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高气爽、和风拂拂的日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享誉“红军之父”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肩负全民族的重托，代表中共中央、红军和毛泽东，英气勃勃地飞抵南京，首次面对面地同蒋介石就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军团结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和朱德一道去南京谈判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那是1937年8月上旬的一天。国共两党谈判，共同抗日，不仅震撼着大汀南北，也震撼着五洲四海，国内外好多家大报纸和其他媒体，纷纷争相发号外或以头版头条位置进行突出报道。
总司令心中充满着自信
朱德等是应蒋介石之邀去南京的。已经侵占我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围主义，这年7月7日又炮制了卢沟桥事变，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烈火。而侵略成性的日本强盗则更是血口大张，同月底，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等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在我党的多次倡导下，8月2日，蒋介石密电邀毛泽东、朱德等去南京共商抗日大事，急欲调动红军对日作战。此举当受全国亿万人民的热切关注。但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谈判能够谈成功吗？坐在机仓内的朱德，显得神态自然，心中充满着自信。他认为此次谈判应该是有把握的，问题不会太大。只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早就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党中央根据全同阶级矛盾的实际变化，即同内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及时将党的战略方针从反蒋抗日调整为促蒋抗日，令自身利益服从反对日本帝罔主义这个最高民族利益，使其战略方针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还是1936年5月，党和红军就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8月25日，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并明确提出组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围绕这方面，党还做r许多有效的工作。这样，就使党的斗争重心从根本上转移到国共合作抗日这一方面。其次，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对此，人们大都耳熟能详，但其中一点，至今还得提及，那便是：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完全归结于中共中央。事变发生后，中央即敏锐地进行了研究，并确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解决。中央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否，关系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事。于是，中央急派周恩来等与其妥善协调，终于使问题获得圆满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国共重新合作，团结抗日。当即，蒋介石不仅接受了我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还向周思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我党我军以决心合作抗日的实际行动感召国民党。“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同长城，抵抗日本帝罔主义的侵略。也是这一天，毛泽东、朱德还命令红军各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抗日。9日，毛泽东、朱德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请缨杀敌。随后，我党还郑重地拟制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于15日由我党代表周恩来交给了蒋介石。这个《宣言》，实质上是国共和作的政治基础。正由于我党做了上述一系列决心合作抗日的工作及其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既充分表明了我党对合作抗日的诚意，又使蒋介石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心，从而为南京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是统兵司令更是谈判高手 8月9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蒋介石等，终于在南京举行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谈判。其气氛，是令人兴奋的。朱德和蒋介石皆面带笑容，并热情地紧握双手，相互寒暄一番后，便言归正传。
南京谈判标志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已经进入决策性阶段。在这以前，为了竭诚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这年的2月至7月，我党曾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国民党高层代表，在西安、庐山等地举行过多轮谈判。，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更是加快了谈判的步伐。但蒋介石等对谈判曾多方阻挠延宕，企图限制我党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其达到“溶共”和吞并我军的目的。虽然如此，但他也不得不同意国共合作抗日。7月17日，蒋介石还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其人，就是表里不一。他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却没有因此而真正下定决心，但在我党的多方努力下，终于将蒋介石适上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的谈判桌。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曾兵戎相见，生死搏斗达十年之久。特别是蒋介石还大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屠杀我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并重金悬赏捉拿毛泽东和朱德。然而，宽宏大度的朱德，并不计较国民党昔日对我党所埋下的那些难以清算的积怨。他心中无限开阔的说：如今，大敌当前，国家和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共产党人哪能不以民族大义为重，化敌为友，实行团结抗日？！
国共合作谈判，就是政治谈判。在谈判中，朱德、周恩来等，总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党和民族利益的战略高度，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地和蒋介石等讨论并决策问题。首先，强调我党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谈判的政治基础；重申《宣言》中提出的：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善民生等三项抗日基本主张。其次，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承认我党的合法政治地位及其对红军抗日的继续领导等。第三，对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以及组织红军参战、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亦都郑重地阐述了我党的正确主张。这些主张主要是：红军应深入敌后，配合友军正面作战，担负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按实际情况使用红军的兵力，并适时开拔红军主力；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红军以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在谈判期间，也就是8月11日，朱德还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朱德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可在正面集中太多兵力，以避免损失。我们必须到敌人的侧翼去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而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就会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朱德还预言，敌人为分散中国当局对华北的注意力，还会声东击西，可能在上海发动战争。
朱德果真是个预言家。不日，日军果然发起了“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当局原以为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甚至还为他们所说的“共同防共”之谎言抱有幻想。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的侵略就是要吞并整个中国。这不仅直接威胁国民党的中心统治区，还给国民党以致命地打击。谈判在继续举行。针对这种情况，朱德、周恩来相继严肃而深刻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只有我们两党加紧合作抗日，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原来，国共南京谈判很为艰难。在这以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才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才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多项正确主张，并达成协议，实现团结抗日。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即发表“自卫”声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南京谈判取得成功，首先当然归功于我党中央、归功于朱德等，但也不可否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也是作了一定的努力的。两党团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朱德认为，国共南京谈判，实际上是军事上的合作，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一块里程碑。同年8月中旬，根据双方协议，我西北红军主力45CCO余人，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设立总指挥部（后为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后为总司令、副总司令），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蒋介石还同意不向八路军派遣国民党军政人员；还同意在国统区内的西安、上海、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广州等十数个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联络机构；同时，还同意在这些城市出版《新华日报》。从而使我党更加有力地加强了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兵贵神速，八路军各师很快即先后出征敌后，英勇杀敌。也是这年10月，经国共两党又一轮谈判，原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10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游击队），亦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部始设武汉，后迁南昌等地。全军共1030O人。他们和八路军一样，深入敌后，呼应友军，浴血战斗。在此期间，根据谈判协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也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人口约150万，边区及其首府延安，仍然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继续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斗争的指导中心。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推动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形成了巨大的抗日斗争怒潮。许多爱国人士和社会团体，不仅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还纷纷捐款捐物，满腔热忱地支援爱国抗日斗争。事实充分表明，我们国家和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