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祥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从事政治保卫工作，曾任赣东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共闽浙赣省政府副主席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汪金祥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保卫部长、东北公安总处处长、东北公安部部长。1954年，汪金祥调北京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在东北工作将近十年，为东北的情报、肃特、镇反、保卫等工作立下奇功。
坐镇沈阳，领导粉碎了敌人的一系列暗杀暴乱
汪金祥1907年3月16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曹溪乡店上村。1928年初，汪金祥参加了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弋横暴动”（弋阳、横峰县），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汪金祥任赣东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兼政治保卫局局长。同年冬，改任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10月，赣东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当选为省政府主席，汪金祥当选为省政府第一副主席。1934年1月，汪金祥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当选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后任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兼省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1937年10月，汪金祥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第十三期学习班学习，之后到中央社会部工作，任二室主任。汪金祥善于从复杂纷纭的诸多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瞄准打击方向，部署斗争全局。在执行政策中，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分清敌我，防止和纠正错误倾向。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他和陈龙一起，对康生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并甄别了数百名被错误审查的同志，使毛主席制定的肃反审干九条方针得到了积极的贯彻。汪金祥的革命经历，证明他是我党在锄奸保卫战线上的一位有丰富经验和卓越功绩的优秀领导者。
1945年8月17日，根据中央命令，汪金祥和邵式平率领南方干部第一大队180多人奔赴赣东、湘西一带，恢复和建立闽浙赣根据地。途经晋东南时，接到中央急电：“一个不留，星夜兼程，限20天出山海关。”于是，全体人员转赴东北。经过昼夜兼程，汪金祥和邵式平率领南方干部第一大队于11月13日到达沈阳。
1945年9月15日，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东北局。9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彭真任书记。之后，东北局社会部成立，第一任部长邹大鹏，副部长卓雄，负责领导东北的公安保卫工作。汪金祥到达沈阳后，担任东北局社会部长，邹大鹏改任第二部长。汪金祥同时还兼任沈阳市委锄奸委员会主任，负责整治沈阳市内极度混乱的治安局面。
汪金祥上任后，率领一批干部进驻沈阳市维持会警察局，坐镇指挥，以期尽快地整顿沈阳市极度混乱的治安局面。此项工作需要同时尽快物色进步知识青年、工人充实人民公安机关。根据沈阳严峻的斗争形势，迅速组建了一支数干人的工作纠察队。在纠察队中经考察挑选一些政治进步的青年学生和优秀工人，组织成立了侦缉队。
在中共接收沈阳的同时，沈阳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组织和武装特务；李光忱、罗大愚成立“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张宝慈成立“国民党沈阳市党部”；军统特务齐觉生纠集伪警官成立区党部和“铁血锄奸团”；王书麟自任沈阳市三青团书记长。沈阳城内接受蒋介石委派和策动的特务、匪徒，组成地下军蠢蠢欲动；许多日伪汉奸，摇身一变，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潜伏分子，造谣惑众，滋生事端。一入傍晚，枪声四起，街道冷僻，气氛紧张。开始，他们采取暗杀政策。一些反革命暴徒，公然在马路上、市场中从街隅巷角放黑枪，暗杀我们单独行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狂妄地叫嚣：“专杀穿灰军衣的老八路”，“要让八路军的血流遍沈阳！”歹徒还在大街上向省主席张学思的座车扔手榴弹，企图谋杀。有一支来东北的干部部队，刚进沈阳车站，干部下车整队稍息中，就被特务以无声手枪打死一人。市场萧条，商品匮乏，物价暴涨，人心不稳，局势是动荡不定的。
