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体育队伍有了，但如何带好这支队伍，是贺龙反复思考的闾题。长期的带兵实践让他知道要使这支“体育大军”有战斗力，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体育运动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换言之，就是要“又红又专”。 贺龙特别注意运动员要“红”的问题。他把“红”与为提高人民的体质服务，为祖国争光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贺龙常常用“弱国无外交”的例子教育运动员说，“弱国也无体育”。国家强大了体育就能够搞上去，中国逐步强大，体育也一定会逐步强大。反过来，体育运动也是为国争光的事业，体育的发展体现出新中国的强大，体现出中国人民的风格，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体育搞上去，如果体育上不去，软弱无力，什么项目都落后，外国就看不起中国。他说：“软弱，就会被外国人瞧不起。你们一方面要卧薪尝胆，刻苦训练；一方面要敢于和外国强手较量，夺取胜利。”
1958年，贺龙提出：“‘东亚病夫’的帽子一定要摘掉！”“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纪录的雄心气魄，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跑。”在迎接第二十六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这句话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贺龙从《北京晚报》读到这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他对运动员们说：“小胡的话很好，我们要在体育界大力提倡‘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要打出什么风格？就是打出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就是打出世界水平。只要你们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我的。”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的口号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思想。贺龙还经常用战争年代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鼓励教练和运动员，要求他们学习英雄人物的理想和品格。
在“红”的同时，贺龙也抓运动员的“专”。他主张，教练员要有很高的体育运动专业知识，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每个人都要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这样才能培养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运动员不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要成为有知识、有头脑，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国家队组建之初，贺龙就指示运动员除练自己的专业技术外，还要读书，要读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的书。对于一些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贺龙就积极培养他们入党。优秀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带着腰伤九次打破世界纪录。他曾多次要求入党，但都没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贺龙知道这件事情后，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贺龙说：“有些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军队有的新兵，3年内由团员到党员，我们运动员最少的有5年的历史，但入党的很少。陈镜开9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离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这说明体委领导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有保守思想。应该看到运动员为国家争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有功的。”贺龙建议体委党组每年要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人党的问题，注意“从政治上培养运动员，培养接班人”。在贺龙的过问和关心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邱钟慧、郑敏之、姜玉民、陈文彬、傅其芳、林慧卿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很快地成长起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龙认为，一些成绩优秀、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已经是国家的特殊人才了，对社会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社会上应是一种榜样，影响全社会，特别是影响青年一代，使全民族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出于这一考虑，贺龙积极为达到“又红又专”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参政提供条件。为了表彰为国家争得荣誉的优秀运动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贺龙提名推荐其中的优秀分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候选人。这无论对于提高体育界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提高运动员本人的政治素质，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提出“三从一大”原则
