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5月28日下午2时，从苏南丹阳出发盼陈毅风尘仆仆地进入上海市区，正式走马上任，成为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当时，摆在陈毅市长面前的上海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工业已是半瘫痪状态，面粉业由于运输不畅，产量只及战前的1/10，占上海工业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没有原料和销路，全部瘫痪。82000家商场，有50000多家关门。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更让陈毅市长焦虑的还有社会治安问题：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安排潜伏的大批特务，加上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极度动荡不安。陈毅和他的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采取多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制定经济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上海市工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也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看到信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的字样。他拆开信封，“当啷”一声，一颗子弹落在桌子上，信封内再无其它任何东西。恐吓信！陈毅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淡淡一笑说：“哦，寄给我的礼物不轻嘛！”随即轻蔑地将信封、子弹随手丢进桌旁的废纸篓。站在一旁的秘书认为，对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便又将信封和子弹捡了起来，派人送到市公安局。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能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干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陈毅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主动交待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记恨。执掌反共大权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入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台湾保密局和设在舟口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精心策划，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企图通过恐怖事件造成上海社会秩序混乱。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陈毅被列为首位，连衷心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资本家荣毅仁也榜上有名。毛人凤将他布置的暗杀陈毅市长的计划定为“天字特号”的“萤火虫行动”。
抓捕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
刚刚解放的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第一批执行“天字特号”行动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佩有全套电台设备。
正当上海市公安局根据所得的情报，对潜入上海的武装特务进行深挖细查时，一名知情者迫于形势，主动向上海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待了封企曾的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位于上海市的中华路，对外称协昌商行，老板叫李锦春，五十岁，是一名老牌的军统特务，以开商行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上海市公安局立即秘密逮捕了李锦春。李锦春交待，封企曾已到上海，跟他接过头了，现隐匿在松江农村。上海市公安人员立即赶到松江，分区分乡分段进行清查抓捕。谁知，这个老奸巨猾的封企曾见势不妙，已偷偷地溜进了上海市区。
一天晚上，市公安局值班员突然接到一个密报，在协昌商行附近发现一名中年妇女形迹可疑。我公安人员立即驱车前往隐蔽跟踪，借着灯光，只见一个背着一箱冰棒的中年妇女，叫卖着在商行附近徘徊。过了一会，卖冰棒的中年女人来到城隍庙附近一处的墙边，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漫画，图案是暴风雨下四处逃散的羊群。她立刻感到情况不妙，趁行人不注意，撕下了报警的漫画，快速回到家中，简单地化了装，便向协昌商行赶去。这一切都没能逃过我机警的便衣警察的眼睛，当即将这个卖冰棒的中年妇女抓到公安局。经过审训，查明了她的身份，这个中年女人名叫胡秀叶，是国民党保密局秘密交通员。在我公安人员凌厉攻势下，她不得不交待了封企曾隐居在杨浦的情况。
