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从1951年起，我国就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其中大量的是教育部派出的学生，此外还有军事留学生、青年团留学生和实习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和中苏关系的发展，派遣留苏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1953年更是成为派遣工作的一个高潮期。到1959年，我国共向外派遣留学生16152名（大学生5805名、研究生1973名、进修教师311名，实习生8063名）．其中派往苏联的共14798名，占到总数的91.6%。谁曾想，196fl年的夏天，缘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彻底公开，两国关系终于无可调和地走向了破裂。
因为变化来得十分突然，以致我国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来不及做出重大调整，在当年9月份仍向苏联派出了三百多名留学生。在随后召开的第二次留学生工作会议上，虽然承认科学技术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千方百计不断学习外国的先进成就，苏联和东欧各国也还是有不少可学的东西，但根据中央的指示，派遣留学生的方针已经调整为：要本着积极而慎重的态度，采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进行派遣。绝不存在依赖思想，对方不接受就不勉强。本来计划是1961、1962两年派出留学生600名左右，但实际这两年我国只向外派遣了300多名留学生，其中1961年和1962年分别向苏联派遣了71名和35名。而其时，在苏联尚有大量的留学生还未毕业。于是，中央提出利用暑假组织留学生回国进行政治学习，并由1959年规定的每两年回国一次改为每年回国一次，以使他们尽快地了解到围内的情况，把握好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回国学习
1960年夏秋，按照中央的指示，教育部开始组织留学生分批回国。这时留学生们还都不知道中苏两国间发生的变故，以为只是普通的教育学习，在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路欢声笑语。回国后的留学生们被安排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生宿舍里，进行了一个月的封闭学习。学习主要通过正面教育的形式，内容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在国内问题上，留学生们听取了各方面的报告并被组织进行了各种参观；在国际问题上，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留学生们在学习中发现，虽然是以列宁的学说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论述为根据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可是其中有一句：“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我们同苏联老大哥有些分歧和矛盾，隐隐地觉察到这次回国之旅将非比寻常。7月29日，留学生们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听取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第三届文代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当谈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陈老总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慨。1960年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又刚刚爆发武装冲突，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左”的错误造成的巨大经济灾难，陈毅作为外长对苏联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一下子就火了。大家都没见过陈老总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时间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凝重。会后，时任高教部部长的杨秀峰把与会者留下，严肃地告诉大家：“今天的会议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国内还没传到，连局级干部都没听到。如果谁透露出去，党纪国法处分。”以前那种隐隐的感觉被证实了，中苏间出现了大问题，留学生们突然感觉有点儿茫然。政治学习结束后，一批在苏联学习保密性质专业的学生被要求提前毕业。当时中央考虑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可能给中国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甚至还有被扣留的危险。另外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领毕业证，学到知识是最重要的。这批学生中有一千多入学的都是军工和核技术相关专业，面对国家分配的工作他们没有一个不服从的。
以前地久天长的中苏友谊现在已经暗淡无光，回去后怎么面对曾经的朋友和亲爱的友人。留苏学子无法选择，就是苏联人民也无法选择。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影响莆两国的人民，而留苏学生作为两国间关系的前端群体，更是最直接的感受者。
再回苏联
在留苏学生回苏途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他们乘坐的火车开到苏蒙边境时，突然被阻止不让进入苏联国境，理由是车上发现有疫情。经过两天的检查，车上根本就没发现什么疫情，最后还是在我国有关部门的交涉下，列车才得以进入苏联境内。这段小插曲似乎预示着留苏学子今后在苏联的日子将不会像从前那样平静了。