贺龙是一向讲实事求是原则的，在工作中特别务实。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他所把握的检验体育工作是否发展、是否做出了成绩的标准就是：通过开展体育运动，全民的体质是否提高了，我国体育运动在世界级竞赛中的成绩是否提高了。他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时，目光始终盯住这两项指标不放。
全民体质的提高是需要逐步实现的。贺龙每年都要对体育对全民身体素质提高程度的情况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就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解决的办法。而抓竞技体育，难度就比较大。贺龙是以不怕难著称的，越难他越要抓。贺龙是善于总结经验的领导人。他在抓竞技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并且把这套经验概括为“三从一大”原则。所谓“三从”，就是运动员训练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这是他把军队训练的经验加以发挥，增加体育运动的内涵而提出的。所谓“一大”，就是“大运动量训练”，要求运动员平时的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贺龙认为，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没有“超天才”，任何运动员的好成绩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平时训练积累的结果。只有做到了“三从一大”，运动员在竞赛中，才能取得好成绩。在提出“三从一大”原则基础上，贺龙又进一步对运动员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和“五过硬”（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过硬、训练过硬、比赛过硬）的要求。“三从一大”、“三不怕”、“五过硬”，构成了贺龙完整的抓竞技体育训练的思路。事实证明，按着贺龙这一思路抓体育，中国的竞技体育提高的速度是惊人的。新中国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产生了取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新中国成立不到7年，就有许多项目打破世界记录；新中国刚刚成立10年，就已经能够举办世界大型运动会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体育大国，在国际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主张体育不搞“花架子”
贺龙在国家体委会议上多次讲这样一个观点：体育工作是硬碰硬的，搞虚假的东西不行，谁也不能搞花架子。你搞了花架子，到比赛场上就露底了，于国于民于个人都有害处。贺龙强调：体育工作必须扎扎实实地抓。
贺龙认为，所谓“扎扎实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对运动员来说，就是重视并搞好基础训练。他认为，不否认有的人在某项运动上有才能，但即使有才能，你骄傲了，看不起基础训练，训练时基本功不扎实，照样出不来好成绩；对教练员来说，就是特别重视对体育训练基本知识的学习，对于训练规律的把握。要学习、借鉴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的训练方法，结合我们的实际，形成有我们特点的训练方法；对于全国的体育工作来说，就是要从基础上抓起，而全国体育工作的基础是田径运动，体育工作首先要抓田径。田径既是各项体育运动的基础，也是普及体育运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基础。1958年10月20日，贺龙在原山西省代省长卫恒的陪同下，接见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的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时说：“田径是基础。各项体育运动都离不开田径。要把田径运动搞起来。田径运动不受场地限制，到处都是战场，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所以也容易普及。”
贺龙认为，运动员的风格和水平是教练员教出来的，因此教练员的思想素质、工作作风、训练方法特别重要，他对教练员的要求也就特别的严格。他领导国家体委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教练员都要下场和运动员一起练。如果教练员不练，贺龙就认为他不称职，要撤换。他说：“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当不了教练员。”贺龙自己就非常深入实际，他经常不打任何招呼，在教练员和运动员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现在训练场，坐在后面静静地观看训练情况，看到一些问题时，他也不马上说话，而是反复考虑成熟后再从更高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贺龙正是在这种亲自深入实际当中发现，有一些运动员出身的教练，由于长期不运动，变成了大胖子，连示范动作也做不到位了。贺龙通过观察，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时，就说话了。他说：这些教练员有运动经验，也掌握了一些运动的规律，但他们自己现在做示范做不好，光动嘴，也不能训练出好的运动员来。对于这些教练员，我们要强迫他们下场，要让他们的体重下降几公斤，要让他们做运动员的表率，在训练中要做好示范，也要有好的作风。身教重于言教呀！
支持开办体育院校
