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详细叙述了苏联特工成功暗杀张作霖的具体经过：
其一，组织队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组成一个精干的四人行动小组，分别是对华情报专家萨尔嫩、暗杀专家埃廷贡、爆破专家维纳罗夫与电台报务员列别捷娃。“1928年春季，‘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陆续地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了哈尔滨。”
对于这个行动小组，俄罗斯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博士乌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撰写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中的记载可以作为旁证：“1928年，由从北京迁至哈尔滨的拉脱维亚人X.萨尔嫩、保加利亚人H·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派来的新情报员列昂尼德·叶京贡（瑙莫夫）组成的情报小组，在工业企业主列昂尼德·韦格杰卡拥有的罐头厂掩护下开展工作。维纳罗夫的妻子加林娜·列别捷娃从北京转至哈尔滨远东银行工作，依然是该小组的密码员。这个情报小组于1929年离开中国。”
其二，指导方针。5月30日，莫斯科指示严阵以待的行动小组：“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该书关于暗杀的具体经过叙述得非常详细。
其三，具体分工。“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在很短时欺内，他就备妥了120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公斤炸药分解成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京沈线）与南满路（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
其四，行动情报。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张作霖的列车启动。萨尔嫩立刻收到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埃廷贡立刻行动，埋完炸药后到10米外的路基下隐蔽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
其五，成功奖励。几年后，当皇姑屯事件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党政高层又秘密地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破天荒地得到一块足赤金表；埃廷贡则因“极特殊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维纳罗夫因参与“共产国际特殊使命”，而被保加利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
该书在描述皇姑屯事件经过时提供的档案、细节与显示的逻辑显然是河本的“自供”不能比拟的。
自苏联制造说问世以来，可以说争议声一直不断。
2003年9月《北京日报》刊登的“张作霖的确死于日本关东军之手”一文说：“近来，某报刊登的《张作霖死于谁之手》一文中称，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夜死于苏联特工的策划之下，在‘经过皇姑屯时被预埋的炸弹炸死’。”“可以说日本军爆杀张作霖的史实铁证如山，不容置疑。”此类观点非常鲜明的文章不少。
2014年《光明日报》刊载题为“日本参与‘皇姑屯事件’无可争议”的报道，说江苏发现一份完成于1928年7月28日的皇姑屯事件调查报告，共28页，由31张照片以及文字资料和报刊剪报组成，分成爆炸现场、各方说法、吊唁现场3个部分。在各方说法中，一份日本新闻局于“皇姑屯事件”发生当天发布的英文新闻材料这样描述了皇姑屯事件：“当天早上，有一些日本人在斜道上巡逻，遇到了两名可疑的衣着寒酸的中国人并逮捕。搜身发现他们带着两枚俄国产的炸弹，还有一些广东民主主义委员会的信件。”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军队事发前就希望在发生爆炸的铁路附近例行巡逻，但遭到了日本军队的阻拦。曰方称，他们控制的铁路周边200米范围内禁止任何中国军人进入。”“军事家现场勘查，判断应该有4-5个人花了约6小时埋了炸药，而不是扔炸雷；第三，日方在爆炸当天就发通报称是中国南方人所为，这不符合日本人处理火车暴恐事件常例，就算是普通人死于该类事件，日本人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请多方调查，而这次却草草结案下了定论。