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7岁离开韶山，走向广阔天地。从接触第一份报纸《新民丛报》，他即开始接受先进的思想，以后无论是短暂的当兵期间还是在校求学时他都坚持读报，并形成了一种习惯。报纸在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蒙、指引作用，他早年读报、办报的过程即是他踏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早年读报纸思想受到启蒙
毛泽东从8岁开始，前后总共读了6年私塾。17岁那年，父亲本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求学的愿望更迫切。后来经过亲友对父亲的劝说，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来到湘乡县城附近东台山下的东山小学堂继续求学。
在此期间，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新民丛报》的合订本。该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的，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不过在1907年已经停刊。毛泽东对这份报纸十分喜爱，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事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事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通过读报，从维新派接受到了政治启蒙，对当时的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有了自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个报纸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它使毛泽东进一步开拓了视野，开始在思想上接触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他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探求真理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也显然是从这里来的。
1911年春，毛泽东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初到省城，17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正在酝酿中。激烈的斗争局势，使毛泽东对政治更加关切。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文章贴出以后，立即在全校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热血青年受到鼓舞，反清情绪急剧高涨。
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人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年近18岁的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当时，新军每月发给士兵7元的军饷，毛泽东除了每月伙食所用二三元外，其余全部用来订报纸，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的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从当时开始，读报培养了他注意研究政治问题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根本不是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但，这对于满怀革命热情关注中国出路的毛泽东来说，依然具有新鲜的诱惑力。毛泽东很有兴趣的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他说：“报纸是一部活历史，是一本百科全书，从这上面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东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社会主义”一词深深地留在了毛泽东的脑海里。
第一师范时的“时事通”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和袁世凯订立了协定，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解散，清王朝宣布退位。1912年春，已经当过半年兵士的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在如何报考学校的问题上，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各类报纸，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入学6个月后，毛泽东认为“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于是他断然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又一个半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但因为费用与住所问题，已难于为继。于是他不得不面对现实设计自己的未来。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再三权衡后，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诱惑。”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有利的学习环境，刻苦学习，探索为学之道。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当时的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览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据他的同学周士钊回忆说：“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点多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及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反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之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列强开始互相厮杀。毛泽东由于勤于阅读报纸和书籍，掌握了大量的时事。对时局的发展往往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1916年，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基础动摇，当时，国内报刊传出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但毛泽东却在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酣睡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1年后，即1937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证明了这位当时年仅23岁的师范生的预言。
办报刊书社传播革命思想
1918年8月15日，为帮助新民学会会员做好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来到北京。不久，经老师杨昌济引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他利用良好的学习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北大图书馆内各种新书报。在北大期间，他还积极参加1918年10月l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虚心向他请教有关办报经验。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在北京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回到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当时25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在酷暑时节，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这篇文章曾被当时《每周评论》的主编胡适评价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现今的重要文字。而《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荣等创办文化书社。他认为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创办书店贩卖新书报，向全省青年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7月31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由于与京沪各地书报业联系紧密，所以国内书报很快就能运到长沙，到达读者手中。通过书社购书便利，书社营业员虽少，但常将书报送上读者的门。文化书社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青年毛泽东通过认真读报，深入分析，汲取了先进思想，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了他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他创办报刊、书社，宣传革命思想，对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报纸在青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