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还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三去莫斯科，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过列宁亲自接见的人。从五四时期领导学生运动到搞中共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再到领导红四方面军，他都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期间，以“肃反”的名义肃清党内不同意见时，大肆滥杀无辜，使得上万名红军官兵和党、政、群干部遭到杀害，曾中生、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余笃三等红军高级将领都先后死于他的罪恶之手。
在长征中，毛泽东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懋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力主北上抗日，而张国焘却以为“长征是失败”，主张向西康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双方产生尖锐的分歧。后来，张国焘跟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竟公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结果，张国焘南下损失惨重，不得不于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南下部队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于同年10月与毛泽东所率领的已于一年前就胜利地抵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本人也写了《我的错误》，作了“沉痛”地自我批评：“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并且作了深刻的检讨，中共中央仍推荐他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祭扫黄陵出走叛党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去陕西中部县（现改为黄陵县），跟国民党方面代表一同祭扫黄帝陵。
那天早上，陕甘宁边区政府租用了延安公路局一辆运输大卡车，张国焘坐在驾驶室内，随行的陆秘书、警卫班班长李凯国则和警卫班战士一同坐在车后。汽车驶出延安城，越过劳山，穿过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于下午五时许抵达中部县政府门前。
中部县是国民党统治区。先期到达的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省党部主任觉五等早就站在门口迎接。张国焘一下车，蒋鼎文赶紧走过去，旁边一个人连忙介绍说：“这就是张主席”。说着又指着蒋鼎文对张国焘说：“这就是蒋主任”。说话的同时，蒋鼎文伸出手说：“张主席不辞劳苦，亲莅黄陵，不胜欢迎啊！”张国焘也伸出手说：“蒋主任，久仰、久仰！”对国民党方面的如此礼遇，张国焘当时有点受宠若惊。
张国焘的住处被安排在县政府的二堂，蒋鼎文等住在三堂。警卫班的战士住在小厢房内。近处还住了国民党军一个警卫营。当晚，中部县政府设宴招待各级官员，张国焘与蒋鼎文携手赴宴。
4月5日，国共两方人员正式祭陵。由蒋鼎文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统一举行的祭陵仪式后，大家便参观了陵园。蒋鼎文与张国焘并行游览，说古道今，口若悬河。45岁的蒋鼎文是浙江诸暨人，浙江陆军讲武堂毕业，是国民党“双料”高级将领，既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又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蒋介石对其视同手足，集数职于一身，正是官场春风得意之时。“张主席的帅才是举世公认的，早在五四运动反封建时，就担任了北京学联主席，那时候才二十刚出头，可谓出类拔萃啊！”蒋鼎文一边走，一边恭维张国焘。张国焘长叹一声，以风光不再、走下坡路的声调说：“彼一时此一时呀。”蒋鼎文接着说：“自古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沙堆于岸，水必湍之；才高于众呢？哈哈，好，我们不提往事了。瞧，这桥山可真是得天独厚，尽领风骚呀……”张国焘全无游兴，好久不说一句话。
晚上，张国焘在蒋鼎文屋里谈到凌晨二时才回到自己房内，一直等候的李凯国进门问：“张主席，今天祭陵完了，明天咱们是不是回延安？”张国焘一边脱衣服准备睡觉，一边对李凯国说：“不，林（伯渠）主席在西安，我有些事要去找他。好，你也回去睡觉，其他事明天再说吧。”李凯国不敢再问，轻轻带上门退出来，上床休息时他仍在想，出发前中央首长没说他去西安呀，怎么突然冒出要去西安呢？要是明天他要去西安，我该怎么办呢？他一直在苦苦思考着这一问题，几乎彻夜没能人眠。原来，张国焘在跟蒋鼎文个别交谈时，已将自己脱离共产党的意向向蒋鼎文和盘托出。蒋鼎文连夜将这一重要情报电告蒋介石。蒋介石要蒋鼎文火速与戴笠联系，由戴笠将张国焘护送到武汉。
4月6日早饭后，门外开来了十几辆汽车，国民党警卫营的士兵分立县政府大门两旁；人人身背一长一短两支枪，神气十足。国民党方面的官员一个个走出来，站在车旁准备登车。
这时候，李凯国跟在张国焘后面也从二堂走向大门外，警卫班的战士们都站在门外等候。张国焘对身后的李凯国说：“你带上大家回去，要是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去西安找林主席了。”走到大门外的时候，张国焘又指着年龄较小的警卫战士张海说：“叫他留下，跟我一起去。”
李凯国深感疑惑，但不得不服从，他只得走到警卫班战士跟前宣布：“张海，你跟张主席去西安，其他同志上车！”说完，他急忙把那个装有文件和重要东西的背篮放在卡车上，告诉司机准备回延安。再回头看时，张国焘已经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车内。
4月6日下午，李凯国他们的卡车回到了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一见李凯国就问：“你们回来了，张副主席怎么没回来？”李凯国有些慌乱地急忙把张国焘去西安的情形作了汇报。伍修权立刻严肃地说：“周副主席刚从武汉回来，你赶快到周副主席那里把情况报告一下，我办完事马上就去。”李凯国赶紧来到杨家岭周恩来副主席的住处。刚进院门，碰见了社会部长康生。当时周副主席不在室内，康生简单问了一下情况，说：“你先坐下，我去报告周副主席。”一会儿，周副主席回来了。一进门，就神情严肃地说：“你把张国焘去西安的情况给我详细说说。”不知为什么，李凯国显得非常紧张。周恩来目光慈祥地对他说：“你不要怕，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嘛。张国焘去西安有问题，与你没有关系，我明天就出发去武汉。”“我把张国焘带去的文件、手枪、望远镜都带回来了。”李凯国心情轻松了些，又补充说。周恩来接上说：“你把部队和文件都带回来了，这就很好嘛，东西就交给康部长去处理吧。”康生和李凯国走后，周恩来快步走向毛泽东的窑洞。
