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周恩来和张治中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他们一个是共产党的中坚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场，为了各自政党的利益对立斗争，甚至兵戎相见。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在有限的接触中，他们结下了一段十分真诚而深厚的友谊。这段亦敌亦友的兄弟情谊，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考验，从未改变。
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张治中和周恩来初识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于1925年5月在广州黄埔岛上创建了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分别派出精干力量到黄埔军校中。当时周恩来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军校的教育长。从这时开始，两人开始了接触，并迅速成为挚友。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又十分豪爽、健谈，特别是周恩来渊博的学识、超群的才华、干练的作风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都让张治中十分钦佩。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曾说：“他（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识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和周恩来两人对黄埔军校的工作、国内外大事和中国前途命运等问题的看法出奇的一致，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更为重要的是张治中早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成为他们建立友谊的基础。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每次给学生讲课时，张治中都去旁听。随着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不断深化，加之对周恩来的信任，张治中正式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治中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自然十分欢迎，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寻常，应该先向党中央汇报请示。不久，中共中央就回复了张治中的申请，并由周恩来向其转达说：“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过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听了周恩来所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张治中沉思了良久才说道：“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吧。”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和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在交谈中回忆起这段往事，他颇有感慨地说：“你父亲如那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张治中虽然没有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与周恩来的友谊更加牢固，他们都视对方为知己，肝胆相照、患难相助。
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正赶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筹备结婚。由于经济拮据与事务繁忙，周恩来和邓颖超决定婚事从简。张治中听说后认为不妥，他说：“结婚乃人生大事，不能太简单。”于是，他通知军校中的众多朋友来参加周恩来的婚宴，还自己出钱，为周恩来和邓颖超操办了两桌盛大的酒席。在周恩来的新婚喜宴上，平时很少喝酒的张治中十分高兴，他与朋友们尽情地开怀畅饮，把婚宴的气氛搞得十分喜气、热闹。他还和朋友们把周恩来灌了个大醉，完全就像好朋友一样。这件事令周恩来夫妇十分感动，邓颖超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时，都还记忆犹新，说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张治中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所做的帮助。
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即宣布北伐。张治中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周恩来，认为由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合适。但蒋介石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决不会让共产党人掌握实际的武装力量，所以张治中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1926年9、10月间，北伐军先后收复了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转去上海。就这样，周恩来和张治中分开了。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是张治中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黄埔一期生、原任张治中军官团连长的陈赓突然秘密来见张治中。陈赓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一直担心周恩来安全的张治中就问：“恩来先生现在何处？”在得知周恩来已到上海后才放心。后来，张治中帮助陈赓筹集到了旅费，并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指周恩来），行动务必小心！”
患难相济彰显真情
张治中和周恩来之间的联系因国共两党的争斗中断了10年，两人再次接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张治中从淞沪战场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徐特立担任中共驻长沙办事处代表，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叶剑英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先驻武汉，后撤到长沙。这样，张治中同共产党又恢复了联系，他和周恩来这对十年未见的朋友也再次重逢。
两人重逢后不久，便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1938年，武汉失守后，长沙成为抗战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为了应对长沙随时可能丢失的情况，蒋介石制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11月12日，蒋介石给张治中发去一封触目惊心的密电，指示他如果长沙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不敢怠慢，紧急部署：待军队撤到汩罗后再放火，而且要事先拉警报通知百姓。在危急的时刻，张治中没有忘记在长沙城中的老朋友——周恩来。当晚10时，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在午夜12时之前必须离开长沙。接到电话后的周恩来立刻收拾文件，和警卫员一道快速离开了住所。
对放火一事，张治中对所属部队是有明确的指示和要求的。但由于一些贪生怕死的官吏闻风而逃，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促间未得命令，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拉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一时间，巨大的火势在整个长沙城四处蔓延，周恩来的住所在他离开还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被熊熊大火吞没了……这场大火使长沙这座两干多年的名城付之一炬，两万多人丧生。事后，张治中深知闯下大祸，既自责又焦急。与此同时，社会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四起，一些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官吏纷纷把责任推到张治中身上。张治中又怕又气，一筹莫展。为长沙大火心碎的周恩来，既没有随着这些人一起谴责张治中，也没有在一旁观望，而是第一时间来到张治中的身边，宽慰劝解，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张治中的责任所在，让他“赶快善后，收拾人心”。周恩来如雪中送炭的建议，安定了张治中烦乱的心绪，又给他力量和希望。于是，张治中决心还世人事件的真相。他把拟好的以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的稿子送给周恩来，请他帮忙审阅。周恩来字斟句酌，认真修改，首先批评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又对起火原因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急躁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患难见真情。老朋友在危机时刻的支持与鼓励，让张治中倍觉难得，以致终生铭感不忘。