公安人员迅速出击，赶赴杨浦布控。当我便衣侦查员巡逻到杨浦自来水厂附近时，忽然见一辆黄包车急速跑来。拉车的是个中年男子，上身穿纱短袖衫，头戴旧凉帽，鼻梁上驾着大黑墨镜。巡逻队员见此入神态很不正常，不像正常拉客的黄包车车夫，便紧紧地盯着他。此人见到我便衣巡逻队员，本能地慌张起来，在躲闪拐弯的汽车时，动作太猛，墨镜掉在地上，我公安人员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特务头子封企曾。巡逻队伍迅速追上去，将他包围起来。封企曾见势不妙，企图拔枪抵抗，但已来不及了，被我公安人员打翻在地。
通过审问封企曾，上海市公安局先后抓捕了随他而来的那批武装匪徒。封企曾这批潜进上海市区的28名武装特务，还未及施展拳脚，即被我一网打尽。
第二批暗杀特务再次落网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毛人凤再次派来了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国民党特务，继续实施“天字特号”的“萤火虫行动”计划。这次他们除了配备枪支和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
朱山猿，本名三元，因为有一身轻功，得诨号“山猿”。接到任务后，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即将刺杀陈毅的具体实施计划通过台湾保密局设在舟山的电台呈报本部，请毛人凤核准。这个计划分两头进行：一头是保密局特工赵自强的女友杨某是越剧演员，据杨某对赵自强说，她有个同乡小姐妹在上海某剧团当团长秘书，陈毅市长鼓励知名人士为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服务，该剧团团长秘书有机会随团长接触陈毅。而且陈毅尤其爱看戏，待陈毅去该剧团看戏时，伺机下手。于是便拟通过“赵自强——杨小姐——女秘书”的曲折关系，接近陈毅。另一头是去无锡太湖联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残兵头目潘震，许以“长江下游支队司令”的头衔，让他拉上队伍到上海市郊的指定地点，配合“行动组”完成任务。
毛人凤看完呈报，当即下令执行。后来负责联络潘震的薛忠瑛折回上海时，被路卡上的我公安人员以私藏枪支、伪造身份证的罪名扣留。这一头的计划暂时停滞下来。于是，朱山猿一伙带上武器直接来到上海，分散隐藏起来。
朱山猿独自住进苏北流民集聚的浦东永乐村16号。很快，他就得知通过赵自强女友策反女秘书的事也没成功。此时，我公安部门通过情报组织传递的信息，已掌握朱山猿一伙的计划和行踪，并对永乐村16号采取行动。警觉的朱山猿提前一天离开，侥幸躲过抓捕。公安部门意识到朱山猿一伙的危险性，决定派侦查员沈伍打入敌人内部，弄清情况，以彻底肃清包括朱山猿在内的敌特分子。
沈伍是被我留用的旧上海警察局的警员，他跟早已被我“内控”的赵自强很熟悉。在受命接触赵自强后，他有意识地流露出对新政权不满的情绪，让赵自强对其产生兴趣。赵自强想拉他下水，便主动介绍他与朱山猿相识。不久，沈伍暗暗联络我公安侦查员设下圈套，引朱山猿入网，将其擒获。
蒋介石亲自指定暗杀人选
朱山猿一伙落网的消息传到台湾，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通。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并亲自点将：“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刘全德何许人也？在国民党特务界，他可算是名声在外的“王牌”特工，除了他被吹嘘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职业杀手外，还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世经历。
时年34岁的刘全德，江西吉安县人，14岁时，他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的红四军第十一师某团当传令兵。由于他头脑灵光，表现勇敢，不久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时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他在红军队伍里当过班长、排长，直到升任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特务连连长。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后，为加强中共上海局特科工作，熟悉红军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刘全德被选派到上海，担负上海中央局锄奸保卫工作。1935年11月，刘全德在武昌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这个喝着红军“乳汁”长大的变节分子，从此便死心塌地地充当国民党的鹰犬。由于他骄悍凶残，枪法娴熟，被送到军统特训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成为深得军统头子戴笠赏识的一员得力干将。刘全德先后在军统头目陈恭澎、季仲鹏、毛森手下任副官、特别行动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警卫处长。
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军统局利用刘全德对上海社会情况了如指掌的能耐，将他派回上海，专门从事对日伪重要人员绑架暗杀活动，其手段不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如1943年上海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总台长余玠被杀案，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
