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出的中国帅星之首朱德

作者:黄卫东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7-06 阅读量:0

1991年5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参观,亲笔写下“革命熔炉”的题词。题词既表达了康克清对朱德母校的怀念和敬仰之情,也饱含着对这所学校培养出的众多军事人才,在中同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贡献的赞誉。

位于昆明市翠湖两岸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和天津陆军讲武堂、东北奉天(今沈阳)讲武堂,当年并称“中国三大陆军讲武堂”。作为“革命熔炉”和“将帅摇篮”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其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辉煌的军事业绩而垂青中国军事史的光辉史册。据史料记载,从这所军校相继走出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著名的‘护国三杰”,即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培养出了新中国的两名元帅:朱德、叶剑英。尤为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是云南辛亥武装起义和护国运动的中流砥柱。朱德就是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向辛亥革命,走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新中国帅星之首的:少而有志,执着寻找救国之路

朱德,字玉玢,1886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从18岁起,他先后考入了南充中等学堂和成都体育学堂,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萌生“教育救国”的愿望。1908年,接受了几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应聘到故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那时,他就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情,但在与封建旧势力斗争过程中,朱德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遂对“教育救国”失望,决心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

1909年,时年23岁的朱德在成都听说有个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决定投笔从戎,赴滇习武。但由于家境贫寒,无钱坐车,他只得与好友秦昆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沿途靠贩卖小杂货来补贴旅途费用的不足。两人从四川翻山越岭入滇,长途跋涉两干余里,历尽干辛万苦,历时70多天,终于来到昆明。朱德到达昆明后,曾两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次,因讲武堂当时只招收本省学员而告吹。第二次,他用“朱玉玢”的名字和“临安府蒙自县”的籍贯报考,在时任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的帮助下,终于以一个外籍学员的身份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

刻苦坚忍,成为“名门高徒”军事人才

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后,由于远离家乡,在昆明又没有亲属,这段时间竟成了他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进入讲武堂后,朱德先是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学习文化课,而后开始专心学习军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正如其在讲武堂的同学杨如轩回忆:“朱德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刻苦学习,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不论学科和术科,他总是名列前茅。他的术科更是特别出众,比如在体操方面,他的过桥、跳木马表现特别勇敢,给人予非常英武的印象。他指挥队伍、喊口令、更是全校之冠,博得教官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那时,日本领事、法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李根源总办都是指定朱德和朱培德出来指挥,并以“模范二朱”称呼,被大家羡慕。可以说,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以“刻苦坚忍”的军事训练,破除了中国军校过去以往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的陈旧的教育思想,以不亚于日军校的声誉,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步伐,为朱德在内的“诸生”提供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和日后发挥能力,从军报国,成为社会精英的平台。

加入“同盟会”,实现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

有关书籍中曾这样写道: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李根源被誉称“战神”,一个值得记住的历史人物。李根源究其何人?他和朱德又有怎样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李根源(1879年-1905年),清末秀才,云南腾冲人,别署高黎贡山人。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作为国民党爱国元老的李根源,曾策动和领导过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参加过护国讨袁运动,担任过云南军都督府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首届国民党云南支部长,驻粤滇军总司令、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国民党陕西省省长等职,为国民党政学系创始人之一,被称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灵魂”和“创造讲武堂辉煌历史的第一人”。辛亥革命前,由于李根源的安排,云南革命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讲武堂。他们在讲武堂秘密创建了“同盟会”的机构,发展会员。朱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的,从而实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同盟会”小组举行的各种秘密活动中,朱德和会员们都在讨论如何用武力推翻清政府。他说:“我们都是‘战神’的信徒”,我们秘密小组会议总是谈军事起义。”

说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就不得不说朱德带头反对教官顾品珍经常上课打骂学生,并为课程设置等问题与顾品珍当面冲突的事。朱德的行为令顾品珍十分尴尬。他将不满情绪发泄出来,要求李根源开除朱德。李根源则说:“我们办讲武堂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像朱德这样有朝气蓬勃,而不是培养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学生。在李根源的劝导下,顾品珍认识自己的错误。在此后十多年的滇军军旅生涯中,他与朱德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从一些资料记载来看,朱德在一批学员的支持下发起了要求取消体罚学员的运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讲武堂也要求教职员“对学员关怀备至,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军校人际关系”。这对朱德以后带队练兵的革命生涯甚至对人民军队的建设都起到深远影响。如井冈山时期,广为流传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中,已是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坚持以普通一兵身份和广大士兵一起下山挑粮,由此形成的红军“官兵平等”的关系,成了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这都与朱德在讲武堂时形成的民主革命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此可见,讲武堂以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使这所军校被誉称为“革命熔炉”,“冶炼”出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反清义士。

跟随蔡锷,参加辛亥武装起义

1911年(中国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起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中国两干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一枪。辛亥武装起义,亦称“武昌首义”。消息传到云南后,革命党人加快步伐,迅即于10月27日、30曰和11月1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相继举行了腾越(即腾冲)、昆明和临安(即建水)三次起义,并三战三捷。把云南的辛亥武装革命推向了高潮。