认为：‘通过这份报告，我们至少能确定，日本人肯定参与了谋杀案。’”“也有专家认为，这份调查报告提到了俄国产的炸弹，但仅凭这一信息，还不能确认爆炸案一定与苏联人有关。”报道最后说：“虽然报告并没有给出最终结论，但其大量相对中立的照片和文字材料则有利于捅破曰方‘烟幕弹’，帮助史学家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这篇报道起码有3点与以往的传统观点不同：日本是“参与”，而非“单干”；“不能确认爆炸案一定与苏联人有关”，但不排除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必须指出的是：河本“自供”也是说“参与”。《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也认为，除了河本大作，“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称，其他国家，包括苏联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可见包括苏联在内的相关研究并不排除当时苏联参与的可能性。
《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发表“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中德曰三角关系研究》随想”一文，直接引用《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抗战前期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皇姑屯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该书关于苏联制造说有哪些不足呢？
苏联制造说与日本制造说相比较，其依据无疑要可信得多，从指挥、组织、情报、行动、掩护到嘉奖，不管是逻辑、档案还是细节都一应齐全，已经基本形成了证据链。更重要的是，该书在证明苏联制造说时提供了反证，给出了日本制造说不成立的证据。但是，该书的反证很不全面，关键漏洞起码有四：
1、日军为何在现场？既然苏联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为何众多证据都表明日军当时就在现场，否则日本怎么可能拥有现场爆炸的照片和影片。可见苏联制造说由于无法否定曰军就在现场的事实，因此只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2、河本为何要“自供”？既然苏联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河本为何要代人受过？如前所述，苏联制造说的理由是河本在审判前因被苏联收买而作伪证，其“自供”也完全由他人捉刀代笔。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临时收买，河本就根本不可能“自供”。这种收买的情况当时完全可能发生，但这种解读却完全错误，因为河本在当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不久就主动做了“自供”。据大江志乃夫说：“河本对前来调查的陆军中央部始终隐瞒真相，但对出兵山东、关东军出兵附属地外给予积极支持的堪称陆军中央部同志的上司荒木、小矶以及盟友小烟则说出了实情。”“这意味着河本本人选择这三人作为他吐露真相的对象。”可见河本早就承认自己是皇姑屯事变的制造者，根本无需被人收买。
3、日本政府为何默认？既然苏联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日本政府为何反应激烈，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处分了河本等人。大江志乃夫说，当时日本“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认为事件重大得令人吃惊，他说：‘这是超党派的事关国家的大问题，希望一切交给总裁处理，要慎重对待。’有关事件的真相很快就直接传到田中内阁的在野党的耳中，不久便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之名成为政治斗争的火种。”河本等人受到的处分，表明日本政府最终默认皇姑屯事件由河本制造。如果说河本的“自供”是被收买，难道日本政府的默认也是被收买了？
4、日本学界为何都承认？既然有大量新证据证明苏联确实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日本史学界为何至今依然认为制造者是日本军方。面对完全有可能自证无罪的良机，日本却甘愿认罪甚至“死不悔改”的奇怪反应，完全违背日本学界的一贯作风，背后一定有其难言之原因。
因此，苏联制造说尽管言之凿凿，却不能完全否定日本制造说。这恰好证明苏联制造说具有与日本制造说一样的短板。
日本与苏联共同制造