1949年6月，隐姓埋名的刘全德在上海被解放军查获。由于解放不久，我党公安部门对他的真实身份和所犯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被关押了一周之后即被释放。同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往舟山岛定海，后经厦门到了台湾。刘全德本以为侥幸脱险后可以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想不到刚刚安稳了3个月还不到，他又被召进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办公室，毛人凤指派他回大陆，其任务是刺杀上海市市长陈毅，并联合隐藏在上海的特务为“反攻大陆”做准备。
为了行剌陈毅能一举成功，台湾保密局让刘全德和与其同行的其他人员一块接受了美国顾问的一番强化训练，毛人凤对刘全德下了死命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毛人凤还向刘全德许诺：事成之后，他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军衔晋为少将。
就在毛人凤召见刘全德向其布置任务后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就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两天后又接电告：“刘匪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名，希即布置侦捕。”
国民党特务的魔爪再次伸向上海、伸向陈毅，而且这次危险性尤甚。偏偏此时陈毅却执意要将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原来陈毅上任后，看到当时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太多，经费开支很大，有限的财力难以支撑，同时又影响办公效率。当时从旧政权接收下来的人员有5万多，加上我方接管人员1万多，每月的薪金开支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为止匕陈毅决定对政府机构、人员实行精简，并宣布将自己身边警卫人员减为6人，将减下来的人派到更需要加强警卫工作的岗位上去。
负责警卫的保卫部门只能“抗命不从”。上海解放后，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重大匪特案件，行凶、爆炸、放火、投毒、打死解放军战士、抢夺枪支弹药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像影子一样躲在暗处的杀手，蠢蠢欲动。尽管陈毅本人对这些并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民政权捍卫机关的公安保卫部门，却不能对此熟视无睹，掉以轻心，况且根据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的暗杀市长陈毅的阴谋已在实施过程中。
几天后，陈毅发现警卫人员一个未减，便叫来警卫处长，对他严肃地说：‘精简机构是全党的事，谁都要严格执行，我当市长的能不带头执行？我这颗脑袋就这么值钱？”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抓捕特务刘全德
刘全德等一批特务将被派到上海的情报，虽已为我公安机关所掌握，但要摸清其确切的行动时间，并在上海500万茫茫人海中准确地圈定目标方位，却非易事，更何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手又非等闲之辈。形势紧迫，公安部门不能等闲视之。
主管全市隐蔽战线斗争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长扬帆（1951年2月起为上海市公安局第二任局长），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收到有关暗杀上海市领导人的情报，心头如同压着一块巨石。
解放前，刘全德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社会基础，潜沪后易于隐蔽，这对我侦察发现目标是个不利条件。更为严重的是，他认识陈毅，尽管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但他在毛人凤给他辨认的众多照片中，一眼就指认出陈毅的近照。扬帆认为，刘全德既然要进行特务活动，就离不开他赖以掩护和利用的社会关系，只要工作缜密得当，目标选择明确，就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按照既定的侦察方案，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加强对吴淞口码头的控制；二是对已经掌握的刘全德的关系人，布置专门力量日夜监视守候，但决不能打草惊蛇；三是尽量争取有可能接触刘全德的关系人为我所用，尽快尽早地发现刘全德的行踪；四是深入调查，发现新的主要线索或刘全德的踪迹，“撒网”控制。
1949年10月30日，台湾保密局用飞机将刘全德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空运到舟山岛定海，交给在定海的著名土匪头子黄八妹，指令黄八妹将三人安全地送到上海。黄八妹，原是上海市郊区出了名的女土匪，投靠国民党后，被毛人凤委任为“苏浙清剿总部直属戡乱建国总队副总队长”。上海解放前夕，黄八妹率部逃至舟山地区洋山岛，曾多次派武装匪特潜入上海进行破坏活动。
刘全德到达定海黄八妹巢穴后，总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盯着他，如芒在背，因此行事格外小心谨慎。诡计多端的刘全德要黄八妹先把他们三人送到大洋山岛，这是—个比定海更靠近上海的岛屿；而后又提出三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暴露，必须分头行动。他要黄八妹安排安平贵、欧阳钦两人分别搭乘货船先行一步，从大洋山岛进入上海，约好到上海碰头的时间、地点，随后他要黄八妹给他专门安排一条船，船上装些糖，化装成糖商，只身于11月1日深夜离开大洋山岛，在浙江杭州湾乍浦附近偷偷登陆，辗转潜入上海。