很快，汪金祥得知，在这些暴徒组织中，活动最凶的是“铁血锄奸团”。团长齐觉生在抗战胜利前是沈阳市伪满警察学校的教官。日本侵略者投降不几天，他就接受罗大愚的指令，把他所教的那班警察学生拉出来，全部编为“铁血锄奸团”成员，专搞暗杀活动。这个团分为六个组，组长都由伪满警察厅特高科的特务骨干担任。他们不仅猖狂地杀害我方干部，而且扮成八路军，杀害市内某些资本家，然后放出“共产党杀人”的谣言，妄图嫁祸于我，破坏我党的政治影响。汪金祥亲自指挥我党刚刚组建的武装力量，首先对“伪奉天警察学校”教官齐觉生建立的暗杀“铁血锄奸团”进行搜捕。除齐觉生外，数十名暴徒纷纷落网，缴获全部枪支。
当时，在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张宝慈的指使下，反革命组织“三青团行动委员会”成立了武装行动队，专门从事暗杀、骚扰等反革命活动。一天，他们蠢蠢欲动，集合起来准备行动。市公安局事先获知，采取行动，抓获暴徒30多人，缴获全部枪支，给这个反革命组织以摧毁性的打击。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也积极拼凑阳驱动他的人马，蠢蠢欲动。当汪金祥获知他在城内泰山玉商店召开骨干会议、即似采取行动的时候，马上制敌于先，出动司捕，共捕反革命暴徒20多人，将他们的这次反革命阴谋粉碎了，但狡滑的李光忱却漏网逃逸。 当时，国民党还到处收罗日伪军官、警察、宪兵、特务之类残渣余孽，大建所谓也下军，妄图用武装力量夺回沈阳。最大向一股，是土匪出身的反动分子孔宪所拼奏的“反共地下军”。这个“反共地下军”号尔兵力几千人，实则不到三百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人比枪多，没有肩章、帽徽，就骶更纸剪制成形，涂上色彩，佩戴起来，招摇过市。汪金祥及时发现了他的活动，就派侦缉队围歼，击溃了他的反共地下军。 占领沈阳后，我军还收编了一个由伪军组成的保安二旅。他们本来就身在曹营心在汉，怀有不轨之心。后来在罗大愚、李光忱的策动下，他们准备在沈阳发起叛乱。汪金祥得到情报后指挥侦缉队迅速出击，抓获团长以上军官58人，缴获全部武器，制止了叛变。敌人虽然受到我公安机关的打击，但是气焰仍很嚣张。不少国民党头目还未抓获，许多反革命组织和地下军武装仍在暗中活动，大量日伪残余流散在社会上，构成了蒋介石反动派借以勾结利用的雄厚的社会基础。在蒋军北犯，内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他们正进一步暗中勾结，酝酿着新的反革命阴谋，反革命暴乱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不久，沈阳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11月20日夜11时，千余名暴徒分几路涌出来，包围了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大院。暴徒们手持战刀、木棍、铁棒，有的拿着长短枪支，封锁了周围路口，并把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横架在分局门前。暴徒们在机枪掩护下，疯狂地持枪冲向分局大门。和平分局局长程强与驻在楼里的苏军宪兵密切配合，沉着地命令战士：迅速关上铁门，落下铁窗，坚决守住，击退敌人。那时分局干部很少，由苏军宪兵班十余人凭借楼顶防守前门，分局公安小分队几十人以严密看守监狱为重点，居高临下地布置起一道严密的防线。顿时枪声大作，苏军宪兵班和公安小分队开始还击了。只见枪声响处，暴徒们纷纷倒在分局的门阶下，后面的暴徒鸡飞狗跳，阵脚即刻大乱起来。敌人的第一次冲击被击败了。
在前门冲不进去的情况下，暴徒们吼叫着，一窝蜂似地冲到后门。分局后门两旁墙角的炮楼上架有机枪，在机枪的扫射下，暴徒们无法前进一步，再次奔向前门。就这样，敌人连续冲击，我方靠着坚固的楼房建筑，靠着苏军宪兵班和我公安小分队的坚决抵抗，局面进入了胶着状态。
当市公安局接到程强的电话报告，时间已近午夜了。汪金祥接到报告后，进行了周全的考虑。他考虑到：从分局角度看，是敌众我寡，我在敌之包围中；而从全市范围看，则是我强敌弱，敌在我之掌心内。所以有力平暴解围，应当鼓足胜利的信心。然而，事发在我初入沈阳不久，我军兵力又远在郊区，一时不能很快调来，只宜坚守待援，不可冒然出击。汪金祥果断指示程强：“一定要和苏军宪兵班紧密配合，坚决守住，力争击溃，在援军到来之前，千万不要出击突围，以免落进敌人圈套”；“一定要高度警惕，控制住内部的危险分子，防止有人与敌策应”。汪金祥同时报告市委，通知苏军司令部，并派市局警备科长夏经典带领市局公安大队，速去救应和支援。
和平分局对暴徒的对决，是一场武力对武力、更是意志对意志的突发性战斗。敌人为攻占分局急于速决，已经露出躁进急乱的弱点；我方则宜于坚守，必须沉着冷静而又坚定果断方能战胜敌人，关键是要有遇变不慌、临阵不乱、见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程强传达了汪金祥的指示，告知大家要勇敢迎敌，勿慌勿躁。分局的干部战士听到市局派人增援的消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倍增，都勇敢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准备迎接更严重的战斗。分局和苏军宪兵班于是又连续组织了三次密集的火力射击。一部火力指向包围着分局的一般暴徒，阻止他们继续向大门冲击；重点火力就集中射向敌人架在分局门前的三挺机枪，消灭敌人赖以滋事的主要军火支柱。敌人机枪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哑巴了。我方的火力愈加猛烈，威不可当。在顽敌面前，我方终于夺取了战斗的优势。暴徒们看到攻不进，占不了，伤亡又多，更怕援军来到，开始陆续逃散。等到夏经典带队赶到，敌人已经四散逃走了。与此同时，铁西、大东区几个公安分局，也有少数武装暴徒去袭击骚扰。显然，这是敌人的一个有计划的配合行动，但都被我方一一彻底击退了。