既然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制造说与苏联制造说提供的证据都只能自证而无力反证，那么合乎逻辑的答案就只能一个：两者都对，都是事实。也就是说，日本制造说的一半加上苏联制造说的一半使得皇姑屯事件有了完整圆满的答案：日本与苏联共同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要从苏、日双方联手制造的视角人手，所有的关键疑问，如对日军出现在暗杀现场，日本政府默认皇姑屯事件，李顿调查团虽然提出“同谋”却语焉不详含糊其辞，甚至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不得不刻意回避的真正原因也就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苏联的“喘息”与日本的“谋略”，双方为了各自战略利益的最大化联手除掉了张作霖。
但也有两点必须着重解释：
其一，万斯白的书。万斯白的真实身份非常神秘，他与张作霖同车从北京出发，但如前所述，他却在天津下了车，如此巧合就很难说是偶然。苏联“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苏联特工能够如此准确地掌握列车出发的时间与张作霖所处的车厢，也很难说与万斯白无关。但当万斯白在天津下车后，苏联对列车的情报就失去了准确性：“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其实列车晚点了两个小时左右。张作霖死后，万又进入日本情报机关，遭曰军追捕后逃往上海迅速利用关系出版此书。此时，正是中国的抗战全面爆发之际。联系到前述莫斯科关于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身上”等内容，隐隐约约可以感到万斯白的真实身份非同寻常。尤其那个及时出现的读者盛嵩在世人面前首次披露了日军拥有炸死张作霖的现场影片，更是强化了万斯白揭露的真实性。简单地说，万斯白及其书的出现，绝不能排除苏联情报机构对皇姑屯事件后续操控的可能性。
其二，河本的“自供”。如前所述，苏联制造说认为河本在审判前因被苏联收买而作伪证。其实，苏联的目的是为了让河本独自承担而掩护“同案犯”。为此，苏联必须事先审查河本的“自供”，并给河本提供不菲的利益保证。可见河本的“自供”并非伪证，而是“独白”。使得原先的“双簧”变成“独脚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不予认可，但也不愿深究，最合理的解释是不愿也无必要为了中国的旧事而得罪当时风头正健的盟友苏联。
二、张学良行动的证明。张学良返回东北毫无疑问要全力调查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他岂能无所作为不报杀父之仇。虽然缺乏文字资料，但张学良当时向苏联与日本同时发难的激烈行动，却已经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明。
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改变五色旗。此举标志着国民政府的统一，更是对日苏密约所谓“满洲独立”的釜底抽薪。
搜查苏联领事馆。1929年1月初，苏联公民办的发行上万份的报纸《议论》被查封。5月27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被搜查，总领事、副领事、驻沈阳总领事、远东商务代表处主任、苏联商船队监察员、中东铁路商务处职员，总共80人左右被捕。“搜查使当局掌握了如此严重损害苏联领事馆名誉的材料，证据又如此确凿，以至布尔什维克外交机关甚至不敢提出抗议。”在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被搜查的同时，苏联驻瑷辉、齐齐哈尔和满洲里的领事馆也被搜查。张学良大规模搜查苏联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明显是在寻找苏联制造皇姑屯事件的证据。
中东路事件。7月10日，张学良占领了中东铁路全线的电报局，查封了苏联商务代办处及驻中国东北各省的其他苏联经济机构，逮捕了2000多名苏联铁路员工，双方随即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不久，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学良虽然明知是以卵击石，但依然与苏联大打出手。
如非得知皇姑屯事件真相后的怒火中烧报仇心切，张学良岂能置自身之力量与安危于不顾，同时出重手打击苏联与日本。应该说，张学良那些只做不说的激烈行动绝非无的放矢，杨宇霆和常荫槐之死也绝非偶然，中东路事件的真正起因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细节的互补性。仔细比较日本制造说与苏联制造说，不难发现双方版本中的不少细节竟然有着惊人的互补性。
其一，档案。日本制造说几无相关档案，苏联制造说的相关档案非常丰富，几乎贯穿皇姑屯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也许表明皇姑屯事件中苏联是主导者而日本是“参与”者。