10月30日晚上，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来自国家公安部的电报：刘匪等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刘全德等敌特的动向，虽已为我公安部门所掌握，但要掌握刘匪确切的行动时间还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上海解放才5个多月，临近上海的舟山群岛及其周围的大大小小岛屿为国民党残兵所盘踞。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渔民、商人为了糊口，经常驾船从吴淞口上岸销售鱼虾等海产品，再贩运生活日用品回岛，一些特务便乘机混入其间，从吴淞口登岸潜入上海；有的趁月黑浪高的深夜偷渡登陆。虽然进驻上海市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防备措施，但毕竟海岸线漫长，防不胜防。
为了抓捕刘全德，指挥部制定了“张网捕鱼”的方案：把上海的各大码头作为第一道防线，安排了大批警力加强警戒，拟待敌特一踏上岸就将其一一捕获。几天过去了，侦察员没有发现刘全德在上海的任何踪迹。然而在此期间，狡猾的刘全德经过一番化装后，竟在大白天冒充我市政府工作人员混进了市府大楼，从楼上到楼下作了实地勘察。返回住处后，他画了一张草图，将陈毅可能的行走路线、市长办公室、会议室门号、警工人员的位置，以及他本人的行动路线和射击方位等都一一用笔标出，尔后深居简出，窥待时机。
我方撒出去的网已经一个星期了，侦察尚无突破性进展。“刘全德到底到了上海没有？他的落脚点在何处？”扬帆感到不能就这样“守株待兔”地等下去了，他在碰头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要主动出击！”经过分析，扬帆肯定了先前的分析，认为潜入上海的刘全德必须先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隐蔽下来，而后伺机行动。通过深入、细致地排查摸底，扬帆和侦察员准确地掌握了刘全德在上海有四个关系密切的人，他们是姜冠球、张春帆、刘林鹤和史晓峰。扬帆果断地发布命令：立即从刘全德的关系人人手，进行秘密侦查。
陆仲达原是上海旧警察局调查科情报股的便衣警探，上海解放后，为我公安机关留用。过去由于工作关系，他跟刘全德常有来往，还认识刘全德的密友姜冠球，并知道姜的住处。于是，他主动向市公安局请求让他到姜冠球处探探刘全德的行踪。陆仲达的请求被指挥部批准，11月8日晚上，他以探望老友的名义敲开了姜冠球家的门。原本他只是想通过姜冠球打听一下刘全德的一些情况，不料刚一进门，便见刘全德坐在客厅内。这一意外相遇使陆仲达心中一阵狂喜，他赶紧驱步上前，故作惊讶，主动打招呼道：“几个月不见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这碰到你。” 陆仲达的突然出现，让刘全德着实大吃一惊。他对陆仲达的底牌已摸得清清楚楚，听说已被共产党留用，心中不免嘀咕道：“今天何以这么巧，刚踏进上海就被不想见的人碰到，莫非我的行踪已被人发觉？”尽管心里局促不安，但刘全德脸上还是流露出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在起身与陆仲达握手时，借机从窗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在断定确实没有什么危险时，才稍稍镇定下来，言不由衷地说道：“我刚从舟山回来，准备通过姜冠球去公安局自首，听候政府处理。”陆仲达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这是刘全德对他不信任并怀有戒心。他故意不接刘的话题，做出一副沮丧的神态：“共产党接管警察局后，原警察局的人不少被留用，可唯独对我不信任，已将我辞退了。今天来找老同学，是想请他给我介绍点生意，家中老婆孩子还等着吃饭呢。”聊了一会儿闲话，刘全德向陆仲达要了住址、电话，称改日登门拜访，随即起身准备离去。为了摸清刘全德的去向，陆仲达随口也说了一句：“那好，我们一起走吧！”两人出了姜家院门，路上，陆仲达心里十分矛盾，如果一直跟着刘全德，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若要把他扭送公安局，自己孤身一人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惊动了他，更难捕捉。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陆仲达只得借口与刘分手，朝另一方向走去。20分钟后．陆仲达坐在了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室，扬帆和侦察组其他人员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刚才的那一幕。陆仲达面有愧色地说：“没能抓住刘全德，没有完成好任务。”扬帆接言安慰道：“虽然这条‘鱼儿’游走了，但此行也有收获，知道刘全德已潜入上海，这就大大缩小了追踪他的范围。你已尽力了！”
陆仲达走后，扬帆对在场的指挥部人员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刘全德，而且是在他旧友家中碰上了他，证明先前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侦察重点还是放在与他相识的人这个方向！”经过分析，指挥部的同志推测刘全德极有可能去找一个叫史晓峰的人。
