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县人。在北伐战争中，张发奎率部先后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打得北洋军阀闻风丧胆。他也因战功赫赫而升任当时被誉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际，这样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却选择了紧随汪精卫，而与曾亲密合作过的中共分道扬镳。在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可以说是张发奎与中共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一般认为，中共提出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发动南昌起义始于1927年7月20日的第一次九江谈话会。曾参加会议的李立三回忆：“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张发奎、汪精卫）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同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有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张发奎、朱培德）与我们一致。”
会后瞿秋白把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议带回到汉口，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7月24日开会讨论有关南昌起义决议时，对张发奎的态度看似比较明确。张太雷在起义后对此次会议回忆道：“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
可以看出，这次会议上对张发奎的态度与九江谈话会上对张态度基本相同，但也有细微差别。那就是在李立三等人看来，因为张发奎态度已转变，依靠张发奎回广东不可能，应立即抛弃张发奎，发动南昌起义。而汉口中央会议上虽已基本清楚张发奎态度开始犹豫与右倾，却仍依然对张抱有一线希望，想看看他是否会与汪精卫联络，中共中央再决定自己的行动。这说明，中共在这次会议上对联合张发奎回广东仍存希望。
7月26日下午4时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开会讨论。这次会议依然希望联合张发奎共同回粤，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张发奎决裂，单独发动南昌起义。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来说绝大程度上是受了共产国际代表加伦将军的影响。加伦将军在会上说：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推出C.P．在此两条件之下（其他条件如汪精卫、李济深等态度可暂时不管），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但回粤后，我们与张之间的分化是不可免的。因我推测，假如我们在南昌与张分化，做得好可得八干兵，军事上在江西即要遇着朱培德、钱大钧的部队及张发奎剩余部队种种阻碍，恐难于到达东江。若与张共同回粤有二利：一、共有三万兵、易于打破朱培德、钱大钧的种种阻碍；二、我们既然推迟我们与张之间的分化，将来可更多分化张一部势力。若张不能同意上述二条件，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
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联合张发奎的提议对多保存点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来说不无道理。但是这样的决定显然与南昌的具体情况已脱节。因此当在南昌紧张准备起义的同志突然接到张国焘电报后很难接受武汉作出的这一新决定。张国焘是前去南昌传达武汉7月26日会议最新精神的，他发去给南昌同志的电报称：张发奎仍有希望，南昌暴动应待自己到后再决定。
这个电报让在南昌紧张准备起义的前敌委员们非常意外和恼怒。因为在他们看来，7月24日武汉会议已同意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必然要与张发奎分道扬镳。而且至7月26日，叶、贺没有听从张发奎命令，已经把部队开往南昌，预备参加起义了。此刻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时候还谈联合张发奎回粤，就等于否定在南昌举行起义了，这是在昌大多数同志所无法接受的。
所以，就张发奎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是可想而知的。
李立三回忆了当时会上争论的情形：“三十日早特立（张国焘）同志到南昌，当[即]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周恩来）、代（恽代英）、立（李立三）、湃（澎湃）、平（谭平山）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延]，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在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
张国焘本人也说：“又对张发奎问题，我当时始终主张保持表面上较好的态度，派人和张办点外交，以减少他的反动，还可能救出尚未达到南昌在张发奎部队中的许多同志。”应该来说，张国焘持这种态度与他参加武汉中央会议不无关系。特别是加伦将军的建议，他非常赞同。这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可以得到证实。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张国焘个人对张发奎存有较大幻想。因为他自己承认在起义时“对张发奎取较妥协的态度，对于暴动取较慎重的态度。”
其实并非只有张国焘对张发奎存有幻想，当时在南昌的许多同志也对张发奎的态度矛盾。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几个人的回忆。
周逸群在报告中提到对张态度颇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其中因对张发奎稍存顾忌，及张国焘同志到后，我党对张态度更为不坚决。”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与张发奎的关系较好的叶挺也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
负责去马回岭拉二十五师起义的聂荣臻回忆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张发奎由于跑得慌忙，将他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丟在车上了，全部被我们俘获，贺昌同志也在那列车上，车开到德安后，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来，带着他的一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我说，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放了回去，因为那时我们与张发奎还没有完全决裂。”
1927年9月14日，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莫斯科召开关于南昌起义的会议也提到：张发奎是否参加暴动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大家谈到他要参加，必须让他率领部队去广东，而且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使他不会发表任何政治声明，在这方面给他自由。此外，还打算任命他为政府主席。总之对他作出了一系列让步。
上述这些人的回忆说明了此时中共对张发奎采取的态度及行动之矛盾。一方面发动南昌起义，就需要坚决抛弃张发奎。但另一面由于顾忌张发奎的军事实力、保护在张发奎军中的中共同志们、统战策略需要等诸多原因，又不希望与之完全决裂。