其二，炸药。前述日本方面的调查认为皇姑屯事件使用了日本的军用黄色炸药，河本说爆炸时列车几乎竖立起来，可见所用炸药数量巨大，绝非区区几名苏联特工可以随意运送和埋设的。日本的调查认为：“从炸药的性质和数量确认这不是穿便衣的少数工作人员所能携带的东西。”因此河本调动的工兵连就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其三，巡逻。前述日本的调查认为：“军事家现场勘查，判断应该有4-5个人花了约6小时埋了炸药。”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军队事发前就希望在发生爆炸的铁路附近例行巡逻，但遭到了日本军队的阻拦。”确实，长时间埋设大量炸药极易暴露目标，尤其是必须在夜间作业不能不用照明。因此用日军替代“例行巡逻”的东北军就势在必然。
其四，人员。在原先勘查与埋设的过程，尤其在炸药爆炸时，苏联特工无疑必在现场以观察效果才能复命。日军也在现场的证明就是他们拍摄的照片与影片。
其五，起爆。苏联制造说表明苏联特工手持引爆器隐蔽在十米开外的路基下。日本制造说则表明引爆的电线连接着“离陆桥稍远的日军铁路监视所”，因此前述日本的调查认为“从爆破时接通电路的电线痕迹判断这肯定同日本军人有关”。其实两者都可能是事实，就是当时使用了双保险装置以保证爆炸的成功。但这一双保险恰恰证明了苏联特工的主要作用，因为近者才能在黎明时分看清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进入桥洞的一瞬间精确地按下起爆器，由此看来，皇姑屯的爆炸是苏联与日本一起按响的。
其六，补救。苏联制造说与日本制造说都有万一爆炸不成后的补救措施。河本说要“不失时机地乘混乱之机，让‘拔刀队’闯进去杀他。”“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这种极其相似的补救措施如果不是双方事先的商定，很难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说明皇姑屯事件就是要必置张作霖于死地，就如前述田中所言：“必被处死”。
其七，结果。当皇姑屯爆炸案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秘密重奖有功人员。而田中却被迫辞职，随即死去。苏联的弹冠相庆与日本内阁的垮台，似乎正反映了当时苏曰在“某重大事件”中形成的微妙关系与各自历史的日后走向。
双方细节的互补，修正了日本制造说或苏联制造说所表现的扭曲和残缺，也就基本还原了其全貌。据此，不难确认皇姑屯事件中苏联负责谋划、情报与技术等主要工作，日本负责安全、炸药与人员等配合工作。苏联少数几名特工在河本配合下混迹于日方人员中并不起眼。而河本当时真正的作用无疑有三：双方的联络；现场的协调；面上的指挥。至此，皇姑屯事件其实由苏联与日本联手制造应该确认无疑。
苏联与日本的秘密和约
日本与苏联联手制造皇姑屯事件是为日苏密约扫清障碍。关于日苏密约作者已在“《田中奏折》真伪之辩新探”一文中详细论述，此处着重考证苏联与日本对张作霖地位的考虑过程。
一、苏联的考虑
1926年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斯大林主持下在莫斯科举行，专门研究“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提出了让满洲独立以换取日本的妥协，从而使苏联获得“喘息”的政策：“一旦建立自治的满洲（这是日本所渴望的），就应该争取使张作霖放弃南进和基本上放弃对中国其余地区内部事务的干预。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们决不能采取主动或承担哪怕是间接的责任。”很明显，苏联当时并不想除掉张作霖，而是希望与日本妥协后张作霖不再干预除东北外的任何事务。
但是，苏联不久就改变了主意，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张作霖对日苏密约的威胁。张作霖获知了大连会议的秘密后，如前所述迅速采取措施主动与日本谈判“满洲独立”以阻断日苏的联手。与此同时，张作霖试图与美国建立联系，“为美国在满洲获取利益提供特权，他在北京已经预先得到美国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的许诺。”“北京希望美国：首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与南北双方修订新约；其次，在远东显示足以与中国实际上结盟的实力；最后，协助中国发展海军，包括训练中国海军，出售军舰给中国，并为中国造舰等。”张作霖积极拉拢美国的动向已经直接威胁到苏联“喘息”政策的成败，也就使自己成了苏联的眼中钉。
其二，巩固蒋介石政权。苏联不遗余力地支持蒋介石夺取政权是为了与蒋联手以牵制日本。当国民政府成立后，不甘退出北京的张作霖依然是蒋介石最主要的对手，不仅随时准备卷土重来，而且还准备背靠日本拉拢美国以对付苏联。因此除掉张作霖就成为一举多得的最佳也最快捷的选择，尤其还能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刚于1928年4月18日成立的国民政府以加强双方的信任与联系。
1928年4月，苏联开始了清除张作霖的行动。然而苏联的计划要在东北实施，就必须得到日本的配合。那么日本是否同意呢？
二、日本的考虑