第二天清理暴徒尸体时，发现几个受伤未死的暴徒，追出一些线索，并即进一步组织力量，进行全市性的搜捕，捉获了为首闹事的暴徒骨干数十名。经过审讯，查清这次反革命暴乱，原来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勾结日本关东军上校军官中川成作在幕后策划发动的。他们妄图先夺占分局，再攻取市局，再袭击我军驻地，然后把全市政权夺到他们手里。为了逮捕他们，汪金祥组织力量抄查了两个国民党指挥机构，抓获了十几名国民党骨干，查获了全部党员名单，但李光忱、罗大愚、张宝慈却逃窜了。
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局长
1945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支持下攻占了山海关，继而夺取锦州，并沿北宁路向沈阳进犯。东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撤离沈阳转移到达本溪。汪金祥带领社会部随东北局于11月下旬到达本溪后，根据接管沈阳的经验，派关内来的老干部为领导骨干，选100多名进步青年和优秀工人为主体，组建加强了本溪公安局。12月11日，汪金祥在本溪主持召开了“锄奸保卫联席会议”，并做出了“关于本溪市目前锄奸保卫工作决定”。而后，汪金祥直接指导本溪公安局和海龙县公安局落实锄奸会议决定，先后破获了国民党本溪市党部、“反共先遣军”、“光复军”、“暗杀团”等反动组织。
1946年1月，进驻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人民自卫军等人民武装，按中央军委命令，统一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汪金祥兼任东北民主联军保卫部部长。2月3日，在通化发生了一起蒋日伪合流的大规模反革命暴乱，即通化“二-三”暴乱事件。
这起暴乱，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受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的指使，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勾结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密谋策划。从1946年1月中旬起，蒋曰特务分子加紧勾结，经过数次密谋，准备利用春节期间我军守备空虚之机，由日蒋特务共同指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发动暴乱。这次参加人员有国民党特务20余人、日军残余和被裹挟的日侨3000余人，使我通化地方党政军和公安机关遭到袭击，造成一定伤亡。汪金祥派东北局社会人事科长薛焰赴通化处理。薛焰配合通化地方军政及公安机关，侦破处理了此案，保卫了新生的民主政权。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继续由南北犯。根据东北局指示，汪金祥率东北局社会部人员随东北局从海龙出发，途经磐石县在吉林市作短暂停留，等待长春解放。4月18日，长春解放。4月19日，汪金咩率东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进驻长春，并归建了长春特别市公安总局，汪金祥任局 长。在汪金祥的指挥下，全市公安机关搜 捕日伪残余及国民党匪特，整顿社会洽安。经过严密部署，紧急行动，搜捕日伪战犯、汉奸、警察头子及国民党特务2CO多人。其中有制造“九·一八”事件的土肥原贤二的继承人、伪奉天特务机关长三浦敏士，伪奉天省公署次长竹内德亥，执掌东北金融事业的伪中央银行总裁西山本，大使谢介石，伪首都宪兵团少将团长于惠卿等人。同时，查获了大量敌伪档案，其中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伪首都宪兵队、警察厅特高科、军法处档案30余箱。敌伪档案中有日伪特务机关利用叛徒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材料，这些档案为后来锄奸肃特斗争起了重要作用。还没收了敌伪大量金银财物，全部用于支援前线。
在搜捕敌特和日伪残余的基础上，汪金祥着手对刚刚解放的长春市区治安秩序进行了整顿。当时，长春社会治安比较混乱，经常发生坏人捣乱、闹事和抢劫事件。有些敌伪物资被抢、被盗。国民党特务地下组织、日伪残余等利用妓院、烟馆、舞厅等地作为联络接头地点搞情报、策反等反革命活动。针对上述情况，汪金祥决定由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化东负责，协同市卫戍司令部组织一支拥有三个连兵力的纠察队，公安总局下属的各分局也相继组建了公安队，用来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处理一些捣乱的坏分子，从而保卫了东北局、市民主政府等首脑要害部门的安全。之后，市公安局用布告形式，明令收缴枪支弹药及一切敌伪物资；解散妓院、舞厅，关闭大烟馆。通过大整顿，挖出潜伏在妓院、烟馆的日伪特务、国民党骨干8人，捕获日伪残余及国民党团分子100余人。
为整顿长春的社会秩序，汪金祥还指示市公安局成立了交通、消防和卫生组织。市内主要路口设置了交通岗，初步规定了车辆、行人的交通规则，使长春市的社会治安秩序有很大好转。