昆明“重九”起义的当天晚上,已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朱德,在起义军总司令蔡锷将军麾下的第七十四标(标即团)任二连左队少尉排长。当蔡锷率领第七十四标由巫家镇向昆明进击时,朱德突然大汗淋淋、气喘吁吁地跑到蔡锷面前报告:“我们连长带着部队叛变,我们把部队追回来了,但连长跑了!”于是蔡锷当即下令说:“你做得很好,我现在就任命你作为连长。”就这样,朱德在火线上被蔡锷提拔为连长,率队参加了攻打清云贵总署的战斗。对于这次战斗,朱德回忆说:“因为卫队和我们有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奉命在卫队营中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炮击停止,朱德乘守军无心恋战之际,首先率一连人马与禄国藩连从西辕门冲入总督署,大队随之涌入,清兵全部缴械投降,清王朝在云贵两省的最高统治机关——总督署制台衙门被起义军占领。朱德参加昆明“重九”起义,攻下总督署,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战火考验,以大智大勇为云南辛亥革命立下了战功。

对云南革命党人、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领导的云南军队以及云南人民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中英勇战斗,及其所创建的不朽的历史功勋,朱德后来曾赋诗三首,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一: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

其二:靳逃钟死人称快,举出都督是蔡锷;五华山上树红旗,出师两路援川鄂。

其三:忆曾率队到宜兵,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援成都敌肃清。

“重九”起义后被命名为“光华街”起义,即光复中华之意。象朱德这样拿起枪杆子,亲自参加辛亥武装起义的人,在中共的十位元帅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资格最老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非朱德莫属。

蔡锷与朱德是亦师亦友。他们在讲武堂相识。朱德很尊敬蔡锷,“崇拜他的敏锐思想和工作能力”;蔡锷也很喜欢朱德,欣赏他出众的军事才华。在讲武堂时,朱德经常到蔡锷的办公室读书看报,在那里他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还拜读了蔡锷编撰的《曾胡用兵语录》,累积了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让他受益终生。直到30年后,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时仍然感慨地说:“蔡锷是我的良师益友”。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患喉癌在日本东京福冈医院病逝。朱德为痛失“良师益友”而悲伤不已,他说蔡锷是自己早期革命生涯中引路的“北极星”。可见蔡锷对朱德革命思想的影响深远。

驰骋滇南,长达两年的剿匪生涯

1912年5月,朱德随援川军凯旋回到昆明,在巫家坝举行的祝捷大会上,蔡锷将军称赞他是“智勇双全,战功卓著”,并亲自授予他“光复”、“援川”勋章,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予以表彰。不久,朱德便被调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课程,他不仅把军事学都重新温习一遍,而且在学术也大有进步。1913年,朱德被任命为滇军步兵第二团一营少校营长,遂率部到滇南,开始了他长达两年的剿匪战斗生涯。

地处中越边境红河一带的滇南,在云南光复后,很多被打散的清兵与当地土匪纠合,形成相当有战斗力的匪群。云南军都督府虽然多次派兵剿匪,但土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他们抢夺财物,挑起民族械斗,焚烧蒙自哥卢士等外国洋行,到处制造事端,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民女,使边民无法正常生活。当时,法国殖民当局已将滇越铁路从滇南的河口、蒙自、个旧、开远和建水等地修到了昆明。法国殖民者采用两面伎俩:一方面对土匪给予暗中支持,另一方面则借口驱逐土匪,保护铁路安全而随时准备派兵入侵云南。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滇南,情危势险,刚刚诞生的云南辛亥革命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危机时刻,身为蔡锷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朱德,临危受命。他不仅沿滇越铁路全线及边境布防,而且在此后的两年里,一直跟持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土匪作战,不让法国殖民者在云南扩充地盘。正如美国女记者艾格斯·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所指出:“在边境的两年内,他(朱德)的日子相当艰苦。云南南部山峦重重,天气酷热,在疟疾相当猖獗的山谷中,瘴气甚重,最容易患上肺病,而且水土不服,每个人都得了严重的肠胃病。”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过一面说服,一面打,朱德逐渐把多股土匪剿灭收降,包括几个府,十几个县。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朱德在滇南两年的时间里是以游记作战的方式进行剿匪的。

朱德说:“在这中间练了些本事”,乃是指他从前线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滇南剿匪的实战中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游击作战的战术思想和战法。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果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即中越边界)跟蛮子和匪兵的流动集群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可见,朱德的游击战争思想正是在滇南剿匪中形成的。而这种特别有价值的战术通过朱德的不间断总结和完善,为他后来领导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4年4月,匪首方位流窜到建水后,纠结一伙歹徒,与当地少数不法分子相勾结,策动驻地滇军部分士兵哗变,抢劫银行和商号,弄得全城人心惶惶。随即云南督军府调集朱德所在的步兵第二团到建水驻防。朱德化妆成卖瓷器的伙计进行侦察,得知土匪行踪后,亲自率部队以袭击的方式在通往曲江方向的李浩寨乡冷水沟村将恶贯满盈的匪首方位击毙,使建水的匪情得到了控制。云南都督府据此通知法国方面:“中国有力量维护治安”,滇越铁路的运行畅通无阻,无需法国军队越过边境保护铁路,从而粉碎了法国殖民者入侵的企图,保境安民,捍卫了滇南边防安全,巩固了云南辛亥革命政权。朱德本人也因在滇南剿匪有功,从少校营长相继晋升为中校副团长,正校团长。许多当地百姓翘首称道:朱德为家乡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事隔47年后的1962年,已是党和国家、人民军队重要领导人的朱德,重游建水。当他看到当年剿匪战斗过的地方,边防巩固、匪患无迹,人民安居乐业之时,欣然拿笔写下《重访临安》,诗曰:“夏日访临安,欣然改旧观;昔日军驻地,今日作良田;械斗之风息,人民建乐园;边疆如此固,邻友亦同欢”。铿锵诗句表达了他对建水发展的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