日本对张作霖在日苏密约签订后的地位，东方会议做了决定。田中在会议的闭幕时所作的《对华政策纲领》训示中说：“东三省有力人士如能尊重日本的权益，谋求政局稳定，日本应予以支持。”很清楚，只要张作霖能够有助于日苏密约签订后东北“政局稳定”，就会得到日本的“支持”。
但是，张作霖积极自救，不甘受制于日苏的联手而成为傀儡。“张作霖在20年代后期这些频繁向美国示好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些年轻日本军人甚至视张为美英的傀儡。”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早就心存杀机：“他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杀死巨头，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无论怎样，‘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日本显然意识到张作霖的活动，不仅会暴露甚至瓦解日苏密约，更会严重威胁“满洲”的独立。前述河本4月的信，表明日本与苏联开始同步，5月13日田中的表态则是下了除掉张作霖的最后决心。
由于日本与苏联的战略利益都已经无法容忍张作霖的存在，皇姑屯事件就不可避免。
三、田中内阁的垮台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高层为保密而代之以隐语“满洲某重大事件”。当时日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确保事件背后东方“谋略”的安全，这就直接导致田中内阁的垮台。就此而言，田中其实是日苏密约继张作霖后的又一个牺牲品。
日本有一段史料说：1928年12月24曰下午，“田中首相上奏天皇，称：‘张作霖被炸死事件似与帝国军人有关，目前正在抓紧调查之中。如果属实，定将依法严惩。”’但在调查结束后，“田中首相向天皇作假报告，说调查结果，陆军内没有凶手。天皇申斥田中前后报告不一致，表示了极端不信任。田中首相失去天皇的信任，被逼辞职。”日本还有一段史料说：“陛下在听田中宣读奏折时，脸色突然变了，不管他是否已念完，就说：‘这不是同以前的话相矛盾吗？’田中惶恐地说：‘关于这件事可以作些说明。’生气的陛下说：‘没有听说明的必要。’话毕就进入内宫。”“陛下”拂袖而去，但田中并不罢休：“同侍从长恳谈，说事到如今不得不再次觐见，将不得已的经过加以陈奏。侍从长答：‘你这样强烈地请求觐见，我可以出面联系，但若是关于某重大事件，恐怕天皇陛下不会再听了。”田中为何或敢于“作假报告”？大江说：“田中首相是在军部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才从主张严惩事件凶手、给予司法处分后退为仅追究警备责任给予行政处分的。”“天皇认为田中首相在撒谎，遂明确表明对他的不信任。”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也认为田中是被迫的：“陆军内部固不待言，就连政友会也强烈反对处罚有关人员。在内阁内部对此也无人支持。”但是，田中当时不顾一切“强烈地请求觐见”究竟想“说明”什么？“陛下”为何断然拒绝并立即走人？有人认为是因为田中“触动了逆麟”，而“陛下”自己在日后《昭和天皇独白录》中的解释则说：“由于年轻气盛”。究竟是“年轻气盛”，还是真的被触到了“逆麟”？对此，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在其获得2000年普利策传记作品大奖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是这样评价的：“许多年后，在他著名的《独白录》中，裕仁称当田中来告诉他将‘掩盖’张作霖被暗杀事件时，他厉声叱责了田中首相并要求他辞职，那都是因为‘年轻气盛轻率欠虑’。他有意不提其实他也希望掩盖暗杀真相。他也没有谈到他是如何与近臣们事先仔细编排了要对田中说的话。还有1929年6月27日，当田中首相第二次非正式报告时，他毫无理由地责备了他。裕仁已决意要责备田中首相，让田中内阁辞职，第二次非正式报告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由此，他用心回避了宪法上大元帅的责任。”田中在7月2日辞职后于9月2日，即《田中奏折》将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公开面世前夕，“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一时甚至谣传为自杀。”田中的死亡，或许使得日本此后再无人胆敢涉密皇姑屯事件。至于让河本个人承担责任，日本政府显然是想用最小的代价自我掩护，尤其是掩护深究之下可能曝光的日苏密约。
从1927年8月的日苏密约、1928年春张作霖与日本的密约、苏联行动小组4月的成立、河本的4月“密信”、田中的5月表态到皇姑屯事件6月的发生，事态发展的脉络在短短数月内已经足够清晰，也已经形成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张作霖其实是大国博弈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