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公开发表始末

作者:王树人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7-06 阅读量:0

人民出版社于1952年7月1日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载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此文页一正文的下面,印有编辑者的这样一句简单的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谁都知道,写信应该是写收信人的称呼的,但这封信却没有,正文中也没有提及收信人的姓名。那么,毛泽东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批判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为何要给一个人写信呢?编辑者又因何不把收信人的姓名告诉读者、而把一封信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呢?  毛泽东的这封信是写给林彪的  毛泽东因何要给林彪写这封信?这还得从“古田会议”说起。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会议由陈毅(时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主持并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议改选了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应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必须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决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坚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这个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党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为打破闽粤赣三省敌人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会剿”,决定转战江西。第一、三、四纵队于1930年1月3日出发,毛泽东则率领第二纵队断后,阻击从龙岩方向来的敌人。1930年1月5日,在圆满完成阻敌任务后,毛泽东又在思考着一个事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直接提出者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因为在1930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林彪在信中不但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也缺乏信心,而且还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列举了红四军党内的八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但唯独没有对悲观主义思想予以抨击。应该说,这种悲观主义思想不但在红四军部分指战员中是存在的,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区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就在古田镇赖坊村一间简陋的房间里,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干字的回信,帮助他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并借此教育全军。毛泽东之所以决定用回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观情绪存在时间很长,而且不断反复,经常会出现苗头,尤其是在革命暂时遭受挫折的时候;二是基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特殊关系:林彪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也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为此,批评、说服林彪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和帮助,并可借此教育所有持这种情绪的其他同志,而不至于影响党内团结。

回信部分内容实录  毛泽东回信的开头(后来被删掉了)是这样写的:“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东西给你呢?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到一点东西,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在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即)使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在信中,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写道:“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还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在信中,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信的结束语(后来被删掉了),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就在于这一点。”  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不仅把信送给林彪,还交给红四军政治部,用钢板刻写油印,发至党内领导干部传阅。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至于林彪看了毛泽东的回信后,表达了什么态度?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林彪因何要给毛泽东写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的一系列挫折,使得党内和红军内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1928年5月,林彪自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后,眼见敌强我弱,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林彪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说:“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林彪这种言行的影响很恶劣,但毛泽东当时并未在意。在毛泽东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

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朱德、毛泽东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五百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1929年5月18日晚,红四军前委曾在瑞金叶坪村讨论时局和行动方针问题。林彪曾忧心忡忡地说:“我根本不同意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还说:“我的主张还是要队伍分散了去打游击,看一个时侯,看一个很长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希望。”毛泽东和陈毅在会上当即批评他。可他却没有接受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向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苏联学习。当时红四军高层因为建军问题争论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足够关注。  林彪在“古田会议”期间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也清楚,自己的右倾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是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因此就有些不安起来。趁大家高高兴兴过新年之机,他便以“祝贺新年”的名义,分别给毛泽东和陈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趁过年之机,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希望提出批评。  对于1930年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这件事,55年后,黄克诚有过一个评论。1985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科全书编辑室的编辑将“林彪”条目的释文送呈时任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审查,黄克诚对他们讲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他说:“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有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这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  林彪对回信的态度发生转变  如果说林彪早期还有一种不隐讳自己观点和虚心接受批评的坦诚态度的话,那么到了后来,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他就变得越来越矫饰了,对毛泽东写给他的这封回信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1941年12月延安整风运动中,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毛泽东亲自主持编印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一书,书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林彪的这封信,而且作为整风的重要文献,供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学习。此后,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均收录了这封信。对此,林彪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1947年秋天,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局已趋于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把毛泽东过去陆续发表的文章和延安整风时期编印的《两条路线》等文献,再集中他的有关著作,加以整理、汇编,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由于毛泽东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文集时,要收入给林彪的这封信。了解这一情况后,林彪于1948年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同时表示:“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做出两条指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显然,出于对林彪的爱护与关怀,毛泽东才做出以上批示。因此,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中,就没有收入这封信。

然而,由于这封信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在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时,这封信再次入选。不过,为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将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将明显可以看出是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文章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但那时的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竟有不认账的时候。

林彪曾妄想翻案

其实,林彪应该明白毛泽东对他的宽容与爱护,可是建国后变得异常敏感的林彪,总觉得这封回信及其有关的历史背景对他是个影响,并因此耿耿于怀。随着野心的膨胀和权势的增大,林彪更是对这段历史感到心虚,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想要掩盖历史的真相。

1969年9月,已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的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被写进九大《党章》。这让林彪更感到需要把自己早年的那一段历史完全洗刷掉。于是,他在重游井冈山时,授意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代笔填写了两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并送呈毛泽东主席阅。

其一为:“繁茂三湾株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势把敌顽埋葬。”

其二为:“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其二中的第六句,代笔秘书原来写的是“何疑星火燎原”,因林彪看后不满意,于是就改为“岂疑星火燎原”。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明显语气加重了。从这首词中,哪里可以看出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的悲观主义情绪?显然,林彪是想一笔勾掉历史的旧账。难怪毛泽东看后,微微一笑,接着就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两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报告。1991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日正式出版发行,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被收入其中,标题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过在篇目首页添加了一个恢复历史原貌的注释。注释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