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反侵略、反殖民斗争。这中间，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指挥东北抗战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之前的东北情结
周恩来少年时代就与东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铁岭，二载沈阳”的求学经历，使他在生活和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他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所讲，“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可见，周恩来对东北这片黑土地充满了热爱与感恩。
1910年春，年仅12岁的周恩来跟随伯父北上，开启了他在东北的求学之路。在这里，他初次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由此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
在东北期间，少年周恩来先后在铁岭银冈学堂、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求学。在银冈学堂学习期间，他一方面接受了新式学校的系统教育，学习了国文、算数、历史、地理、体育、手工等多门课程；另一方面，还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熏陶，学唱《何日醒》《快猛醒》等革命歌曲，并聆听爱国人士的公开讲座。这些都对少年周恩来革命思想和理想信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他学习更加刻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他的国文老师赵纯曾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受到极大鼓舞，果断减掉长辫以示和清政府彻底决裂，对辛亥革命积极拥护。在一次学生组织的演说活动中，他号召大家抵制鸦片，说：“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泡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富，不禁烟焉能救国？”周恩来在东北接受的西方教育启蒙和革命思想熏陶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后来他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时说：“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见东北学堂的新式教育对周恩来进步思想的启蒙是不可估量的。
1917年，走出校门的周恩来在东北参加了第一个社会活动，即在他留学日本之前到哈尔滨协助他的南开同学邓洁民筹备、创办东华学校。邓洁民和周恩来志趣相投，在学校期间结下了深厚友谊，两人推心置腹。周恩来到哈尔滨就在他的住所居住，两人深入交流，探讨东华的办学方向，讨论时事政治。周恩来深刻的观察分析能力让邓洁民十分叹服。1920年，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再次来到哈尔滨探望老朋友，并提出办好滨江东华学校的意见。周恩来曾在校内发表演说，号召师生参与革命宣传活动。在以后的岁月里，东华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和革命者，更成为中共东北建党的据点和国内革命者赴苏俄学习考察的重要驿站。
周恩来在哈尔滨期间，正值中东铁路工人多次举行罢工活动。中东铁路是俄国为了向远东扩张提供方便而在东北“借地”修建的。他们采取诱骗、欺诈手段，廉价招募大量中国修路工人，同时也把俄国的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分派过来，这其中不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布尔什维克在中东铁路工人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华工中一些思想进步者便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周恩来在这期间目睹了哈尔滨工人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也接触了一些布尔什维克。
局部抗战时期关注东北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战火迅速燃烧至整个东北，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宣言，表明了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当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成为最早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主要负责人。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自发组织了东北民众救国会。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和支持，并在1931年10月发表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的文章，明确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该文于1932年初传到东北，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前进动力。
抗战初期，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十分薄弱，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而在日寇的军事镇压和分化瓦解、威逼利诱下，损失惨重，转向低潮。面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党组织向东北派遣了大批干部，如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张甲洲等，到东北军或义勇军中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和组织群众，使东北抗日运动出现了生机。
随着日军对华北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制定迫在眉睫。1935年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事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专门负责开展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同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言辞恳切，感人肺腑，令东北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为早曰联合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1936年4月，周恩来赶赴延安与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秘密会晤，谋求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和办法。双方彻夜长谈，坦诚交换意见，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了共识。同年6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同时具体阐明了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工作和关键，为扩大抗日力量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内部发生剧烈动荡，局面十分混乱，东北救亡运动再次陷入重重困境。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再派周恩来调节和解决东北军问题。周恩来一方面不顾危险，苦口婆心地劝说一些极力主战的官员，安抚群情激昂气势汹汹的东北军；另一方面，指示负责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去渭南前线劝说105师师长刘多荃勿将枪口转向西安，保持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一致对外，联手抗日。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全面抗战时期指导东北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东北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配合全国抗战形势，牵制分散日军力量，破坏敌人后方。周恩来作为中共抗日宣传的主要负责人，克服重重阻碍充分发挥《新华日报》的党报功能，使东北人民能够更加清楚国内战争的局势，加深对党中央决策的了解与认识。1937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通报了中共在东北领导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并高度评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热情。
东总即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简称，是东北抗战的重要组织和核心力量。南京失陷后，东总于1937年11月迁往武汉，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听从周恩来的领导。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东总在组织游击队对日作战的同时，还派出得力干部深入东北军部队中，团结、帮助爱国将士共同抗敌。1938年1月，周恩来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张廷枢及东总部分重要成员在汉口会面，鼓励他们要将抗日坚持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令与会者深受鼓舞。1939年10月以后，东总的活动逐渐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局势更加险恶，蒋介石竟下令撤消东总，使东北救亡运动陷入困境。对此，周恩来经常秘密召开会议，指导地下斗争，进行思想工作，并转移和保护已暴露身份的东总成员中的共产党人，如刘澜波、于毅夫、于炳然等。正是他沉稳睿智、灵活多样的处理和协调，千方百计地进行统战工作，使得东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以保存，继续开展斗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民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特别是东北战场，日本驻军最为密集，敌强我弱，再加上党中央与东北战场失去组织联系，补给严重不足，斗争异常艰难。在此期间，十分关心东北抗战局势的周恩来，两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即《“九一八”十年》和《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他在《“九一八”十年》中写道：“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我们更以最大的同情和热忱，致敬于在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两篇充满爱国激情的文章，字里行间言辞恳切，深刻表达了周恩来对东北地区抗战形势的关切和对东北抗战军民的关心。他还着重论述了东北抗战的历史意义，高度评价了在苦难中不甘屈辱、顽强奋战的东北同胞、义勇军和东北流亡人士，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并深入分析研讨了东北地区的战争形势，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将同东北人民一起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这些文章传人东北后，给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1945年8月10日，日本接受以美、英、中三国宣言形式公布的《波兹坦公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即将迎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但一些顽固的日本军人不肯接受战败的结果，继续做最后的挣扎。面对这一隋形，中共中央立刻发出关于受降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部队向日军送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随后，周恩来连续起草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专门作了向东北进军的部署，要求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部，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要求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
抗战胜利后对东北抗战的肯定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东北抗战的巨大贡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为抗战所付出的努力，充分肯定东北抗战的重大作用。在中共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蛮横地拒绝承认在东北的中共军队和民主政权，并否认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中的贡献。对此，周恩来进行了严厉驳斥，明确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抗战结束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这时东北地区再次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斗争的焦点。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力求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1945年12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也提出将解决东北问题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特别是1946年4月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周恩来指出：“历史上东北的游击战是有过很大的发展的。在九一八以后到抗战以前，东北的游击战在中国是十分有名的。”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向马歇尔指出国民党不愿在东北停止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集团不愿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把他们诬为“土匪”。周恩来通过列举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东北奋勇抗战的历史，来进一步证明东北军民抗战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仍不忘对东北抗联战士的关怀，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住院期间，他多次到医院探望慰问。在周恩来的关切下，东北修建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杨靖宇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等；他还为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笔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并在1953年和1963年两次视察东北烈士纪念馆，缅怀在东北抗战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志士。此外，他还要求做好东北抗战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东北抗战历史宣传等工作，亲自过问电影《赵一曼》的拍摄情况等。
东北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时最长，最为艰苦；东北人民不畏艰难，众志成城，沉重打击了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遏制了日本梦想“满洲国”从中国版图分离的野心，迟滞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而无论是在局部抗战时期还是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都为推动东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