要大批地系统地培养出体育人才，必须办专门的体育院校。贺龙初任国家体委主任时，就指示刚刚成立的国家体委，把办中央体育学院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他自己也亲自出面调入，申请经费、物资，筹建中央体育学院。在贺龙的亲自过问下，建立中央体育学院的经费、场所、物资、干部等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就准备完成了，只是缺一个合适的院长。贺龙为此找到习仲勋，要他帮忙调一名院长来。当时各个部门都缺干部，尤其缺少领导干部。习仲勋因此也很为难。习仲勋请贺龙提人选，他保证全力支持。贺龙反复思考后，提出要钟师统来当第一任中央体育学院院长。钟师统是贺龙的老部下，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第120师军政干校担任过副校长，后来随贺龙入川，担任四川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这一年，他刚刚40岁。习仲勋同意贺龙的提议，不久这件事就定了下来。钟师统很快奉调入京，贺龙马上找他谈话说：我搞体育，先得抓干部。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有经验，体育学院的院长就由你当吧。钟师统说：贺总，我办过学，但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不懂就学。我跟你一样不懂，不是也要当体委主任吗？钟师统说：贺总，可不可以由你当院长，我们干些具体工作。过去我们办“贺龙中学”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贺龙说：现在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已经定了，你就大胆地干吧。考虑到钟师统还缺少一个副手，贺龙考察了好几个人选，但都没有最后敲定。时间来到了1953年国庆，贺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遇见了原120师战斗排球队老队员赵斌，他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坦克团团长，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战功，这次回国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贺龙见到赵斌，当即把他留下，要他协助钟师统建体校。赵斌二话没说，脱下了军装，很快到体育学院报到。
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后来，贺龙又在北京市政府协助下，在圆明园遗址北面为体育学院选定了新址，正式开工建设，于1956年正式建成。建成后，中央体育学院迁到这里，并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新建成的体育学院占地面积60公顷。有教学楼、实验室、8座室内体育馆和各类运动场，建筑面积达9万平方米。
贺龙办体育学院，是他有先见之明的体现。因为他认为体育是一门科学。建体育学院时，他多次对钟师统等学院负责人说，体育是门科学，我们办体育学院就是要由这个学院担负起研究这门科学的任务，体育学院要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训练工作服务。他还说：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学术上要强，要能够赶上国际水平，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把体育学院办成世界上权威的体育中心。贺龙说：体育学院要培养两类人才，一类是师资，培养出体育教师，到全国各地教授体育；一类是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干部，培养出的这类人才直接搞体育。与之相应，应当有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办长期班，培养师资；一种是办短期轮训班，训练干部、教练员、运动员。但这两方面不是平起平坐的，体育学院办学的重点是培养高级体育人才，高级体育人才包括体育专业的高级研究、教学人员和运动健将两种。他说：体育学院要出体育教授，要出运动健将。
由于贺龙重视办体育学院，经常过问体育学院的工作，经常亲自出面解决体育学院的问题，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因此发展得很快。刚办时，体育学院只有14个教员，51个学生。仅仅过了6年，到1959年时，就已经有336名教师，2644名学生了。此后，在贺龙的指示和过问下，国家体委和有关行政区、省体委相配合，先后建立了中南体育学院、西南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东北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加上北京体育学院，到1954年，全国共建立了6所体育学院。6所学院到1954年时已经培养毕业生4075人，训练干部3621人，还吸收了3万多名体育教师进行短期进修。
贺龙在建体育学院的同时还考虑到了第二步：以体育学院为依托，办体育科学研究所，展开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在他的组织、协调下，在建中央体育学院的同时，建立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此后，他十分关心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强调：体育科学研究所要加强，要给他们出些体育科学研究题目。现在许多题目需要研究，钉子鞋、乒乓球拍就值得研究。当时中国乒乓球运动正处在上升阶段，贺龙让体育科学研究所先重点研究乒乓球拍。体育科研所接受任务后，反复分析各国乒乓球拍的优劣，与有关工厂协作，研制了4批多种类型乒乓球拍，15种胶皮，7种海棉护品，然后进行组合制作，制作中又反复试验，进行数据分析，还反复征求乒乓球运动员的意见，最后制出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乒乓球拍。这种球拍，中国运动员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为后来中国乒乓球运动长期称雄世界做出了贡献。
贺龙对以体育学院为依托的体育科学研究十分重视。1965年，北京体育学院年度校庆时，贺龙决定亲自到北京体育学院去听师生们的学术报告。听学术报告时，贺龙的态度十分虚心。他坐在那里，对包括学生在内的每个人的学术演讲，都听得十分仔细，还不时提出问题。贺龙的这种态度，对体育学院的师生们是极大的鼓励。贺龙听完学术报告后，一方面对学院所取得的成绩很满意，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请他们继续研究。
开展全民体育运动
贺龙初任国家体委主任时就反复强调：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我们搞体育最基本的工作，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要把体育普及到群众中去，并且使群众体育活动经常化。这是我们的一个方针。贯彻这个方针时，贺龙抓的重点工作是群众体操。他认为，体操容易做，不需要更多器械，工人在车间，学生在校园里，干部在办公地点，都能做，应该普及。他要求在全国各厂矿推行工间操，全国各机关中推行早操或工间操，在全国中学的学生中推行“劳卫体育制度”的预备级，并选择其中条件最好的学校，重点试行“劳卫制”。在军队中更应该在军事训练的同时，推行体育训练制度。