周恩来急赴武汉挽留张国焘
张国焘随蒋鼎文到了西安，住进蒋鼎文为他安排的西京招待所，成天与国民党高级官员密谈，一次也没有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联系。4月7日下午，张国焘对张海说：“小张，把东西都带上，我们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后，张国焘又对张海说：“你去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说我在火车站”。
时间不长，林伯渠驱车赶到火车站，但这时候张国焘已经上了国民党专为他安排的军用列车。林伯渠问：“张副主席，你这是去哪里呀？”
“我到武汉找周副主席去。”
“在办事处住几天再走吧……”
“以后再说吧。”张国焘以一副亳不动摇的神情说，坐在火车上，始终没有下来。
气笛鸣响，火车将张国焘载到战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武汉。
4月11日，紧急赶回武汉的周恩来，跟罗炳辉、李克农、钱之光、王明等人好容易才在大华饭店找到了张国焘。大华饭店是一家资本家开的高级饭店，周恩来对张国焘说：“张副主席，到咱们办事处去住吧。”张国焘以不容置辩地口吻说：“不，我就住在这里。”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到大华饭店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张国焘将拟好的发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稿交周恩来，托周帮他发到延安。电报很简单：
“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工作。”
接到电报，毛泽东便料定张国焘不会再回来了，但还是于次日跟政治局四位同志联名给张国焘发去劝告电文：
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张国焘看完周恩来送到的电报，终于搬到办事处住了。4月13日上午，张国焘忽然对周恩来说：“我想见见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见他呢？”周恩来很客气地问道。张国焘无理由可答，只是固执地说：“就是想见见。”最后，周恩来陪同他来到武昌，见到了蒋介石。张国焘毫不顾忌有周恩来在座，对蒋介石说：“兄弟我在外糊涂多年……”流露出悔恨的心情。周恩来接上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会见后，他们返回汉口。
4月14日，天刚亮，张国焘就起床了，他对警卫员张海看似很随便地说：“小张，你到楼上去看看周副主席起床了没有，我有事要找他。”小张赶紧来到楼上，周恩来一见他就说：“你上来干什么？不是叫你不要远离张副主席吗？”小张说了来由，周恩来忙说：“快下去看看，他可能跑掉了！”张海恍然大悟，急忙跑回来一看，张国焘果然不在了。周恩来立即布置大家分头再找。办事处的同志找了一整天，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张国焘，他已经在那里住下了。这次说啥他也不回办事处了。4月16日，张国焘又与蒋介石相见，蒋介石一见张国焘就说：“张先生这多年为革命奔走，辛苦了。”张国焘赶忙笑脸相陪：“哪里，哪里，胡闹了几十年。”
毛泽东则在这天下午，再次电劝，还是诚恳地希望张国焘早日归来，一切事情均可商谈。周恩来也再一次来到那家旅馆同张国焘倾心相谈，周恩来说：“张副主席，我还是请你再考虑考虑，我可以提出三条办法：第一条，回去继续为党工作，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既往不咎。第二条，你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然后回去工作。第三条，你声明脱党，中央宣布开除你的党籍，何去何从，请你定夺。”张国焘无所谓地说：“那就在二、三条之间确定吧。”停了一下，他又说：“这样吧，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关门好好考虑一下再说。”其实，他一溜出来就已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好了，他投奔国民党的决心已经下定了。4月17日这天，张国焘在武汉公开声明，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4月18日，中共中央认为张国焘已无可救药，便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员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并再次讲到了张国焘的问题：
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也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去建立根据地。此后，又另立“中央”。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处以极刑。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张国焘没有看到。张国焘在革命的道路上从头到尾是机会主义，沿途开小差。毛泽东最后勉励学员：“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被国民党抛弃生活窘迫
投进蒋介石怀抱的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别政治问题研究室”，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国焘在中共最高层混迹18年，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十分熟悉。因此，军统头子戴笠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但他对张国焘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派往他家照顾其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特务头子沈醉一一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