1946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大举北犯，5月19日占领四平。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我党政军各部实行战略转移。5月22日晚10时，汪金祥率长春公安总局机关30余人押解6名敌特，到长春火车站等候，5月23日凌晨乘火车向北经德惠、双城撤至啥尔滨。
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当时是东北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民党匪特活动的集中地区。因此，哈尔滨市敌情十分复杂。进驻哈尔滨市不久，在陈龙的部署指挥下，又发现了伪满汉奸姜鸱飞、日本特务李明信组织的庞大军匪武装，图谋配合国民党军进攻搞暴乱。姜鹏飞是出名的大汉奸，曾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总队长、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参谋长、独立第二旅旅长等职。1945年夏，见日本大势已去，他改投蒋介石，被任命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日本投降后，姜鹏飞所部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27军，姜鹏飞任军长。1946年，姜鹏飞率部进入哈尔滨，准备武装暴动。
汪金祥和陈龙派人打入姜鹏飞匪团内部，取得其信任。很快查明其活动内幕，并侦知他们于8月28日举行暴乱的时间。正当姜鹏飞调度人马，在哈尔滨市周围部署兵力之时，汪金祥和陈龙指挥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于8月26日将匪首姜鹏飞一伙一网打尽，并擒获会道门“黄枪会”首领李明信等数百人。这一平暴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受到东北局领导和中央社会部的嘉奖。
在东北局社会部的正确指挥下．我北满、东满、西满各地的公安机关均加强了对建军案件的侦破。到沈阳解放前，共破获国民党地下建军案630多起，捕获匪首骨干68CO多名。各级公安部队直接出动剿匪170多次，歼灭地下武装土匪2.14万名，收降土匪2.2万名，缴获各种枪支2万多枝（挺）。
在辽沈战役中，汪金祥领导的情报部门立下奇功
东北民主联军经过1946年冬至1947年春开展的“四保临江，三下汀南”战役和1947夏至1948年春开展的夏、秋、冬三季攻势，打破了蒋介石“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此间，即1947年1月和1948年2月，连续两次召开东北各省市锄奸保卫工作会议，汪金祥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支援战争、剿匪反特、保卫土改等方面的成绩，也指出了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工作方针和“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指导思想和中心任务。在邹大鹏、陈龙的配合下，加强了侦察、情报工作。在长春、沈阳等大中城市组建了秘密情报网，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人内幕，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邹大鹏亲自打入国民党第60军，对策反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8月，辽沈战役即将拉开战幕。东北野战军的决策者们在作战地图前讨论着一个重要问题：“辽沈战役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北满、东满数十万人的大军南调锦州方向，以形成关闭东北大门之作战态势？”野司参谋长刘亚楼提出：“为避免蒋军阻我南下，可派出一部电台发假情报迷惑敌人，造成他们判断和指挥上的失误，以掩护我大军顺利开进，一举拿下锦州，关上东北地区的南大门。”汪金祥报告刘亚楼说：“正好有一部特务电台，编号257，是蒋军国防部二厅长春站派来哈尔滨刺探我军事情报的，现已被我破获逆用，敌人还未察觉。是否可在我严格控制下利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以迷惑敌人？”野司首长当即表态，使用257号电台的方案可以考虑，具体内容待进一步与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定。
当晚，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汪金祥和副部长陈龙一夜未眠，一直在筹划。第二天早晨，两个人乘车来到了“野司”，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汇报了最后敲定的方案。汪金祥和陈龙谋划的方案是：“建议我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南开进，作出佯攻沈阳之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我攻锦大军则趁机暗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佯动过程中可用257号电台编造假情报．隐真示假骗敌上钩，配合我军攻锦行动。”最后一点是建议，部队向辽西进发，最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路经的村屯，都要实行严格的戒严，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林、罗、刘都表示赞同。罗荣桓说：“4个师不算多，想要借箭还得几条草船呢！”林彪点了点头：“这4个师，行军的时候要有气势，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野司’的牌子。”