为了发展全民体育运动，贺龙还专门写文章加以宣传。贺龙于1954年1月16日发表的《在总路线的照耀下，为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而奋斗》的文章中就明确写道：我国体育运动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我们今天搞体育的目的，是为了把人民体质搞好，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们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些，使害神经衰弱的减少一些。各级体委必须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组织群众体育活动。
贺龙认为，抓群众体育必须有专门的机构。1954年，在他的倡导下，国家体委成立了群众体育运动指导司，并成立了民族形式体育运动研究会。贺龙在群众体育指导司成立后，特别强调要推行“劳卫制”。为此，群众体育指导司抓了体育教学改革，解决了体育课与“劳卫制”结合的问题，充实了体育课和课外活动的内容，加强了学生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的观念。
贺龙抓职工体育运动的主要方法是成立工人体育协会。在贺龙亲自关怀和国家体委的重点组织下，中国铁路工会建立的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的基层组织发展特别快，到1954年底，就有了1018个基层组织，到1960年，其基层组织已经超过3000个。贺龙主张，抓职工体育运动，也要适当开职工体育运动会。1954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职工体育工作会议，就贯彻了贺龙的这一主张。会议制定了《关于开展职工运动暂行办法纲要》。第二年年年初，国家体委又下达了《关于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体育协会组织暂行条例）的指示》，对开展职工体育运动会等问题做了规定。1955年7月，全国煤矿第一届职工运动会于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同年10月，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贺龙还专门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幕式。这届运动会，有10名运动员打破了11项全国纪录。这次工人运动大会对全国职工开展体育活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运动会之后，全国职工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成立了近两万个锻炼小组，业余运动队近8万个。有些职工运动队的水平同国家运动队不分上下。许多职工业余运动员打破了全国纪录。
贺龙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在农村普及体育运动，就能从总体上提高全国人民的体质和运动水平。但是农村开展体育运动的条件不象城市那么好，抓农村体育活动，就应该按照农村特点，遵从农民的习惯。贺龙反复调查研究后，提出开展农村群众体育运动的方针是：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时节，重点试行一定运动项目的经常锻炼。也可以一般地提倡农民中固有的有利于增进健康的民族形式体育。农村体育运动的开展要因地制宜。工作一向务实的贺龙说过这样的话：农村体育搞什么？都打篮球也不行。在农村可以主要搞田径运动，跑、跳、掷，搞体操。在贺龙的倡议下，国家体委于1956年6月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农村体育运动的发展，到1957年，全国农村建立了三万多个基层体育组织，会员近百万。
战争年代，贺龙就重视军队体育运动。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对军队体育运动抓得更紧了。结合军队的特点，贺龙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军队体育运动要为战斗和国防建设服务。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要做到：在部队中普遍宣传体育运动对增强部队人员体质的科学价值和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加强体育正课的领导，提倡适应军事需要的各种体育活动；培养专业的和业余的体育干部。贺龙认为，军队有组织严密、绝大多数是青年人的特点，因此军队的体育应该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在他的倡导下，各军区都成立了运动队，而且在军队的运动队中产生了一大批达到国家专业运动员水平的运动员，成为向国家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
群众体育运动开展起来后，为了检验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也为了把中国人民的体育运动与世界级比赛联系起来，贺龙提出了要定期开全国运动会的思路。考虑成熟后，贺龙正式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同意了贺龙的这个建议。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时，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贺龙是这次全运会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为办这次全国运动会花费了许多心血。
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员有1.2万人，共42个竞赛项目，比赛规模空前。这次运动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世界上也引起了极大反响。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后，贺龙又于1965年9月亲自组织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从此，除了“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全运会外，定期举办全运会成为中国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