虽然起义前就张发奎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幸没有阻止起义的发动。此时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而且不少中共的重要干部、国民党左派人物都已获悉起义计划（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已经超过百人得知）， 如不立即举行起义，秘密可能随时泄露，其后果更不堪设想。正如前文所述南昌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南昌起义如期举行了，但是对张发奎采取的态度及行动依然矛盾。正如李立三起义后所总结的：“在暴动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暴动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拉拢张始能暴动。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暴动的第二日还由贺叶分别电告张，并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时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在宣传上还有“拥护张总指挥的口号”。
了解了中共对张发奎所采取的这个态度，就很容易理解张发奎不仅成为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而且是起义部队总指挥。
此外，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中共再次尝试与张发奎接洽。
当事人高语罕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回忆道：到汕头后，恩来同志、代英同志叫我去香港接洽张发奎（偕行者为江董琴）。动身那天，敌舰已开始袭击汕头，到港始悉张已赴广州，后来他虽派了代表来谈，也毫无结果。
李立三直接点出了与张接洽的直接原因：“恋恋于张发奎，到了潮汕张完全反动了，但看见他到广州挂了一块反南京的假招牌，却又对他悬着很大的幻想”。以上史料也说明正因为中共并不希望完全与张发奎决裂，所以当中共看到张发奎态度稍有变化，就会激起联张的幻想，作出联张的相应决策。
综观南昌起义前后中共对张发奎的政策，充满了矛盾和游移。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时中共对张发奎的态度犹豫不决呢？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南昌起义前张发奎与中共“亲密”的合作关系。
北伐战争时期，张发奎与中共有着密切的合作。他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前后在他部队任职的著名共产党人，有廖乾五、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土第、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叶剑英等。据俄顾问库曼宁回忆：到北伐后期，张发奎军队中有二干五百至三干名共产党员。”
当然，共产党员在张发奎军中工作也是勤奋努力，尽职尽责。日后张发奎本人在谈及共产党人的帮助时，回忆道：“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他们在宣传上只说我的部队好。”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与张发奎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在汪精卫分共后，紧随汪精卫的张发奎即使同意了分共，仍接纳了不少共产党人。北江农军负责人龚楚就回忆道： “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
汪精卫也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已经明令保护共产党的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用恽代英做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高语罕做秘书长。”
可见，共产党员与张发奎曾并肩作战的亲密关系以及张发奎分共时的表现，让大多共产党员对之很有好感，并努力去争取张发奎。
其次，共产国际对张发奎的态度。
在共产国际眼中，张发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年轻左派将领形象。苏联顾问认为在蒋介石、唐生智之后应选择支持张发奎。因为张发奎是一个年轻，有实力，且更加革命和更加活跃的人物。特别是上文提到的加伦将军更是希望能联合张发奎一起回粤。
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对中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共产国际对张发奎的看重也必然影响到了中共对张发奎的态度。7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中，就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党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叶挺也回忆道：“当时我们党的意识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从上述史料来看，在武汉分共之初，共产国际的态度及中共的联张政策不能不让许多党员对争取张发奎抱有很大的幻想。
再次，统战策略的需要。
南昌起义仍然沿用原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和番号，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因此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许多国民党左派人物，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张发奎。张国焘回忆道：“他们的名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名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
事隔30多年后，张发奎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访问也谈到：“我猜想，所有那些人——朱德、叶挺、贺龙——在造反以后召开的革命委员会上建议利用我的名字，他们仍然称我为总指挥。他们全都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回想起来，我相信，因为我倾向共产党，加伦和别的俄国人，还有中国共产党都在我身上寄以很大的希望。共产党需要利用我的名字来团结人民，消除并减轻他们疑虑。”
张发奎这段话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中共拉拢张发奎的目的。
南昌起义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特殊情况下发动的。我们现在来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中共在应对急遽变化形势及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前后矛盾之处。包括南昌起义的发动本身就与中共预定的联合张发奎重返广东的目标相矛盾。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势下，许多人士选择是否跟着共产党走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的努力争取与否。比如南昌起义代总指挥贺龙当时并非共产党员，但因为其倾向革命，在谭平山、叶挺的积极劝说下，贺龙选择跟随共产党，率部参加起义。又如姜济寰，彭泽民等德高望重的国民党政府左派人士也在共产党员的努力争取下参加了起义。同样，在许多共产党人眼中，张发奎也是倾向于革命的。因此南昌起义时中共对他存有期望，希望拉拢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昌起义前后中共对张发奎的矛盾态度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