制了康生（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搞“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在二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整风期间，安子文也严格的进行了自我剖析。他不止一次地向二部学员和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工作中产生的一些失误。后来，他又写出了深刻的反省材料，联系过失，从思想和理论上提高认识。安子文还逐字逐句地学习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写出读书笔记送毛泽东审正。毛泽东阅后认为安子文写得比较深刻。
知人善任选拔干部
从1945年到1966年，安子文在中央组织部先后担任副部长和部长达21年，是我党一位杰出的组织活动家。自党的“七大”后，凭着对干部情况的熟悉和知人善任的组织才能，安子文竭尽心智，带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系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长期的组织工作实践中，安子文选拔调配干部的原则是任人为贤。他强调“在党内一定要有正常的政治和组织生活，上上下下都要讲真话”。他反对对干部求全责备。他曾说：“考察干部不能搞形而上学。我们每天都会说错话、做错事，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主张考察干部要看主流，看基本的方面，即使是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给他们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
为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安子文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分析了建国初期党的状况，于1950年．3月向党中央提出了召开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建议。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
安子文经常对组织部门的干部说，熟悉了解干部是全部干部工作的基础，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干部工作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接触干部。他曾在中组部部务会上号召大家主动上门去找干部谈心谈话，不要老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家来找。在调配干部中工作中，他充分考虑每个干部的特点。一次，中央组织部准备派一个老同志到南方一所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安子文亲自登门征求意见时，这位老同志表示愿意服从组织调动。后来，安子文了解到这位同志患有一种慢性病，不适合到南方工作，于是就取消了安排。事后他还告诫主管调配干部工作的同志说：“调派干部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对干部本身来讲，是应该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不仅注重细节，安子文对干部各方面的能力和特点也了然于心。有一次，周总理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干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安子文立刻一口气说出了20几个干部的名字，并对每位干部作了简要介绍。当周总理确定了其中一个人后，安子文又进一步提供了这个人的详细情况。事后，周恩来对安子文的工作给予了大力赞赏。
安子文说，我们不仅要把干部及时地提拔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那些优秀干部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他十分关怀青年同志的健康成长，先后发表过《党的大门是永远向青年敞开着的》、《培养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干锤百炼，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革命意志旺盛的人》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给了青年以很大的教益。此外，安子文还十分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1956年1月，他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专门作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计划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切实措施，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做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党和国家勤奋工作的知识界、文艺界名人，如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钱伟长、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相继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党组织。中央组织部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计划报告中还提出，必须注意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同党忠诚合作的党外朋友。实践证明，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好处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牵挂着党的事业
在“文革”中，“四人帮”和康生一伙制造了“六十一人案”，同时对中央组织部及部机关干部群众和领导进行了种种诬陷诽谤。1967年4月，江青、康生一伙发现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的材料不足，于是就派人找安子文谈话。安子文轻蔑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这年10月，怀恨在心的康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大会上说：“安子文不仅仅是叛徒，他手里还有电台。”就这样，存心报复的康生又制造了一起所谓“特务电台案”，并于1968年1月将安子文逮捕投入秦城监狱。安子文入狱后，康生仍不依不饶，他恶意造谣说．1955年刘少奇曾指使安子文秘密销毁了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档案。于是，安子文的头上又多了一项“销毁敌伪档案”的罪名。面对残酷迫害，安子文始终坚贞不屈。在一次由专案组布置的追问“销毁敌伪档案”的群众大会上，他一连愤怒地喊出了18个“没有”。在“文革”中，安子文备受摧残和虐待，被打掉了两颗牙齿，受尽屈辱。但即便如此，他从未讲过一句违心的话。1975年5月，安子文被赶出北京，“下放”到了安徽省淮南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所谓“61人案”、“销毁敌伪档案”和“特务电台案”等重大冤案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获得平反的安子文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对此，重获自由的安子文十分欣慰。他曾对人说：“这次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较之历史上的几次转移意义更大，阻力也更大。办好党校太重要了。我多年做干部工作，党校工作我很愿意干。”恢复到党校工作后，安子文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他深深感到：10多年没有工作了，必须加倍努力。
1979年春天，安子文在和同志们一起参加劳动后就病倒了。因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安子文的身体状况愈来愈虚弱。早期革命斗争中留下的病根也随之复发，终致不治之症。
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安子文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晚期癌症的剧痛，继续为党的事业做着最后的工作。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的病情愈加严重，但他还是认真准备了在五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和全会结束以后，安子文认真学习了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此时，病情已不允许他动笔。安子文便用口述的方法写学习心得。这篇文章后来采用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刊登在1980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4月，安子文病情恶化，但他十分坚强地以口述的方法完成了纪念刘少奇同志的长篇文章——《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此文发表在1980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5月初，中央组织部委托部机关清查办公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将《关于为一九六六年前的中央组织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稿送到安子文处，征求意见。安子文不顾一再劝阻，坚持从床上起来，听负责人诵读《报告》。当他听到报告的题目时，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在倾听长达6页的报告过程中，他边听边点头边流泪。听完后，他激动地说：“我完全同意报告稿。感谢党为中央组织部彻底平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这不仅仅是为我个人平反，也不仅仅是为中央组织部领导平反，而是为曾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过的全体同志平反，为整个组织部门的工作和党的组织路线平反……”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去探望他时，安子文要求党中央不要再考虑他为十二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他说：“应该把位置腾出来，让真正优秀可靠的、能够为党做更多工作的、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6月中旬，彭真等老同志去医院看望安子文。他又恳切地向彭真表达了肺腑之言：“要教育干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后来，宋任穷和陆定一去医院看他时，他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了，但还是用手势和断断续续的话语向他们表达：他正在继续考虑一些问题，准备着向党的十二大提出来，向党缴上最后一份卷。
1980年6月24日，安子文的病情急剧恶化，几次昏迷。躺在床上的他吃力地张开嘴，唇角微动，仿佛要对身旁的妻子和子女们叮嘱些什么，却未能发出最后的声音。通过眼神和表情，他的家人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我死而无憾，我多么希望能看到我们党的事业的新的胜利呀，你们努力吧1 1980年6月25日，安子文怀着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