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下午，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第一个昂然走上了反动军阀的绞刑台。与他同时遇难的19位烈士中，有一位女子，她身材瘦弱但神态从容。她就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张挹兰。
张挹兰，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西参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她原名兰秀，取意“拦住”，即不再要女孩儿的意思。后来她自己改名张挹兰。她在家里年龄最大，下有三弟二妹。
张挹兰的祖父是箭清秀才，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但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女孩子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但聪明好学的小拖兰百般要求祖父教她读书认字。祖父比较开明，疼爱这沓与众幂同的小孙女，就在放学后教她读书。经过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张挹兰后来成了一个能写会算的“女秀才”。那时的妇女都兴缠足，张挹兰也不能例外，但她极不情愿。后来在北京，她还多次跺着她那双畸形的脚，控诉旧礼教对她的残害。
张挹兰十七八岁的时候，由家庭包办嫁给了当地一个龙姓农民。丈夫忠厚善良，两人婚后生活还算和谐。但后来的一个意外事件，彻底改变了张挹兰的生活。
1915年春，当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张挹兰的二弟先病倒了，接着她的儿子也染上了这种病。虽然二弟后来幸免于死，但她心爱的儿子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此，张挹兰精神上受到惨重打击。为了排解心中的悲痛，她毅然离开龙家到县城女子小学去读书。当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在新办的“洋学堂”里，张挹兰开始接受科学知识，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她在县立小学只住读了一年，便被龙家的亲戚请去当了家庭教师。
五四前夕，受新思想的影响，张挹兰对知识的渴望愈发强烈。于是，她向龙家提出到北京求学的要求，得龙家长辈的支持，决定由龙氏族祠提供给她每年150元的学费。过去这种学费只给外出读书的男孩子，这次破例地给了张挹兰。1919年秋，张挹兰离开湖南到北京求学，开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为了跳过中学阶段提前升人大学，张挹兰进了一个私立补习学校。她生活简朴，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在同学中与众不同，但她满不在乎。经过半年多的补习，张挹兰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住校攻读了一年。
1921年夏，张挹兰的二弟友松也中学毕业了，但家中却无力供给他们升人大学。正当姐弟俩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之时，二弟接到一个同学从南洋来的信和汇款，要他们姐弟俩到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去做华侨小学的教师。于是，他们到了棉兰，打算在那里积攒一点钱，然后去欧美留学，将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不料事与愿违，他们刚到棉兰三四个月，就得到父亲在北京病故的噩耗，加上在南洋的生活不理想，他们便于第二年暑假返回祖国，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并都被录取了。 入学后，姐弟俩主要靠半工半读的微薄收入，维持学业和一家人的生活。张挹兰当过家庭教师，做过抄写工作，二弟还在《京报》当过记者。但这些工作都不持久，经济经常陷于恐慌。生活十分艰难。所幸张挹兰因成绩优异，获得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奖学金，每月15元，就这样度过了难关。
1924年北大预科毕业后，张挹兰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
国民党“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的帮助下，于1924年3月在北京翠花胡同8号先后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党员组成，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组织。我党充分运用这个组织形式，帮助改组后的国民党发展党员，培养骨干，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5年4月，张挹兰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参加国民党，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中山主义实践社是一个国民党左派势力较大的革命团体，它明确提出实践新的三民主义，奉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运动等主张。这是张挹兰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这时候她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教育救国和妇女解放的理想，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单凭个人奋斗是不会成功的。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工作，3月底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办公。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进行改组，张挹兰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创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一所职业学校—一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刊物和学校在西城报子街49号。这个地方不大，是由两层四合院组成的，前院是缦云女校，有四五十个学生在东西房上课；后院是《妇女之友》社，张挹兰任刊物主编，中共指派的韩桂琴任副主编。妇女工作的联络、集会等也在后院，北京各大院校的女生常到这里来活动。当时共产党员郭隆真就住在里边，公开身份是负责缦云女校行政事务，同时进行革命活动。
《妇女之友》先后共发行了12期。张挹兰除了担负采访、组稿、审稿任务外，还亲自撰稿，论述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她的《妇女运动述略》、《新妇女的使命》两篇遗作集中反映了她对妇女运动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她在文章中说，我们妇女“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列强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封建制度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独有的”。基于中国妇女所处的这种受双重压迫的环境，她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必须做双重的努力，这就是“一方面努力求国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那么如何求得国家和妇女自身的解放呢？她指出，一方面要“认清自己是国民的一分子，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救国运动”，“和全体国民团结起来，把国内的恶势力铲除，建设一种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强的侵略”；另方面要“认清自己没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虫生活的人生，是人类的无上耻辱，应当和全体女同胞团结起来，把这种万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铲除净尽，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解放国家、解放自己的革命行列，她针对当时流行于女知识界的那种“自家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求得自己物质生活上的安全和满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这些想法是“狭义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1927年3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张挹兰又接任了妇女部长的职务。此时因重任在身，她早已不能到北大上课，成了一个挂名的学生。
1926年12月下旬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后，北京城里到处张贴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反动文告；各种反动势力也纷纷组织所谓“国民制赤会”、“反赤大同盟”等反动团体。为了彻底剿灭北京地区的革命力量，反动当局采取跟踪盯梢，派遣密探打入内部及收买叛徒等手段，侦察和搜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及其革命活动的情况。1927年4月，大批便衣侦探及武装警察，在北京展开空前的大搜捕。
4月6日清晨，张挹兰还没有起床，一伙便衣侦探便突然闯入。发现自己已处在敌人控制之下，她镇定自若，毫不惊慌。穿好衣服后，被警探押上囚车。敌人随即在她的居室大肆搜查。据刘清扬后来回忆，张挹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职务后，工作非常积极，但因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未将工作计划等文件收藏好，被敌人从她的枕下搜出，成了她的罪证”。
被捕后，敌人对张挹兰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她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机密，没有使任何同志受到牵连。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判处死刑，并于当天下午执行绞刑。张挹兰是20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
关于张挹兰当时走向刑场的情景，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顺天时报》这样记载：“……第三辆车为女犯张挹兰及邓文辉同坐，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胸而入……”敌人为了做反动宣传，在执行绞刑前，给每个被害者都拍了照。从张挹兰的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临危不惧的女英雄。她神态坚定刚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