长沙大火事件后，张治中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性格耿直、仗义的张治中，对凡周恩来所托之事，总是尽可能地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后，总统罗斯福派其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问题。居里在临走时约会了周恩来。对此，在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不能会面。张治中听后既气愤又感好笑，认为这不仅是对国共合作的破坏，更是对周恩来人格的侮辱。他站起来说：“约会的事，委员长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在他既没有交付讨论，何必自费时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主动约会的是居里还是周恩来，且软禁主张殊不高明，不仅将激起中共的反对，而且易使美方误会，影响美援，可谓有害而无利，万万不可！”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方面的事务。周恩来得知张治中即将赴新疆的消息后，立即想到关押在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里的我党同志。在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特意拜托他营救这批我党同志，并诚恳地对张治中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你到新疆后请设法把他们放出来，并派人送到延安。”张治中欣然允诺。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上任后立即派人到狱中探望被关押的同志，并批示改善狱中伙食，准许他们在狱中自由活动。然后他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蒋介石碍于社会舆论，加上张治中的一再敦请，不得不同意释放这批中共的党员。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张治中第一时间宣布释放狱中人员，并派部队将获释的中共人员安全护送回延安。为不负好友周恩来的托付，张治中不仅亲自制定、审批护送计划，而且还反复叮嘱护送人员：这是护送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路途遥远而又混乱，一定保证他们安全，每到一地都要来电，有困难请示，只要遵我指示办，一切由我负责。而且张治中还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山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由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及他们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便延安方面接应。1946年7月8日，从新疆返回的131位同志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试想，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兵戎相见，如果不是张治中积极促成、百般协调，其后果不堪设想。
肝胆相照 佳话留世
真正的友谊在患难中彰显真情，真正的友谊更能经得起时间和岁月的考验。解放战争后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但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谈判破裂。谈判破裂后，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们面临着去与留的选择。经过周恩来等中共方面的说服和挽留，绝大部分国民党和谈代表同意留在北平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是张治中却深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和谈不成，理应回去复命。即使其他人决定不回去，他作为首席代表，决不能这样做。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的想法后，在百忙中来到张治中住处，对他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西安事变”后，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张治中听后，若有所动，但还是没有明确表态。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有些着急了，便不客气地责问说：“我看，你这个人就是封建，你怎么只对某些人存在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握手告别时，周恩来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不能忘记汉卿先生的教训啊！”
周恩来走后，张治中仍然犹豫不决。为了消除他的后顾之忧，周恩来通知南京地下党，紧急将张治中的家眷秘密保护起来。南京地下党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后立即行动，还把张治中的家属安全转移到上海，脱离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当张治中见到夫人及子女出现在北平时，明白了一切。他深受感动地说：“恩来先生，感谢你想得周到，我们全家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则真诚地说：“我祝贺你们阖家团聚。不过，也要请你谅解，为避免出现差错，事先并没有告诉你们。”此后，张冶中彻底打消了顾虑，决定全家都留在北平。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让有关部门给张治中一家安排住处，还特别强调，要多看几个地方，一定要使他们一家满意。最后，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以前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公馆。那里不仅房间多，而且非常宽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繁忙异常，但他总是挤出时间到老友张治中家里坐坐，畅谈往事。他对张治中一家也十分关怀照顾，从生活、家庭到子女的学习、工作事无巨细，关怀备至。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顽疾，上了年纪后时时发作，甚以为苦。周恩来每次出国，都会给他带回一些有效的药物，让邓颖超送过去。后来，张治中逝世后，机要秘书在清理其遗物时还发现了一封邓颖超的亲笔信。信中说：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即祝健康！有一次，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当一名电业工人的想法，周恩来默默地记在了心里。之后，在张治中组织的一次家庭聚会中，周恩来询问了张一纯的学习情况，并对在场的分管电业的陈云同志说：“文白的二儿子想搞电力技术，就让他去吧。”几天后，中央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兴办的一所电力学校就向张一纯下达了入学通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治中在风暴中受到了严重冲击，多次被抄家。周恩来知道后，对张治中采取了保护措施。他多次在集会上宣传张治中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为了确保张治中的绝对安全，周恩来特意派人将张治中送往北京301医院疗养，并对他的住宅加强了警卫力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虽受到了冲击，但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迫害，这都得益于老友周恩来的全力保护。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留下遗嘱表示：“能找到共产党，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度过晚年而毫无遗憾。”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统战部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并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周恩来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深切悼念这位光明磊落肝胆相照的真挚朋友。张治中去世后，周恩来仍然惦记着其家人的生活。即使是在1975年末，在病榻上的周恩来还派秘书和总理办公室主任代表他前去看望张治中家属，转达他的问候，询问还有什么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同时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稿费和平时省下来的工资共计5万余元，送到张治中家里。
纵观周恩来与张治中一生的交往，这对少年意气风发时结识于军校的兄弟，中年对立时的对手，晚年“心闲岁月宽”时肝胆相照的挚友，诠释了真挚友谊的内涵，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