张国焘帮助军统主办一个训练特务的学习班，名日：“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他亲自担任马列主义之批判这门课，每周两小时。他虽很卖力气地给学员讲课，但学员反应态度却相当冷淡。张国焘又向戴笠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策反站以策反共产党。戴笠接受他的建议，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几个月时间过去了，钱花了，人也派出去了，但结果不但一个人也没有被策反过来，反而被派出去的人中有的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张国焘绞尽脑汁，为国民党破坏、削弱中共组织，捕杀共产党人献计献策，但军统按他那一套行事并无什么效果。渐渐地，戴笠由起初对于他的满怀希望，转而为满腔怨恨。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了，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面。即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过去张国焘有一辆专用小轿车，沈醉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由，将其专车取消，改为有事出门需要用车随叫随到。不过，这“随叫”就不一定能“随到”了。他终于深刻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痛苦，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再也不好过了。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蒋氏政权大势已去。此时的张国焘对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心知肚明，留在大陆上终将难逃最后的审判，便匆忙关闭了惨淡经营近一年的杂志《创进》周刊，率全家匆匆登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此时的张国焘身价已经贬值。“军统”头子戴笠早死，军统局已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乃至蒋介石皆认为张国焘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用他所奉献给国民党的那一套，也无法达到在国统区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目的。
张国焘在台北奔波数日，好不容易才租到一栋房子。在此前后住了一年，处处遭人白眼，四处碰壁，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难，景况堪称无限凄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张国焘曾卖身投靠的蒋家王朝，此时已如丧家之犬，蒋氏父子自顾不暇，自身难保，哪还能顾及他这个中共叛徒呢？此时的张国焘到了寥落无人问的境地了。可就在此多事之秋，张国焘租住地那一带的民房被强行征收，改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潦倒的张国焘，在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家眷迁往香港九龙。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与人创办了《中国之声》杂志，以维持生计。他又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韩战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其他报刊，发表后赚点稿费以作零花钱。
随着朝鲜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张国焘将全部家当以5000美元抵押给当铺老板，把资金投入香港金融市场，搞“炒黄金”的生意，在寓所的门上贴有一张字条，上写“萍光公司筹备处”（张是江西萍乡人，故称萍光）。时间不长，在国际黄金价格风波中，一夜之间价格大跌，张国焘几乎赔得倾家荡产。为了糊口，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只得四处奔波。那段日子，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形同乞讨，甚为凄惨，几近走投无路，全家的生活主要靠大儿子张海威教书来维持。
美国人抛出的橄榄枝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张国焘，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人。要是能将他的经历转化成文字，可以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来函约他撰写他自己的回忆录。经过多次洽谈，堪萨斯大学同意张国焘的要求，以研究费的名义，每月提供2000元港币，用作张国焘家庭日常开支的补助。这样，张国焘摆脱了窘迫潦倒的生活处境。
接下这份稿约，张国焘心情舒畅多了。他每天清晨起床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还在写个不停。劳碌之余，也偶尔出门散散心，有时还到离家半里路远的一个小图书馆查阅些历史资料，翻阅杂志报纸。经过了四个寒暑的努力。一部厚达1300多页、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回忆录，终于在张国焘笔下“隆重”诞生了。从1966年开始，香港《明报月刊》以《我的回忆》为题，定期全文连载。到1971年时，该书的单行本分三册陆续出版，销量很好，张国焘狠赚了几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稿费，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处境，使他和妻子生活费用暂时有了着落。