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刘全德曾一度打入汪伪特工机关76号，在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担任教官，史晓峰是他的学生。当年，刘全德暗杀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台长余玢后，被四处追捕，是史晓峰冒着杀身之险将他藏匿在自己家里。史晓峰对刘全德有救命之恩，刘对史甚为感激，所以两人关系一直特别密切。基于这种情况，公安机关找到了高积云。高积云与史晓峰是多年的旧友，也是当年刘全德在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学生，过去常有往来。在市公安局领导对其作了一番工作后，高积云表示愿意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史晓峰当时在山西南路7号开了一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11月9日傍晚，高积云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史家门口。恰巧正逢史晓峰从外面回店，见到多日不见、往日又很信得过的老同学，很是亲热。史晓峰要高积云上楼一叙，并神秘地对高说：“老兄，我让你见一个人！”说着，推开房门，里面端坐着的竟然是刘全德。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见到了刘全德！这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老话。
刘全德一见高积云进来，不禁一惊，满怀狐疑地问：“你怎么来了？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高积云想，既然撞上了，就得想办法将他稳住，尔后找机会离开。“刘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高积云故作惊喜地反问道：“您现在在哪里发财？”边寒暄，边落座，房门紧闭，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高积云拿出一张离职证明“诉苦”道：“共产党到上海后我一直失业，两位老兄能否介绍点生意给我做做，混口饭吃。”史晓峰叫家人准备酒菜。三人边喝边聊。刘全德不动声色，频频给高积云敬酒，目的是想灌醉他，让他酒后吐真言。高积云为消除刘全德的怀疑，也就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三人越喝越多。高积云已显醉意，说话语无伦次，刘全德戒心有所放松．他对高积云说：“过个三五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再畅饮一次。”高积云一心想着如何脱身，好向公安部门报告。他趁刘、史二人不注意时，将吸剩的半截香烟吞下肚去，满肚的酒菜顿时翻腾起来，只听“哇”的一声，刚吃下去的酒菜呕了一地，臭气冲鼻。高积云假装醉眼蒙陇，歪在桌边，嘴里不停地念叨：“不能躺在这里，送我回去……”刘全德真的相信高积云醉了，他打算让高先走，然后自己立刻转移。
高积云在史晓峰搀扶下，歪歪扭扭地推着自行车，走出了院门。拐过巷口，他的酒全醒了，跨上自行车刚刚踏了几步，看到迎面走来两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赶忙下车，上前说明原委，急迫地说：“快跟我来，别让他跑了！”两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高积云迅速来到史晓峰家，警惕地分站在门厅两边。
“笃、笃、笃！”高积云上前敲门。
“谁！”里面传出问话。
“是……是我。”高积云在门外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怎么又回来了？”里面明显地警觉起来。
“我喝……喝……喝得太多了，这……这车子骑着不听使唤，先……先……放在你这儿。”
高积云说得很在理。也有几分醉意的刘全德正躺在床上以为短时间内不会出事，他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过他这次失算了。“吱”的一声，门闪开一条缝，高积云顺势用腿一顶，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猛虎扑食般地冲了进去。在高积云的协助下，刘全德还未及做出反应，就被两名解放军战士死死压在身下，捆绑起来。史晓峰也成了俘虏。
刘全德和史晓峰被押到了市公安局，主犯落网，对全体侦察人员是个极大的鼓舞。但他们丝毫不敢松懈，决心一鼓作气，以期一网打尽。为了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他们一方面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人继续日夜严密布控，以防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突击审讯刘全德。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存有投机心理的刘全德很快交待了潜入上海前后的经过、活动情况以及其他同行人员的行踪线索。
根据刘犯的口供，公安人员分头出击，迅速将刘全德手下的两名干将欧阳钦、安平贵缉拿归案，并顺手牵羊，将邱信、江知平等19名窝匪一一抓捕归案。蒋介石、毛人凤谋杀陈毅的“天字特号”的“萤火虫行动”计划就这样彻底破产了。
抓捕行动余犯劳有花
尽管主犯刘全德落网，但还不是十分圆满，因为据刘全德交待：本案还有一名女特务叫劳有花，她原是军统局医务室的一名护士，被戴笠看中，吸收进军统。1944年，参加军统特训班，其后不知其行踪。直到这次奉命赴沪执行暗杀任务时，刘全德才知道当年那个小护士已经成了保密局的潜伏人员，现在上海霍山路一家诊所工作，已奉上峰命令，全力掩护、协助他完成刺杀陈毅市长的任务。但刘全德跟劳有花还未来得及联系，便落入法网。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刘全德在北京被处决。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人在上海也被判处死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制裁，但潜逃的女特务劳有花终成为我公安机关心中之刺。劳有花潜逃到哪里去了？