终于可以回去继续学习了，可这时的学习环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有关新技术的材料已不再提供给中国留学生，一些重要的实验室和设备也不让他们使用了，尤其是跟国防相关的内容更是受到种种限制。当一些学生等到朝思暮想的实习机会时，却被告知中国学生的实习地点另有安排，苏联技术向中国学生拉上了神秘的面纱。在中苏关系趋冷的背景下，苏联人对中国学生技术上“留一手”，大家也能理解。可是留学生们周围时常笼罩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大家很烦感。在苏联政府眼里，中国留学生是宣传“错误”思想的“捣蛋鬼”，于是对他们进行种种限制和干涉。留学生们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刊物被苏联海关没收，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学生学习受到刁难、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等等。面对这种“特殊照顾”，大家不得不想想法子，比如怕房间里有人监听，支部会就在公园大家散步进行。尽管官方与中国人打交道变得小心谨慎，有些苏联人也不像以前一样对留学生那么热情了，但仍有许多善良真诚的苏联百姓一如既往地帮助来自中国的朋友，一些苏联教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对留学生们倾其所知。这些真挚的情怀让年轻的中国学生深深地感动。
这一时期国内对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其中要求留学生必须遵照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每个时期的有关指示，，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在对外接触中，应该站稳立场，谦虚谨慎，不卑不亢，不应该对外国人讲的话不要乱讲。留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则是：凡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我友好者可以参加。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深情厚谊了，留学生也要随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学生的言行已不仅代表自己的观点，更是国家立场的一种体现，因此他们的言谈举止不得不谨慎，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每当苏共召开大会后学校老师向留学生们传达时，中国学生都会等老师讲完苏方的观点后，由一名代表阐述我们的立场。双方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大家在这种场合不会争得面红耳赤，都会让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这种温和的争论并没有持续多久。1962年冬毛泽东作的《七律．冬云》，字里行间洋溢着与苏修斗争到底的万丈豪情，已经能看出大论战的苗头了：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强遭驱逐
1963年，随着中苏论战的开始并且白热化，驱逐中国留学生成为苏联表达自己对中国言论不满的一种表现。这年6日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苏大使馆，宣布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梅文岗、鲁培新、王耀同和中国留苏研究生刘道玉、研究所工作人员姚毅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召回。原因就是他们在苏联散发了已经发表的中共中央6月14日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刘道玉清楚地记得：6月下旬的一天，他和两位留学生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交涉，希望苏方对我国留学生被监视、信件被拆等情况采取措施。但对此苏方一概否认。当时气氛就很紧张，双方你来我往争论持续了一上午，言辞很激烈。临走时，他又把中共致苏共的信递交给了秘书长，苏方当时并没有拒绝。但6月底，刘道玉就接到了大使馆的通知，说因形势紧迫要他准备后天马上回国。回到国内后，他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并受到各有关部门领导的亲切接见，这明确表达了我国对苏联做法的鲜明态度。
然而，这一事件仅仅是个开始，随后这种驱逐事件接连发生，并且不断升级。9月7日，北京一乌兰巴托一莫斯科国际列车在下午到达苏联的纳乌什基地后，当地海关和边防部队以违反苏联现行法律为由，强行没收我列车乘务人员和留学生的俄文版新华社材料。乘务人员和留学生当场提出抗议。但苏方不但不归还电讯稿，反而出动数百名边防军包围车站，封锁列车，并把42名中国留学生强行扣留在海关检查室。在这次激烈的冲突中有一部分留学生受了伤。最后苏联边防军在9月10日强行将中国列车及全体乘务人员和中国旅客武装押送出苏联国境，当时，我国推行抗美抗苏、“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在中国人眼中苏联与美国联合起来称霸世界。1965年3月4日下午，留苏学生在莫斯科举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与苏联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大批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n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此时的苏联已经不是留学生的学习之邦，红场成了留学生“反帝反修”的战场。
1966年9月20日，我高等教育部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由于我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所有外国在华留学生休学一年，苏联在华留学生原计划当年年底毕业，基本课程已经学完，可以提前毕业。此后不久的10月7日，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科学院也暂停了中国公民在苏联学校和科研所的学习，并要求中国公民于10月底前离开苏联。11月2日，中国留苏学生65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至此，建国初期开始的我留苏派遣工作完全停止。