为了使假情报信息能在敌人心目中发挥最大的可信性，野司决定以257号电台的名义，给蒋军长春谍报站发出“请示”电：“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有一个作战参谋，离心倾向很大，是否可以拉过来为我所用，以便及时准确地掌握共军的军事机密。”当时敌人派入哈尔滨的特务组织被破坏殆尽，急需得力的军事情报人员，于是很快批准同意，并要速报此人姓名、年龄和官职。257号电台复电：“此人叫王展玉，31岁，是共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他手里正握有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可以拍发。”敌人果然十分感兴趣，立即复电指派王展玉为特派谍报员，表示如果送来的情报重要，还可随时予以提升。而实际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并无“王展玉”这个人。
我军佯动开始后，257号电台立即发出情报，称：“共军有4个师正在白城子至四平、吉林至沈阳之间向南运动。”随后又发电报告了我军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沈阳守敌闻讯后惊恐万分，慌忙布置空中侦察，密令地面特务核查，并连续数次向257号电台查询：“共军南下的意图何在？”257号电台复电日：“围困沈阳！”
国民党空军经过空中侦察和地面特务报告，果然证实有“共军”大部队正向南开进，民工大队也沿着吉沈公路急驰。情报被证实了。257号电台提供的情况属实，而且与其他方面的查证也相同。敌人认为这个情报很有价值，立即上报批准，提升257号电台台长为上校台长，提升获取情报有功的“王展玉”为少校谍报员。然而，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并非等闲之辈，他仍心有疑虑：共军为何不打孤城长春而偏要直取沈阳？共军会不会在锦州做文章？一旦锦州失守，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又急令空军反复侦察，但确实找不到共军打锦州的迹象。加之257号电台的情报作用，最终促使其作出了共军先打沈阳后取长春的错误判断。
进攻锦州的战前准备十分紧张。繁重的军运工作开始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使用了我军已经控制的郑家屯、彰武、西阜新等铁路干线。然而时间不长，敌人开始察觉我军在郑家屯、彰武、西阜新等铁路线上有活动。敌人随即电令257号电台查明情况。257号电台复电：“东北部分共军奉命进关配合华北共军进攻承德、赤峰。”就在电波的往来周旋之中、在敌人的分析辨别之中，我军已悄然如期完成了几十万大军人员、粮秣、弹药等军运任务。辽沈战役全面打响后，我军取锦州，克长春，势不可挡。当战役发展到歼灭敌廖耀湘兵团防止其与葫芦岛之敌南北会合时，野司适时指示257号电台向敌发出“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的假情报。电报发出后，廖耀湘兵团南逃恰与我辽南地区的独立第2师迎头相遇。廖耀湘误认为与我主力部队遭遇，匆忙转向营口逃窜。257号电台又迅速发出假情报：“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目的是加重廖耀湘的顾虑，阻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这些电报造成了敌高级指挥官决策上的顾虑，有效地牵制了敌人，为我军全歼东北之敌、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东北局社会部在长春、四平、锦州、沈阳等主要城市的情报网，对辽沈决战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受到了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表扬。刘亚楼参谋长对汪金祥说：“你们的情报工作很出色，在战争中起了不少作用。” 东北解放之初，在保卫工作上屡建新功
1948年11月2日，我军攻克沈阳，东北全境解放。11月3日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宣布接收沈阳。12月，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由哈尔滨迁到沈阳，汪金祥率东北社会部全体干部星夜兼程重返沈阳。1949年5月14日，东北公安总处改为东北公安部，汪金祥任部长，同时兼任东北公安军司令员、政委。1952年10月，汪金祥任东北局常委，1953年初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东北政法委员会主任。
在东北局和公安部的领导下，汪金祥指挥东北各级公安机关，将保卫工作重心由为战争服务转到保卫恢复经济建设上来。围绕保卫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打击国民党党团特务的破坏活动。
