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洛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办公厅副主任，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最早推出“西北歌王”王洛宾的事，却鲜为人知。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40年代初说起。
1938年张西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重庆以《新民报》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9月，他作为《新民报》记者，同中央社记者、《扫荡报》记者一起，冲破种种障碍，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他写出了影响很大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重要文章。《毛泽东选集》中的一篇叫《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文章，就是指的这次采访。当时，张西洛就是“陪都”和大后方的资深报人和记者。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不久张西洛身份暴露，他和妻子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当地开明人士的帮助下，疏散到“陪都”重庆近郊江津县城。他仍以报业为掩护秘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的思想。他的公开身份是《江津日报》副社长兼经理，《江津日报》主笔是涂志印，总编辑王野芹。这份报纸由江津大西门外的黎金茂印刷局承印，营业部在通泰街，营业部的门面很宽大，有一半的剩余空间。张西洛就向地下党上级组织请示开办一家书店，上级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建议。1942年初，他利用营业部剩余空间开办起了“江津大公书店”。张西洛妻子何惠一和地下党员李思源任店员。书店暗中销售革命书刊，吸引了许多的读者，很快就成了江津县最大的书店。但这引起了重庆卫成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怀疑，他们也成为书店的“常客”，常来书店转悠，进行监视。
为了麻痹特务，应付当时的政治环境，1943年张西洛与地下党员王野清、朱泽莹、李思源等商定，决定江津大公书店出版新书，当时较大的书店经批准后是可以出版书报的。出版什么书？张西洛突然想起了王洛宾。
1939年，张西洛在延安结束对毛主席的采访后又到甘肃、青海等地采访。在青海的西宁市，他受到了当地各界的欢迎。在一次晚会上，他听到了优美动听的西北民歌。就在这个晚会上，他结识了当时还不出名的这些歌曲的作者王洛宾。王洛宾在默默搜集整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民歌，而当时的其他汉族音乐家根本就没有注意这顶工作。王洛宾从路过兰州的维吾尔族汽车司机那里记录和整理了后来成为他系列西部民歌的第一首《达坂城》后，倍受鼓舞。于是他一边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和“血花剧团”的抗日宣传活动，一边收集整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新疆的西瓜大又甜》等等。当时王洛宾还不完全懂少数民族语言，只能找一些初通汉语的少数民族朋友将歌词大意翻译出来，由他根据意译的简单的几个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编配上汉语歌词，这就给自己自由创作留下了广阔天地。
在西宁，张西洛与王洛宾经过几天交往，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相互信赖的朋友。当时由于青海的条件非常之差，加上其他原因，王洛宾的这些歌曲都不能出版。为了保存，他就自己进行油印，并简便地装订成一本《西部民歌选》。王洛宾与张西洛分手时，他拿出《西部民歌选》万分珍爱地交给张西洛说：“请你带到重庆，帮忙找个书店正式出版。拜托拜托……”张西洛接过书，满口应承了下来。后来张西洛回来重庆，四处联系书店，都没有完成朋友的嘱托。
很快，江津大公书店将《西部民歌选》交江津县黎金茂印制局铅印成书，正式出版，此次印数2000册，这是王洛宾歌曲的首次正式出版。当时江津县城和附近的白沙镇迁建有许多的大中学校和文化机构，此书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本今天被誉为音乐经典的《西北民歌选》在当时江津的文化界、知识界特别是在流浪到江津的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股大旋风，王洛宾的歌轰动了江津，轰动了陪都重庆……因为这些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味，所以不论是江津县城初通文墨的街坊小市民，还是江津乡下的樵夫走卒，大多能哼唱几首。就连当时在巴县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的一些师生也赶到江津购买《西北民歌选》。当时的《江津县政府公报》对此还作了专门的报道。
不久，国民党特务察觉到《江津日报》和江津大公书店地下党的活动情况。1943年9月，重庆的特务来到报社，逮捕了地下党员王野清和朱泽莹等人。幸亏当时张西洛生病到乡下治病，才躲过特务的追捕。张西洛立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撤离江津，疏散了泸县、内江等地。
江津出版《西北民歌选》后，王洛宾的名字在后方“陪都”重庆得到了更为广泛传播，以后他的歌曲逐渐唱响全国，广为流传，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
1979年10月，王洛宾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邀请创作了歌剧《带血的项链》，后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他千方百计打听到了第一次出版他歌曲的张西洛此时在全国政协工作，于是亲自到张西洛家进行拜访。他对张西洛36年前在江津从事地下党革命工作时出版他的歌曲深表谢意，两位老人激动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