就在张国焘热衷于舞文弄墨时，他的妻子杨子烈不甘寂寞，也炮制了一本名为《往事如烟》的回忆录交给了出版商，，张国焘妻子杨子烈出身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31年春，张国焘被中共由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杨子烈则被留在上海中央机关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地下组织遭到敌人毁灭性的破坏后，杨子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后又返回上海学习妇产科。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她才带着小儿子辗转到延安与张国焘团聚。
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投敌时，身在延安又身怀六甲的杨子烈跑到毛泽东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张国焘的“滔天罪行”，要求中共中央枪毙张国焘。她向毛泽东要求去汉口，说她能说服张国焘迷途知返回到延安接受中央处置。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呀，你若能把张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大功臣！”毛泽东明知她是在作戏，但还是成全了她，批准她去汉口。临行时，毛泽东对她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张国焘不好……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结果，杨子烈一去不返。
出版商嫌《往事如烟》这个书名太隐晦，不容易吸引读者，便把书名改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果然，一炮打响，又引起轰动并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收益。就这样，张国焘夫妇一唱一和，摇动笔杆，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历史重新推演一遍，为自己在共产党内所犯下的错误百般辩解，极尽歪曲、粉饰之能事。
冻死在异国他乡
1968年，张国焘与杨子烈离开香港，飘洋过海，首先到了美国纽约。他的次子张湘楚在纽约居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住了一阵子，张国焘不习惯这儿的生活，便又偕妻子杨子烈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张国焘夫妇膝下有三子，除次子张湘楚在美国就业，其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一所中学里教数学，小儿子张渝川也在多伦多做工程师。夫妇抵达多伦多后，先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张国焘和杨子烈发现仅靠大儿子的收入要养活一家老小确实有些困难，便搬出大儿子家，住进尚是单身的小儿子张渝川家。
多伦多位于美、加两国间的五大湖区，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城市。张国焘、杨子烈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打算就在此地终其天年，毕竟他们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在此期间，张国焘看电视、读报纸，了解并研究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他多次撰文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以及中共其他领导入，被台湾国民党反动势力尊称为“反共强人”而“盛誉一时”。
可惜老天不遂人意，这种轻松恬淡的生活并没有过上多久。因为小儿子要结婚，其住房小，女方不同意跟其父母一道生活。为了不影响儿子的终身大事，无奈之下，张国焘、杨子烈夫妇只得搬进由加拿大政府创办的免费养老院。
在养老院里，张国焘成了基督教的虔诚教徒，整日读圣经，沉湎于宗教的虚幻之中，经常蜷缩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进行祈祷和忏悔。1976年，张国焘刚刚过了79岁生曰，突然中风，猛然地一头栽倒在地上。杨子烈赶紧叫来救护车把张国焘送往医院急救。在救护车里，张国焘老泪纵横，想跟妻子说些什么，但嘴总张不开。杨子烈则紧紧地攥住张国焘干枯的手腕，不觉一阵阵心酸，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中风后的张国焘右手右脚彻底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张国焘夫妇二人一瘫一跛，都成了废人。由于这几年坐吃山空，过去出版的《我的回忆》所得的稿费早已用光了。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治。于是，张国焘搬进官办老人福利医院，杨子烈仍住在官办养老院。
张国焘所住的宫办福利医院，条件简陋，病人多、医生少，护士都是由修女充当。隆冬季节，病房里暖气供应很不正常，忽来忽停，夜里也没有值班的护士。张国焘整天与那位红发老者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躺在窄窄的病床上。苦熬人生所剩不多的光阴。偶尔杨子烈会从养老院赶来看看他。给风烛残年中的他一点儿慰藉。
1979年冬天，加拿大多伦多冷得出奇。接连十多天的大雪，把城市粉刷得一片雪白。12月2日深夜，多伦多大雪不止，当地官办福利医院四下里静得怕人。一阵狂风吹来，张国焘所住的那闾病房的一扇年久失修的窗户被风吹开，风卷雪花，冲进冰冷的病房。病房里暖气早已关闭，张国焘被冻醒了。翻身时盖在身上的毯子掉在床下，他想捡起来，可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来，叫人也无人帮助，而不捡起来盖在身上，身上冷得又吃不消。在他费尽全身力气伸手捡毯子时，整个身子一下子滑到地板上，动弹不得。他失神的目光闪过一丝痛苦，想叫却叫不出声来。无奈之下，他只得痛苦地闭上双目，两滴混浊的老泪溢出他那深陷的眼眶，忽然大呕大吐起来。
12月3日5时，张国焘被人发现时，已经深度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叫来医生诊断时，竞已气绝身亡。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葬于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墓。当天，该市的一家报纸上刊发了一条极其短小的消息：“前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前日病死于多伦多老人医院，终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