横扫国民党残敌，整顿沈阳社会秩序。沈阳解放前夕，国民党在沈阳的十几个大小特务系统，按其“应变”计划，大批特务潜伏起来，伺机进行情报、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企图盼国民党卷土重来。汪金祥趁敌人惊慌未定之际，先发制敌，指示沈阳市公安局在市区周围设检查关卡，发动政治攻势，号召同民党党团特务和军政官吏自动投案。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仅十几天，相继捕获保密局东北特别组少将组长吕思衍、东北督察室主任兼沈阳站站长诸大光、剿总二处上校主任张荣功、励志社少将主任李中奇、剿总少将监察组长马得良等320多名，其中有中校至中将特务头子27名，缴获电台80余部，发现新的侦察线索80多件。
开展对反动党团特的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和改造旧城市等一系列工作。1949年3月，汪金祥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部署了登记处理散兵游勇、反动党团特登记等任务。东北各地共登记反动党团特分子13.6万余人，其中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分队长以上骨干和各种特务、谍报分子约占10%。取缔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50余种；对新解放的锦州、长春、沈阳等大中城市进行了改造，开展了禁娼、禁毒、禁赌斗争，取缔了妓院、烟馆、赌场；加强特种行业管理，建立户口制度，整顿了社会治安，恢复了城市交通，净化了城市空气，建立了革命新秩序。
保卫毛泽东主席赴苏联谈判的绝对安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赴苏联同斯大林谈判。根据公安部“关于不惜一切代价要保证毛主席绝对安全”的指示精神，汪金祥亲自制定东北线路（山海关至满洲里）警卫工作计划，亲临一线对东北1800公里铁路沿线的警戒护卫工作进行布置检查，亲自指挥广大指战员、公安民警、党政干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日夜坚守岗位，及时发现、排除敌特的各种破坏，并亲自随车警卫，出色地完成了保卫毛主席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
改造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1950年8月，苏联政府将俘获关押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武部六藏、中将师团长铃木肩久、日本宪兵大佐斋膝美夫等980名日本战犯和伪满皇帝溥仪、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宫内府大臣熙洽等60多名大汉奸移交我围。按中央指示，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战犯管理委员会，由东北公安部负责接收、关押、改造工作，下设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汀参战。日伪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得得意忘形，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务科长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写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摄作用。在东北局和公安部的领导下，汪金祥亲自过问，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对日伪战犯改造取得了圆满的效果，赢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一些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蒋反动派“将重返东北”，纷纷露头进行破坏活动，尤其是新解放区较为严重。根据党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经济建设，东北局决定，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东北地区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汪金祥认真贯彻“全党动员，群众动手，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和坚决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政策，通过大规模镇反运动，比较彻底地肃清了隐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严厉镇压了一批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的刽子手，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气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大批残余反革命分子被捕。一时间监狱拥挤，犯人坐吃闲饭。汪金祥根据毛主席亲自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起草修改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决议，于1952年正式建立了东北劳改工作机构，接收了东北司法部管辖的监狱，先后建立了70余个大中型劳改农场，60余个劳改工矿企业，既改造了罪犯，又创造了财富，减少了国家开支，稳定了社会。