原来，1948年11月，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安排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安排大批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入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她谈话，令其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心机的女特工，她同意潜伏，但她拒绝由保密局安排工作，她认为通过保密局特工组织安插潜伏那是一着险棋，这种上下级关系不牢靠。因为共产党一定会严查深挖国民党潜伏人员，只要上线有一人落网，就会交出下线。尽管当时上海一职难求，但她还是自己在上海滩四处奔走寻找职业。她好不容易才在霍山路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劳有花在诊所做的很好，杜传耀对她很满意，她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正当她感到欣慰时，杜传耀遭到土匪绑票，所有资金被讹劫一空，一时间诊所难以营业，只得关门。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转去曹家渡一家纱厂的医务室，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这家纱厂的老板是个色鬼，见单身女人劳有花很有几分姿色，就动起了不轨之念，很快他们就发生了那种关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劳有花始料不及：患有心脏病的老板猝死了。因为劳有花与老板有染，老板的妻子早已怀恨在心，便亳不留情地将她从纱厂赶走。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离开。很快她又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这时，上海已解放了。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顶头上司。她和上司之间仅靠这种方式联络，但从未见过面。
1949年10月初，劳有花突然接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搜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凭着多年的特工经验，劳有花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10月底，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竟是用密码所写。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这位“来客“便是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但是，毛人凤交给刘全德跟劳有花的联络点还是霍山路的杜传耀诊所，当时劳有花已经离开了诊所，这让她成了漏网之鱼。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边精心准备筹划边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纸上刊登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劳有花知道在上海不能再呆了，于是就逃往山东济南。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双亡，她在济南有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两人一直保持联系。解放后，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在表妹的帮助之下，被安排在济南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在医务室工作。
得到短暂安稳的劳有花警觉地观察着外界的形势，她知道共产党已站住脚跟了，国民党不可能再反攻回大陆了，便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念头。在日常工作中，她表现得十分积极，逐渐赢得了同事的信任，竟安然地逃过了“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了，劳有花也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者，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到了1958年初，工厂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将她纳入建党对象。建党对象是需要政治审查的，党组织让她填写登记表，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劳有花对此早有准备，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到上海谋生。证明人是她的表妹。
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工厂确如发函者所预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人员也还是那几位。当年劳有花逃离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据一些线索，顺藤摸瓜，几次去曹家渡工厂严查过劳有花，要求工厂党组织和医务室的工作人员，一有劳有花下落的消息，必须立即报告公安局。工厂党组织知道这份公函的分量，立即将它送到了公安局。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奉命协助刘全德谋刺上海市领导人的罪行供认不讳，至此，台湾保密局特工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市长的所涉敌特人员全部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