指挥长白山搜捕伞特。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占我国东北。美国和台湾特务机关为配合侵朝战争，在东北地区曾连续空投了几批间谍特务，企图建立“敌后武装”。汪金祥在领导东北各级公安机关进行轰轰烈烈镇反的同时，也全力同美蒋空降派遣间谍特务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保卫我国边境的安全．1951年冬，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东北公安部召开了东北地区边防保卫工作会议，加强了沿江、沿海保卫机构建设。
1952年10月初，汪金祥接到吉林省公安厅的报告，称9月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李军英投案自首。李军英交待，当年7月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另将5名伞特空投到长白山老岭山区。汪金祥立即召集东北公安部主要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制定对敌斗争措施，决定由吉林省公安厅迅速组织公安队伍搜捕长白山老岭地区的空降伞特。吉林省公安厅长薛焰即派副厅长王吉仁、张树权、政保处副处长吕天率领侦察队伍，立即奔赴长白山地区搜捕伞特。10月，正是东北平原秋高气爽的季节，但此时的老岭山区却已是大雪纷飞，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接连数日，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部署兵力，全面封锁，图们汀各边防连队和安图至神武各执勤点上的边防分队也加强了巡逻堵截。同时，又组织边防公安部队和民兵共1C00多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拉网搜山行动，但均未见伞特的踪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公安人员忍饥挨冻，终于发现敌人。11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的5名伞特，其中4人被活捉．1人被击毙。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寂静的山林》，就是根据这一真实经历而改编的反特影片。
为了给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更沉重的打击，汪金祥部署了逆用电台技师，诱歼美军飞机的第二战役。他派东北公安部队司令员谭友林亲自率领一个高射机枪连，按预定时间秘密到达长白山老岭山区三道沟。11月29日22时许，一架047型无同籍标志的间谍飞机，在地面三堆大火和无线示向器的导引下进入到我方包围圈中。在高射机枪、冲锋枪、卡宾枪交叉火力的射击下，间谍飞机机头起火，机身撞上山石断为两截。美军驾驶员和导航员当时毙命，另两名美国特务被活捉。由于东北公安部的正确指挥及吉林省广大公安干警的艰苦努力，在广大民兵群众的协同下，成功地粉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情报机关空投特务的阴谋。为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揭露美国侵略者罪行提供了有力的罪证。事后得到一·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和公安部的通报嘉奖。
保卫东北大规模经济建设。东北全境解放后，汪金祥立即召开东北公安会议，部署以保卫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公安保卫工作任务。东北是我国重工业主要基地．1952年国家又在东北新建、扩建重点项目130个，形成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按照东北局和公安部指示，从1949年起，采取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重点后一般的步骤，从东北公安部到省、市、县公安厅、局内逐步建立了经济保卫机构。同时，在大中型企业（工厂、矿山、电站、基建、财贸）等部门内部建立保卫组织。如丰满水电局、鞍山大型钢厂等还设立了公安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形成了巨大的保卫力量。在经保工作中，“实行预防为主，重点保卫的方针”。预防和打击了各种敌人的破坏活动，真正起到了保卫生产建设安全的作用。
1954年8月，党中央决定撤销各中央局和各大行政区，东北局和东北公安部随之撤销。汪金祥奉调回北京，任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77年7月，汪金祥被任命为公安部顾问，并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初，汪金祥又响应党中央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号召，辞去全国政协常委和公安部顾问的职务。1982年12月，汪金祥病危。彭真、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看望。陈丕显深情地对他说：“党是了解你的，你是个好同志”，“你的一生是好样的”。1983年1月16日，汪金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